传播研究范式与中国传播学的发展

[摘要] 本文回应《从冲突到对话——评传播研究典范：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一文，通过对范式概念的辨析，将目前学界公认的三种传播研究范式——社会科学研究、诠释研究以及批判研究——进行梳理；并结合中国的社会历史语境，探讨这三种研究范式在我国的发展状况；最后针对传播学多元范式并存的现状，提出要正确理解范式之间的张力，避免其负面影响，以促进我国传播学的发展。 [关键词] 传播研究；范式；社会科学；诠释；批判《国际新闻界》2004年第6期发表了杨茵娟女士的《从冲突到对话——评传播研究典范：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一文。杨文从传播研究范式（该术语大陆与港台译法不同，大陆多称范式，港台习用典范）的角度分析、比较了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文化研究，视野开阔，逻辑严整，是一篇很扎实的学术论文。不过，笔者肯定杨文的同时，也想对杨文的一些观点提出不同的看法，并想沿传播研究范式这一思路对杨文没有谈到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算是对杨文的一种回应。 1、对传播研究范式的思考杨文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三种传播研究范式，即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但在讨论中并没有论证她所采用的范式概念。众所周知，范式这一概念是由库恩提出的，金兼斌先生在他的一篇讨论传播研究范式的论文中曾经指出，根据库恩自己的说法，其范式概念主要有两层意义：第一，它代表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第二，它涉及该整体中的一种元素，就是具体的问题解答，作为一种模型或范例，可以代替规则作为常规科学其他疑题的解答基础。[1] 从以上两种定义来看，杨文所采用的范式概念可能更接近第二种。然而，国内学者现今在讨论研究范式时多采用第一种更为宏观的、形而上的定义，比如金兼斌先生同样援引西方学者的说法，认为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范式，是有关科学和社会基本性质的一组形上假定，无谓对和错，而只是提供了观察人们社会生活的不同方式和思路。[2] 那么在这种目前在大陆学界占主流的范式概念下，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文化研究都还不能直接被定义为范式，更好的说法是它们是一些学派或流派，它们是某些范式的代表，但其概念要小于范式。如果我们认为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文化研究并不是宏观意义上的传播研究范式，那么传播研究范式究竟又是什么呢？事实上，这个问题一些学者也早有论述。潘忠党先生早在1996年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中，根据传播媒介的功能极具创见地提出了探讨媒介与文化之间关系的三种理论模式（虽然潘文没有采用范式的概念，但所用的模式一词已经具有了范式的意义），即表述模式（认为媒介是表述现实的工具）、传送模式（认为媒介是传递信息的工具），以及把传播视为社会交往仪式和文化的生存与再生的模式。[3] 当然，从整个国际传播学界来看，目前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主要存在着三种传播研究范式，即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诠释研究范式以及批判研究范式。[4] 这三种传播研究范式当然在本体论与认识论上都存在着差别。如果择其要点而言之，笔者以为它们的差别首先来源于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区分。社会科学想仿效自然科学，因此主张价值中立，认为学者必须不带个人偏见地去揭示纯粹的客观规律；而人文学者认为价值中立是无法真正做到的，研究工作具有一定的价值导向不仅是可以的，而且也是必然的。这样一来，如果说社会科学主要是想揭示社会究竟是什么样的，那么人文科学的价值关怀已经让研究工作还带有了一点揭示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性质。前者在传播研究中直接产生了传播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强调客观，强调实证，强调规律性；而后者在传播研究中又可以分为两支，在具有价值导向的前提下，一派强调理解，这带来了传播的诠释研究范式；另一派强调批判，这带来了传播的批判研究范式。 [!--empirenews.page--]在对传播研究范式进行阐述后，回到杨文所探讨的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笔者虽不能同意直接把它们定义为范式，但对作者别具慧眼地选择了这三者却要表示赞赏，因为这三者恰恰涉及到我们上面所谈到的三种传播研究范式。结构功能主义在西方社会科学中一直占有主流地位，通过这种视角来研究传播当然可以算作是传播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代表，事实上今天西方的主流传播学大多走的是这一脉，我们所熟知的5W模式本身就是一种结构性视野。对此，麦奎尔曾说过，功能分析有许

