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秘书参谋案例

古代秘书参谋案例

古代秘书发挥参谋助手作用的范例禾青在长期研究古代秘书史过程中，笔者发现不仅参谋职能是我国秘书人员的传统职能之一，而且，古代秘书人员在发挥参谋职能时，并不像咨询机构的专家或专业谋士那样，是以出谋划策为专职，而是将参谋活动渗透到许多具体琐碎的秘书实务即办文办事之中，这是他们发挥参谋助手作用的主要方式。这种以秘书实务为秘书工作的基础和本体，参谋职能通常是在完成秘书实务过程中得以体现的参谋方式，不仅可以使秘书的办文办事职能和参谋职能相互依存、相互促进，还可以充分调动广大秘书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作用，从而大大提高秘书工作的效能。下面我以几个小故事来说明这个问题。 (一) 晋穆帝永和七年(公元351年)十二月，桓温关于北伐的请示刚刚递上去，不等朝廷批复，就率大军顺流而下，驻扎在武昌。这种出乎寻常的举动，引起了东晋朝廷一片恐慌。后经宰辅大臣、会稽王司马昱有效地做工作，才化解了这场危机。原来，桓温擅自调动部队的消息传到朝廷后，主持朝政的会稽王司马昱非常忧虑，不知如何应对。在他与大臣商议对策时，他的秘书高崧提出建议:“您应该致信桓温，向他表明利害得失。接到信后，桓温如果聪明，自己就应当主动率兵返回;如果执迷不悟，继续在危险的道路上走下去，朝廷就有充分的理由兴兵讨伐他，到那时桓温究竟想当忠臣还是做逆贼，也就泾渭分明、一清二楚了～”说完，他就坐下来替司马昱起草书信，大意是说:“寇贼发难，应该平定;时运到来，应该承接，这确实是为国家着想的长谋远虑和宏图大志，能够弘扬光大这种事业的人，除了足下还能有谁～但兴师动众，必须以雄厚的财力物力为基础;远途运输的艰难，从古到今都是一件最头疼的事情，所以从一开始就要加以认真考虑，作出通盘安排。近来我之所以对你的举动深以为疑，原因就在这里。你的举动确实出乎寻常，人们对此感到惊骇，社会上流行各种各样的议论说法，想必足下也是有所耳闻

的。希望足下冷静思考此事的严重后果，不要做出有损自己名望和国家利益的事情来。出现如今这种不幸局面，全都是由于我昏庸懦弱、缺乏道德造成的，真是对内问心有愧，对外对不起好友。我与足下虽然任职有内外之分，但维护国家稳定、保证社稷平安这个大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天下的安危，要与完美的德行相联系，所以做什么事情都应该首先考虑国家的安全和稳定，然后才能图谋向外扩展，从而兴隆昌盛帝王的基业，弘扬彰显社会的道义，这就是我对足下的全部期望。我的这点小小的心意，难道还担心得不到足下的理解而不坦诚相告吗,～”桓温见信后立即上书，诚惶诚恐地表示谢罪，同时把部队带了回去。由此可以看出，在这次劝阻桓温的行动中，会稽王司马昱的秘书高崧起了关键作用。作为高级领导成员的秘书，不仅要有出类拔萃的文采，更要有高瞻远瞩、洞察天下大事的敏锐。高崧在劝阻桓温的过程中，既给领导出了致信桓温的好主意，又亲自动手写了一封义正词严、申明大义、掷地有声的书信，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参谋助手作用。 (二) 唐宋时，朝廷文书分为内外两制:翰林学士所撰，直接发自禁中，用白麻纸书写，并且不经政事堂，宰相也不得妄改，故而称为“内制”;中书省所撰，写在黄麻纸上，为一般诏令，称为“外制”。白麻黄麻，两种文书的地位、作用及性质，一目了然。当然也有例外情况出现。唐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因泾原兵变，为避朱泚之乱，唐德宗出奔奉天。在此后的日子里，中央因朝臣不足，加之局势混乱，为仓促应急，于是一些原属外制的文诰也交由翰林学士撰拟。有一段时间，中书省的中书舍人成为空名，翰林学士的地位与作用则越来越重要，这期间文诰的内外制分别便不十分明了了。兴元元年(公元784年)七月，在外流亡10个月之久的唐德宗重新回到了首都长安。原来的制度从这时起虽然慢慢得以恢复，但由于白麻制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远比黄麻诏书尊贵崇高，所以在任命官员时，很多人都想得到白麻制书，而皇帝为了笼络大臣，对一些级别本来未达到使用白麻纸书写任职通知书的人，有时也作为一种“恩宠”的手段加以利用。比如唐德宗设置左右羽林、龙武、

