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朝的崩溃》读后感

同学们有没有读过《天朝的崩溃》这本书呢？读了之后有什么感想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天朝的崩溃》读后感，希望大家喜欢！

对于鸦*战争，我想对于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不陌生的。对于鸦*战争，我只有从课本上得来的浅显地认知，只知道鸦*战争是英国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打开中国市场，把中国变成它的产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其打破了清朝闭关锁国的局面，使中国由封闭到逐步向世界开放，逐步走向近代化。但由于鸦*战争的战败，迫使清政府签订了第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南京条约》，使得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开始遭到破坏，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苦难，使得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进一步了解鸦*战争，我阅读了《天朝的奔溃》这本书，让我对鸦*战争有了新的认知，收获颇深。

《天朝的崩溃》是北京大学教授茅海建先生所著，其又称为“鸦*战争再研究”。当今社会人们关注更多的是鸦*战争的意义，而不是战败的原因。该书以一个不同于以往的观念解析鸦*战争并着重分析战争失败的原因。书中对于清军战败的原因分别从兵力、武器、指挥、战术等方面进行了分析。

兵力上清军人数虽然占有优势，但由于驻防分散，难以集中，因而调动起来难度很大，除训练、打仗外，很大程度上还担负警察的职责。而且当时的清军战斗能力很是差劲。在大部分战场，清军迎战的兵力仅比对手略多或持平。而英军在鸦*战争后期人数已经达到两万，可以算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军*，而且清军中的很多人是从各地、各省抽调而来，其战斗力显然不如整体编制的对手，因而两军在实力上差距很大。

武器上，清军的火器源于明朝末年，由于没有技术上的改进，发射的速度、准确性都很差，而且受资金等条件限制，难以更新，有的火枪竟是上百年的“文物”。大炮的式样也和当年明军阻击后金进攻时的红衣大炮差不多，由于铸造技术也十分落后，使用时经常被炸裂伤及自身，射程、准确性自然不高。很多士兵还在使用大刀弓箭，自然无法和近代化的英军相比。

从战果上看，英军每次取胜都只需付出极少的代价，损失最大的一次是在镇江，也仅有三十多人阵亡，而清军不论人力物力都损失惨重。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裕谦自杀，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江南水陆提督陈化成战死，江南陆路提督余步云被斩首等，这些都是最能征惯战的将领。历次战斗中清军的指挥者都是王朝的精英人物，像林则徐历来勤勉能干、琦善在封疆大吏中政绩最为出色、伊里布善于处

理民族事务、裕谦是主战派中态度最坚决的，杨芳在嘉庆年间镇压起义屡立战功，可算当朝第一名将，差一点的奕山、奕经也是宗室亲贵中的翘楚。但结果是无一例外的惨败。

由此可以看出，在战争中如果仅仅只是指挥者实力不凡，而在兵力，武器等方面与对手相距甚远，结果也只能差强人意。在兵力，武器，战术上清军都远不如英军，实在无法与对手相抗衡，因此鸦*战争清军战败是必然的。而且清政府在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被侵略者打的毫无还击之力时仍然做着天朝美梦。这也是战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清朝方面从来没有把英国看成一个平等的对手，战败之后也从未吸取教训。对于远来的“夷人”，“天朝”只知其“船坚炮利”。如果能从战败中分析原因，并且对英军的战术进行研究，适当改变战术，与此同时在武器上进行改进，对军*进行整治，加强训练，我想结果必然不会这般悲惨。

说到鸦*战争会很自然的想到著名的虎门销烟事件，名族英雄林则徐，而琦善、奕山、是著名的卖国贼。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从《天朝的崩溃》中，我得知称林则徐为名族英雄，琦善、奕山为卖国贼，实则是为了意识形态的统一认识而特别实施的愚民教育的一种。林则徐不一定是了解了世界局势因而提出了行之有效的御敌方略，更多的可能是坚持为官操守维护天朝体统;奕山、琦善都曾是主战派，惜命、爱官的毛病是有的，但要说他们都为一己之私欲卖国求荣恐怕有失公允。在我看来，在中国这样一个重视历史的国度里，没有哪个人物不在乎自己的声名，可以名垂青史、流芳百世是每个人的愿望。因此琦善、奕山等一批“投降派”，其主观上绝对是维护道光皇帝的正统地位，在他们看来，他们所做的其实就是臣子的本份所在。因此依照当时的标准都是符合臣子之道的忠臣。

爱国派其实是主战派，投降派其实是主和派，虽然各自的主张不同，但出发点都是为了清王朝的统治。爱国派的立场未必是爱国，投降派的背景并非是卖国，如若真照爱国派的主张打下去，可能全璧江山都将失与敌手，如果上至皇帝、下至朝臣能对主和派的处境多一点了解，也许和解并不那么罪不可恕。总之，战争的失利并非因为大家爱国心不够炽热，更多似乎是安稳现世输给了船坚炮利。因此对近代史的重新认识是十分有必要的。

正如书中所说：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就在于提供错误，即失败的教训。我们要以史为鉴，对历史的真相有着清醒和正确的认识，从中总结经验，而后有所作为，这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关于鸦*战

争，《天朝的崩溃》一书给了我们一个更深层次的真相，一个超越“爱国”和“卖国”简单道德评判的发人深省的真相。一个民族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远远超过他们胜利时的收获。胜利使人兴奋，失败使人沉思。一个沉思着的民族往往要比兴奋中的民族更有力量。落后就要挨打，适者生存，为了历史不再重演，中国必须要强大起来，我们要大力发展经济，加强人才的培养，加强军事国防上的建设。作为一名当代大学生，我们身上也肩负着重大的使命，我们要尽自己所能，积极投身于祖国的建设之中，为祖国的发展贡献一份微薄之力!

