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名地名翻译

几年前我曾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的《英语姓名词典》，写过一篇《英语姓名词典与外国人名翻译问题》，发表在2002年第12期《博览群书》杂志上。

近读景德祥先生《从―默克尔‖谈起——小议德语人名的音译》的文章（《中华读书报•学林》2006年4月26日），觉得似乎还有必要再谈谈这个问题，并且连带涉及
地名翻译，因为二者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通常都采用音译的办法，很少采用意译。

原因很简单，人名和地名，即令意思很清楚，也是不宜意译的。

地名还有少数可以意译，例如―牛津‖、―好望角‖，人名则几乎无例外都应该音译。

例如英语姓―Snow‖不能意译为―雪‖，只能音译为―斯诺‖；德语姓―Faβbinder‖不能意译为―箍桶匠‖，只能音译为―法斯宾德‖；俄语姓―Молотов‖不能意译为―锤子‖，只能音译为―莫洛托夫‖——尽管原名斯克里亚宾（Скриабин）的那位革命者当初取这个假名就来自俄语―молот‖（锤子）。

语音有差别，音译难准确
景德祥先生认为现在一些德语人名音译不恰当，举了许多例子，但是他所建议的一些译法也未必就恰当。

例如他说―Nietzsche‖译为―尼采‖不准确，准确的音译应该是―尼切‖、―尼策‖或―尼秋‖。

然而读者很容易发现切、策、秋这三个汉字读音相差何其大也，可以用它们中的一个来译―-tzsche‖，不正说明译得都不准确吗？德汉两种语言语音不尽相同，这是音译很难都准确的根本原因。

例如，德语变元音ü与汉语韵母―ü‖类似，但覿和觟在汉语里都没有相同或相近的音，这样有覿和觟的德语人名（像景先生举到的例子Vller）要音译成汉语就不可能准确。

德语又多有辅音连缀的现象，像上面所说―Nietzsche‖里的―-tzsche‖便是典型例子。

古汉语曾经有过类似情况，例如―笔‖字现在的声母是―b‖，古代曾经是双声母―bl‖。

双声母在汉语里早已消失，遇到德语（以及其他语言）的辅音连缀就不大好译。

辅音连缀―Sch‖在―Schüssel‖里与―ü‖相拼还不难翻译，在―Schmidt‖和―Schr觟der‖里它都不与元音相拼，翻译起来就不容易了。

把不与元音相拼的―Sch‖译作―施‖，大概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译法，―Schleicher‖、―Schlendorf‖、―Schneider‖、―Schwarz‖都是这样。

实际上德语―Sch‖发音与汉语―施‖、―许‖都不大一样，译成哪一个都很难算得上准确。

两位当总理期间为中国人民熟悉的德国人施密特和施罗德，还有以演―茜茜公主‖为我们喜欢的奥地利电影明星罗米•施奈德（Romy
Schneider），都姓―施‖，如果让他们改姓―许‖，许多中国人恐怕会感到陌生。

德语如此，其他许多语言又何尝不是如此。

各种语言的语音有一些是相同或者相近的，音译起来不困难，但遇到那些差别大、或者一种语言里有而另一种语言里无的语音，就不好办了。

法语发鼻化音的字母组合―gn‖（例如二战著名战场、比利时法语区的Bastogne），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俄语都有而又不太一样的颤音，都是汉语没有的，音译起来都不可能准确。

对于汉语，还存在一个有其音而无其字的问题。

例如，法语姓―Dubois‖里的辅音―d‖与汉语拼音声母―d‖类似，―u‖则接近汉语拼音韵母―ü‖（与德语变元音―ü‖类似而不同于元音―u‖），按说应该容易翻译了吧，然而汉语没有读―dü‖的字，只好用读―du‖的字代替。

那样的字倒很多（都、读、堵、杜等），于是音译为―杜布瓦‖。

德国地名―Düsseldorf‖译作―杜塞尔多夫‖，也是同样原因。

音译欠准确，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约定俗成的译名不准确的不在少数，可以小调，不宜大动
我在《英语姓名词典与外国人名翻译问题》一文中曾经建议，凡已有约定俗成译法的应该一律从―俗‖，即令原来的译法不大合适，也不要轻易更改。

人们熟悉的许多约定俗成的译名，实际上都存在与景先生所说阿登纳、俾斯麦、毛奇那样音译不准确的问题，译自英语的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和杜鲁门（Harry S.Truman），译自法语的戴高乐（Charlesde
Gaulle）和大小两―仲马‖（Alexander Dumaspère和Alexander
Dumasfils）都是这样。