多流派和分支，而且，尽管功能分析的语言对于知识面的吸引力大为降低，不过，要将功能论从媒介与社会的讨论中取出，也已经证实是一件困难的事情。[5] 当政治经济学被导入到传播领域中后，直接产生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这一派学者大多师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作为批判理论的杰出代表，他所具有的批判精神自然会被传播政治经济学所继承，传播政治经济学也因此成为了传播的批判研究范式的代表之一。文化研究学派相对来说要复杂一些，早期的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其代表人物大多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左派，因此他们同样关注权力与意识形态，具有较强的批判色彩，这时其理论应归属于批判范式。但后来的莫利等人受到了符号学的强烈影响，同时也乐于采用民族志研究方法，开始走向了强调理解的路子。文化研究传入美国后，又受到了人类学的影响，因此当前庞杂的文化研究版图中至少有一分支可以归入传播的诠释研究范式，虽然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其时隐时现的批判色彩。当然，需要强调的是，文化研究包罗甚广，其中属于批判研究范式的研究目前依然大量存在。笔者以为，通过上面这种辨析，杨文原有的分析理路可以更加清晰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 2、历史语境与中国传播研究范式相对于西方传播学而言，中国的传播学更多的是一些引进与借鉴的产物，真正原创性的东西较少。然而，如果说西方传播学本身就存在着三种各具特色的传播研究范式，那么我们引进什么、我们偏爱什么就不仅与中国新闻传播学自身的知识传统有关，而且也与中国的社会历史语境有关。笔者以为，目前在中国传播学研究中居主导地位依然是传播的批判研究范式，这与在西方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占主导地位形成了一种对比。正如我们前文所言，中国传播学是改革开放后才引进的，因而老一辈的传播学研究者大多是从其他学科转行过来的，其中又以中文为多，其后新一代的传播学者才是新闻院系自身培养的。但不管老一代学者还是新一代学者，在中国所接受的教育中，马克思主义都会对他们产生深远的影响，这样一来，马克思所代表的批判传统对这些学者来说并不陌生，他们对传播的批判研究范式具有一种天生的血缘上的亲切感，这使得他们非常容易接受并发展这种研究范式。另一个同样值得强调的原因是批判理论的杰出代表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说也较早地被介绍到国内来，他们同样为批判研究范式的导入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当然，今天在国内采用批判研究范式的学者其理论来源已经更为多样化，以葛兰西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传播政治经济学都常为各种学者所效仿。总之，中国的知识社会学传统造成了传播的批判研究范式目前在国内居于主导地位，至少在研究成果的数量上表现如此。 [!--empirenews.page--]然而，随着中国国门的进一步打开，与西方学术交流日益增多，西方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开始对中国传播学的发展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许多学者开始提倡要进行实证研究，要进行量化分析。他们认为传统的定性研究容易沦为一种概念游戏，容易让学术研究转变成为一种政治话语。应该说这些主张有其合理性。从最近一些年进展来看，国内学者在这方面还是取[1][2]下一页得了一些进展，比如复旦大学张国良教授所进行的一系列实证研究致力于在中国语境中验证西方传播学的一些经典理论，取得了相当不俗的成果。不过，从总体而言，目前绝大多数学者采用的依然是批判研究范式。当然，我们有理由相信，采用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学者在以后会越来越多，至少这一范式在中国呈现的是一种上升趋势。与以上两种范式相比，传播研究的诠释范式在国内应该说表现得最弱。早些年很少见采用这种范式的研究成果，近年来随着文化研究在中国的红火，以及符号学逐步被引进，一些学者开始转入这一范式的传播研究，比如陈力丹先生一直呼吁从符号学角度研究传播，而李彬先生与丁和根先生也都在这一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前两种范式相比，诠释研究范式在中国可以说还处于萌芽状态。对国内采用三种范式进行传播研究的状况进行比较，我们不难看出，一种研究范式的被采用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结果，事实上它受制于该学科的知识传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决定了批判范式在中国的流行，而如果没有文化研究与符号学在国内的译介，那么传播研究的诠释范式能否导入也尚存疑问。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范式的采纳与发展与特定的历史社会语境相关。此外，笔者还想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