人文性学科研究的一个问题在于其带有强烈的主观性。不同立场的人往往能够从同一样事物当中得到截然相反的两种结论，而使得历史本来的面目变得更加模糊。鸦*战争，就是这样一个被涂上了浓厚的主观色彩而变得面目全非的事物。

读《天朝的崩溃》，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茅海建先生在全书结尾时的一段文字。在这段文字里，先生将鸦*战争和日本的明治维新进行了一番简单的对比，看上去似乎并不起眼，其意义却是极为深刻。1853年7月，就在第一次鸦*战争的硝烟过去11年之后，日本的横须贺港迎来了美国的黑船，这一不速之客的到来，在当时意味着欧美列强全面侵占东亚地区的开始，然而任谁也不会想到，就在美国黑船迎着风浪驶入日本之时，这一浪潮掀起了日本的剧烈变化。

和中国在鸦*战争之后的长期沉沦相比，日本的崛起让人大为惊叹。尤其是在黑船事件过去40多年之后，曾经被日本人奉为师长的中国遭到了近邻的强硬入侵，中日甲午海战因此爆发。这一剧烈的颠覆，让中国人在情感上难以接受。然而即便是到了此时，我们仍然没有清醒的认识。我们依然纠结于在战争失败的后果中寻找替罪羊，将清政府视为万恶之源，将慈禧太后视为巨奸大憝。而在过去的40多年当中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巨大差距，我们却丝毫不觉。

这显然与现实相违背。大量对当时中国现实力量的考证，和身处其境当中的人物们的反应已经告诉我们：鸦*战争从一开始，就是一场中国不可能获胜的战争。这种不可获胜，从政治上而言是制度上的落后，从军事而言，是古老战争模式面对现代化战争的全面失败。然而国人长久以来积累的优越感，使得我们不愿相信地大物博、人才辈出的大国，对付不了欧美的蛮夷。长久的闭关锁国锁住了国人的眼界，也造成了之后天朝在这场战争中错误频出、荒唐连连的现象。

单是对这场战争的定义，已经可见一斑。直到今天中国人对于这场战争的认识，依旧停

留在虎门销烟的民族自豪感上，因此我们将这场战争称之为“鸦*战争”，潜台词是假如没有鸦*的进入，没有中英贸易的逆差，便不会有战争的到来。这种荒唐的认知一直蔓延至今，“落后即要挨打”的背后，骨子里却是中国人自负的情感。

这种自负，从其时龙椅上坐着的道光皇帝而下，蔓延至整个中国。没有人相信“蕞尔蛮夷”会是泱泱中华大国的对手，尽管从知己知彼的角度来说，国人对于英国的认知少之又少。因此道光皇帝轻率地为战争定下了基调，在一种惩敌以扬威的思想之下，他坐在紫禁城里连下圣旨，指挥着千里之外的战争。甚至直到战争结束之时，他连广州城的地形如何都没有亲自考察过，就在上谕之中言辞激烈地批评琦善“被人恐吓，奏报粤省情形，妄称地利无要可扼”，“不知是何肺腑?”这番表达了皇帝强烈不满的上谕，成为了琦善一生的转折点。他不但在此后被革职抄家，更是背上了卖国的骂名。事实如何?顶替琦善的杨芳等人为了安抚皇帝，谎话连连，整个广东战场不再是清军和英军的战斗场所，反而变成了杨芳和奕山等人哄骗皇帝，以辞锋交战的瞒骗地。甚至就连“三元里抗英”的民间故事，都是夸大出来的。中英两国的战争，变成了清王朝上下的交锋，岂不是荒唐?

正因为如此，当事实已然瞒不住，清军一败涂地，被迫签下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时，道光皇帝悲从中来，在圣旨中郁闷地写道：“朕自愧自恨，为什么事情会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呢?”他显然弄不明白，以我天朝上国的实力，到底为什么竟然被这群“蕞尔夷民”逼迫到如此地步?

其实这件事原本也很好明白，道理就在清政府本身。首先是茅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溃》中提出的大量事实证明，道光皇帝的剿匪灭英，根本就是纸上谈兵，胡吹大气。不要说是知彼，就是连知己都没有做到。这一点单从广东战场一隅的变化就可知。他痛斥琦善卖国，不知道是什么居心，但偏偏顶替琦善的杨芳、奕山、伊里布没有一个不是和琦善抱着一样的想法。相反恰恰是因为琦善的直言让他们揣摩到了上意，所以才会有道光皇帝接连受骗而不自知的局面出现。最后到任的伊里布更是完全忤逆了上意，不但不和英国人打，反而一到广州就开始求和。难道真的是因为清王朝的官员们腐败堕落，天良泯灭，到了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了吗?