神武六军统军，用来安置那些被免除藩镇职务的节度使时，就特别吩咐翰林院，要他们比照六部尚书，用白麻纸起草制书任命这些统军的职务。唐德宗这样做，虽然是一种临时举措并且只是偶尔为之，但问题是翰林学士的任何行为都是要成为惯例的。皇帝

任命统军可以恩准用白麻制书，这个口子一开，以后肯定有人会跟着学样，也要求皇帝恩宠有加。果然，当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六月，唐德宗要任命宦官窦文场、霍仙鸣为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时，这两个宦官就提出了用白麻纸书写制书的要求。唐德宗对文武大臣虽然特别猜忌，但对这两个宦官却十分信任。这回任命他们为护军中尉，竟把十五万禁军的指挥权交给了他们。现在两个宦官提出要用白麻纸起草制书，宰相们哪敢违背他们的要求,唐德宗更是认为他们的要求不过分，应该满足，于是吩咐翰林学士郑，要他按宦官的要求起草白麻制书。作为秘书，接受起草制书的任务后，自然要认真完成。但郑毕竟是一个老秘书，懂得朝廷的典章制度。他虽然按德宗的要求起草好了制书，但心里总觉得这种做法不妥。他于是上奏唐德宗，说:“根据惯例，只有封拜王位、任命宰相才使用白麻纸书写制书，然后交给中书省和门下省颁示。现在要用白麻纸书写制书任命护军中尉，不知陛下是特别以此宠任窦文场他们呢，还是从此便成为定式(惯例)，照此办理呢,”唐德宗原来也只不过是想用这种手段来笼络讨好宦官，现在听郑这么一说，才知道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他严肃地对宦官窦文场说:“在武德、贞观时期，宦官的职位都很低，穿绯色朝服的没有几个人，自从李辅国以来，制度被破坏了。现在朕任用你，不能说没有私情。如果再使用白麻制书向天下诏告，肯定要说是你胁迫我写的了。”窦文场当即叩头认错。德宗于是烧毁了郑起草的白麻制书，下令中书省用黄麻纸起草任命的制书，并宣布以后任命统军不能再用白麻纸写制书，应一概用黄麻纸由中书省写诏书。此时，窦文场、霍仙鸣的权势如日中天，藩镇将领和主帅大多出于神策军，甚至三省长官也有出于宦官之门，在这种情况下，秘书郑还能维护

制度、坚持原则，怪不得唐德宗要表扬他了:“连宰相都不能违抗宦官的旨意，朕得到你的进言才算醒悟了。”这个故事说明，秘书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畏权势，不惧权贵，正道直行，按章办事，自觉维护法律、典章和制度的尊严。 (三) 元和七年(公元812年)七月，唐宪宗决定册立遂王李宥为皇太子，并将他的名字改为李恒。李恒是宪宗与正妻郭贵妃生的儿子，按照封建皇位立子以嫡不以长的原则，他是当然的继承人。但宪宗还有一个儿子叫李宽，封为澧王。他虽然是宪宗的姬妾所生，却比李恒年长，是李宥的哥哥。加上李宽在朝中有一帮支持者，势力不小，特别是宦官们都支持他做太子。所以宪宗在准备立太子时，不能不考虑这一特殊情况。唐宪宗虽然想按封建皇位的继承惯例立李恒为太子，但为了慰抚李宽，免得他日后惹是生非，便打算让翰林学士崔群替李宽写一篇推让太子的表章。应该说，唐宪宗的这一考虑是有自己的道理的。但崔群却不这样认为。他说:“凡是将自己应该得到或者拥有的东西让给别人，这才叫做推让。遂王李恒是陛下正妻所生的儿子，是陛下的嫡子，澧王李宽有什么可以推让的呢～”宪宗听了，觉得他言之有理，就不再让崔群起草李宽推让太子的表章了。李宽本来就不能立为太子，确实没有资格上表章推让太子的职位。若真要为他写了这份表章，最后结果很有可能与唐宪宗的初衷截然相反，非但不能杜绝李宽的非分之想，而且还会激起他做皇帝的欲望，从而埋下祸根。这样的事情，在唐朝之前的历史上也是不乏其例的。在这个问题上，崔群不仅考虑问题比唐宪宗更周密、更深远，而且帮助唐宪宗走出了感情和认识误区，杜绝了祸害的发生。从而发挥了一个秘书工作者善于思考、虑事周全、仗义执言的作用。 (四) 唐僖宗中和二年(公元882年)，四川邛州一带爆发了以阡能为首的农民起义，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唐西川节度使陈敬瑄在邛州张贴告示，说凡是阡能等人的亲友一律不再追究罪责。对阡能家人及其亲属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同时也不失为稳定形势、安抚民心的一条好政策。然而榜文公布伊始，邛州刺史便呈上报告，说捕获了阡能的叔叔阡行全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