二战苏联名将朱可夫（Г.К.Жуков）的名字大家都不陌生，但俄罗斯诗人В.А.Жуковский（1783-1852）却约定俗成地译作―茹可夫斯基‖。

应该说―Жу‖音译为―茹‖比―朱‖准确，但如果把朱可夫改成―茹可夫‖，恐怕许多对那场战争的历史很熟悉的人也会问：―他是谁？‖民族名、地名、国名音译不准的例子就更多了，―俄罗斯‖或―俄国‖俄文是―Россия‖，英文是―Russia‖，何―俄‖之有？德语―germanisch‖译作―日耳曼的‖，―deutsche‖译作―德意志的‖，准确吗？就连景先生提到但并未表示异议的歌德，德语―Goethe‖当中的辅音―t‖是类似汉语拼音声母―t‖还是―d‖？―Goe‖音译成汉语是难以准确的，因为汉语没有与―oe‖相同或相似的韵母，但―the‖音译成汉语完全可以更准确一点，改不改？类似的还有法兰西、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丹麦、巴西等许多人们熟悉的名字。

约定俗成的译名很多都是不准确或者欠准确的，其原因有的可以说清楚，有的就不大容易说清楚。

景先生说到―方言的影响‖、―语种的穿帮‖以及―生硬的更改‖，其中―语种的穿帮‖恐怕是一个重要原因。

德国南部那个叫―巴伐利亚‖的州，显然就不是从德语―Bayern‖而是从英语―Bavaria‖译过来的，其首府慕尼黑显然也不是译自德语―München‖而是译自英语―Munich‖。

不过后者标注的读音是[mju:nik]，那里面的[k]是怎么变―黑‖的？恐怕也很难说清楚。

上面提到―germanisch‖译作―日耳曼的‖，大概与法语有关，因为只有在法语―germanique‖（日耳曼的；日耳曼人，日耳曼语）、―germaniser‖（日耳曼化）里―ge‖的发音［廾藓］才与汉语―日‖相近。

现在突出的问题是许多已经有约定俗成译法的人名，一些人偏要另译，不明白是出于无知，还是存心让人看不懂。

例如谢天振先生曾经在2002年9月27日《文汇读书周报》上批评一本评述伽达默尔哲学的书，指出作者把英国著名诗人蒲伯（AlexanderPope,1688-1744）译为―坡‖，这就与美国著名诗人爱伦•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相混。

我也曾指出《中外期刊文萃》1997年第18期《希特勒的遗嘱》一文把纳粹德国著名人物戈林（Hermann
Gring）译为―格宾‖，戈培尔（Joseph Goebbels）译为―格贝尔斯‖，里宾特洛甫（Gertrudvon Ribbentrop）译为―里本特罗普‖。

最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一些教科书也出现这种问题，例如我手头有一本注明―卫生部规划教材‖的《医学微生物学》，人民卫生出版社1999年6月第4版第21次印刷，就把微生物学奠基人之一、1905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科赫（Robert Koch,1843-1910）译为―郭霍‖。

1982年中国为他发现结核杆菌100周年专门发行过纪念邮票，这本高校教材的编写者都是微生物学的专家，对那个德国人应该是很熟悉的。

如果约定俗成的译名只有少数不准确，我们大可更改过来，不再念白字、错字。

问题是那样的译名太多了，而且不少名字很难甚至不可能改得准确，怎么办？―Dumas‖译成―仲马‖确实不准确，改成―杜马‖好一点，但仍然算不得准确。

获得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德国作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虽然有名，但中国人知道他、尤其是读过他作品的就不很多，把―曼‖改成―芒‖也许影响不大（其实仍欠准确），但《基度山伯爵》、《三个火枪手》、《铁面人》作者大仲马，《茶花女》作者小仲马，在中国知名度都非常高，如果改成大小―杜马‖，情况会怎样？给毛奇更改译名问题也许不大，如果让丘吉尔、戴高乐、德意志、俄罗斯、法兰西、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苏格兰都―正名‖，情况又会怎样？
我认为，约定俗成的译名即使不能一律从―俗‖，也只能小调，不宜大动；大动会引起混乱，而且是大范围的混乱。

做点影响面有限的调整是可以的，例如考古界通常把发掘特洛伊遗址闻名的德国人―HeinrichSchlieman‖译为―谢里曼‖，那就不妨仿照施密特、施罗德、施奈德的办法译作―施里曼‖。

―一名一译‖与―一名多译‖
同样的名字翻译应该相同，亦即―一名一译‖，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事，但在约定俗成的译名里也不乏例外。

例如，美国第五位总统（1817-1825年在位）叫―James Monroe‖，汉语翻译为―门罗‖，他以提出―Monroe
Doctrine‖（汉译―门罗主义‖）而闻名。

百年之后美国出了一个在西方非常著名的性感明星，原名―Norma Jean
Mortenson‖，但艺名却选了与门罗总统一样的姓，这样全名就成了―M arilyn
Monroe‖，汉语翻译为―玛丽莲•梦露‖。

―门罗‖和―梦露‖都译自―Monroe‖，是典型的一名二译，但要把二者统一起来，就有点麻烦。

要是把性感明星改成―门罗‖，恐怕太严肃了一点，不够―性感‖；让总统改叫―梦露‖，则恐失之轻佻，延伸下去―梦露主义‖会让人怎么想？
看来音译―Monroe‖比较好的办法还是保留现已存在的―一名二译‖，因为名字不只是符号，还负载了一定的―文化信息‖。