不是。一个琦善的出现，勉强可以算做是“卖国”，但连续几任都是一样的态度，只能说明伊里布们和琦善一样看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这场战争根本就打不赢。打不赢的战争还要打，只能是自寻死路，所以从琦

善到伊里布，都主张求和，区别只在于琦善直言进谏，伊里布等人阳奉阴违而已。既然如此，问题自然就出在了道光皇帝的身上。因为他是这荒诞一幕的总导演。是他痛斥琦善“卖国”，勒令奕山“战(英军)而胜之，务使该夷片帆不返”，又让杨芳等人痛剿英匪。他在下发的上谕当中轻蔑地称英国人为“蛮夷”、“滑虏”、“性等犬羊”，可见高坐龙椅上的道光皇帝，根本就对事实的情况一无所知，一点不把英国人放在眼里。初到广州的杨芳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在给道光的奏折当中大谈自己在广州何处何处布防，因为知道皇帝看不懂广东的地理，所以胡吹海吹，不怕被戳破。结果果然不错，一篇奏折看得道光皇帝一头雾水，只能安慰性地称赞杨芳说“看了你的奏章，朕心里的烦闷稍解。”事实上他压根就不知道杨芳提到的地名都在何处，只能在遥远的北京凭借自己的想象去操纵这场战争，把军事斗争变成了行为艺术。这样的仗能打得赢，那才是怪事。

事实上在整个鸦*战争的过程当中，道光皇帝表现出的，都是一种无知和颟顸。他本身不是一个雄才大略的主子，也缺乏分辨思考的能力。英国人的鸦*来了，他安然享受，甚至是颇为恋栈，给全国的臣民们开了个坏头;等到林则徐力主禁烟，以现实的分析来让他清醒的时候，他又力主禁烟，并且给予林则徐极大的信任;英国人的船舰来了，一路开到了天津，他又觉得大事不妙，又推翻了林则徐的理论，把他革职查问，让琦善去谈判;等到琦善谈判不成，他又觉得有失国统，于是下令开战。如此反反复复朝令夕改，如何能够让大臣们能够一心一意地为国家办事，为皇帝办事呢? 所以第一次鸦*战争的失败，归根结底其实是帝国皇权走到了尽头的标志。帝国的一个问题是：皇帝不灵光，大臣们就只能跟着不灵光，这叫“顺应上意”。大臣们一旦不灵光了，国家机器也就自然而然要出问题。所以战争的失败，其实就是皇权的失败、制度的失败。如果不是中国的地方大，池子深，外国人不知道怎么趟过，再加上各国之间彼此如何分配没有定论，需要一个代理人暂且管理住地方，大清帝国怕是早就要完了。

当然道光的问题也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因为他缺乏实际经验。这种实际经验的缺乏，是制度的原因，与他本身的智商无关。帝国的皇帝们连出趟紫禁城都难，更何况是考察其他省份?所以他不知道广州是什么情况，不知道军*是什么情况，更不知道战争是什么情况。他的所有认知，都来自下面的臣子。偏偏这样一个缺乏视野、缺乏实践的人物，正是帝国一切事务的最终定夺者。皇权制度的

荒诞，注定了帝国不能长久。这也是为什么历史上的贤君，大多来自开国的前几代皇帝的原因。因为他们见识过现实，了解现实，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有励精图治的想法，也有治国平乱的经验和本事。但一代代再往下，就只能是坐井观天，胡思乱想了。

鸦*战争失败的根本，在于中国的全面落后。在这种落后的局面下，失败不可避免。清政府的无能是毋庸置疑的，闭关锁国的现实让国人完全不知英吉利，不知道世界已经运行到了工业时代。这种无能来自于封建制度的累积，也不能全盘算到清政府的身上。以清政府的无能来做道德上的批判是苍白无力的，战争的结果本就是国力的比拼，既然没有任何赢的可能，求和就是最好的出路。鸦*战争之后最大的问题在于，中国人没有对此进行深刻的总结，换而言之没能全面推翻清政府，彻底将封建君主制打入到历史的角落。于是就有了日本在之后全面超越。

清政府在两次鸦*战争的炮火中飘摇不定，又撑了70多年的时间。这70多年的时间，在今天看来是一段极为黑暗的时光。有意思的是，当日本社会的中下层武士们积极地组织力量推翻幕府推动日本维新之际，中国的义和团却打着“扶清灭洋”的口号勉力地支撑摇摇欲坠的清政府。这并不是民众的错，而是知识界的原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背后，依旧是守旧的力量在作祟，将清政府将塌的危墙扛在自己肩上。由此来看，孙中山先生确实是中国历史上的伟人。假如没有他的出现，中国的黑暗，还不知道要存在几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