―一名二译‖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Charles‖，目前的英国王储就叫这个名字，我们译为―查尔斯‖。

其实这个名字汉语最初多半译作―查理‖，早期取了洋名字的买办便有不少张查理、陈查理、宋查理。

后来虽然通行―查尔斯‖，但作为国王的名字仍然译作―查理‖。

查尔斯王子日后如果继位为王，排下来正好在1660年复辟的―CharlesII‖（查理二世）之后，当为―CharlesIII‖，这样就产生一个问题，届时我们是译成―查理三世‖呢？还是译为―查尔斯三世‖？
值得注意的是，欧洲语言里许多人名有着共同的来源，例如来源于基督教《圣经》人物，但一些名字宗教界的译法与世俗的译法就不一样。

―Michael‖便是一例，它本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天使长‖（archangel），《圣经》中文本译作―米迦勒‖，还专门有个纪念他的节日（9月29日），叫做―Michaelmas‖（米迦勒节）。

但作为普通人名字却译成―迈克尔‖，例如美国著名篮球明星乔丹就叫―Michael
Jordan‖。

这位―天使长‖还被看作德国的护佑圣徒，所以德国男子叫这个名字的也很多，与乔丹同龄的联邦德国著名游泳运动员格罗斯全名就是―Michael
Gross‖。

德语拼写与英语相同但读音不同，通常音译为―米歇尔‖或―米切尔‖。

西班牙语则拼写也略有区别，作―Miguel‖，音译为―米格尔‖。

俄罗斯人叫这个名字的也不少，俄文作―Михаил‖，音译―米哈伊尔‖，罗曼诺夫王朝第一位沙皇（1613–1645年在位）就叫这个名字（МихаилI，米哈伊尔一世）。

除一些名字宗教界译法与世俗译法不大一样以外，不同宗教同一名字的译法常常也小有差异。

例如犹太人通常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Abraham‖（亚伯拉罕，基督教称呼与此相同），但这同一个老族长伊斯兰教却称―Ibrahim‖（易卜拉欣）。

他与女奴夏甲（Hagar）所生的儿子《圣经》称为―Ishmael‖（以赛玛利），伊斯兰教却称为―Ismail‖（伊斯梅尔）。

名从主籍
罗曼诺夫王朝第一位沙皇的英语译名是―Michael
I‖，显然我们不应该根据它译作―迈克尔一世‖，而只能根据俄语译作―米哈伊尔一世‖。

也就是说，应该从姓名主人的母语译出，遵从―名从主籍‖的原则。

应该按―名从主籍‖原则翻译的名字很多，上面说到的―Charles‖就是一个。

戴高乐也叫那个名字，然而他是法国人，就不能译作―查尔斯‖或―查理‖，应该译作―夏尔‖。

因为法语―ch‖的读音不同于英语―ch‖而类似于英语―sh‖，词尾的―s‖不发音。

英语、法语写法相同而读音不同的―Charles‖都来自日耳曼语，原意―大丈夫‖。

现代德语作―Carl‖（如Carl
Zeiss）或―Karl‖(如KarlMarx)，汉语音译为―卡尔‖。

到西班牙语它又变成―Carlos‖，音译―卡洛斯‖。

西班牙国王多有叫这个名字的，1516年西班牙统一后的第一位国王英语称―Charles I‖，其实就应该叫―Carlos I‖，―（西班牙的）卡洛斯一世‖。

1519年他又被选为德意志第一帝国皇帝，英语称―Charles
V‖，其实应该叫―Karl V‖，―（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卡尔五世‖。

与―Charles‖类似，有着共同来源、但在欧洲不同语言里有不同形式的名字还很多，而且其中不少是常用名。

在翻译的时候，都不宜一律按英语翻译，而应该从姓名主人的母语译出。

大众传媒与人名翻译
为了不造成人名翻译上的混乱，大众传媒负有重要责任。

在这方面，我们的许多大报、大刊是做得很好的。

总的说来CCTV-1和新闻频道做得很好，别的频道就不都那么令人满意了。

举个例子，德国上届政府（施罗德政府）的外交部长姓―Fischer‖，他在CCTV-1和新闻频道上经常露面，译为―菲舍尔‖，但同是这个姓的一位德国跳水运动员，CCTV-5一位著名主持人却总译为―菲斯切尔‖。

体育频道涉及的人名比较多，一些不常见的名字译得不当也许难免，但―Fischer‖是个来源于职业（渔夫）、与英语―fisher‖相当的常见姓，自创译法就显得可笑了。

景德祥先生的文章告诉我们，外国人名新闻出版部门规定得有―标准译法‖。

我认为，不管规定得准不准，按标准统一都比无标准混乱要好。

即使是尚未制订标准译法的不大常见的名字，同一报刊或者电视台至少也应做到译名统一，不闹在一个频道（一个版面）叫―菲舍尔‖而在另一个频道（另一个版面）叫―菲斯切尔‖的笑话。

当然有关部门应该把―标准译法‖制订得尽量准确一点，新华社、中央电视台都人才济济，会各种语言的记者、编辑都有，做到这一点大概不算苛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