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嘉轩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形象

白嘉轩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形象，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在他身上一方面体现着刚强、坚毅的硬汉精神、正直、仁义的一面；另一方面也体现着中国传统道德规范的反动与保守。总起来说，白嘉轩是一个悲剧性人物，他的悲剧是那样的深刻与独特。关键词陈忠实；《白鹿原》；白嘉轩；

《白鹿原》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其中既有下层农民（鹿三、小娥），也有封建地主（鹿子霖、白嘉轩）；有共产党（鹿兆鹏、白灵），有国民党（田福贤、鹿兆海）；还有一些社会名流（朱先生、冷先生）。在这些人物形象中，作者着墨最多、塑造的最为成功的，当数封建地主形象。特别是白嘉轩这个人物。在白嘉轩身上寄托了作者的人格理想，是一个典型的小生产者人格。传统文化和道德的双重性在白嘉轩身上得到明显的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具有明显的两重性，其中，不乏优秀的因素，促人正直向上；又存在不少消极落后的东西，如根深蒂固的封建性，自我封闭，保守狭隘，往往是蜗牛角上争长短等。但在白嘉轩身上更多的是体现了传统文化中积极的一面，他正直、仁义、积极向上。而同时也是作为地主形象的鹿子霖身上则更多的体现了传统文化中的消极一面。他虚伪、贪婪、损人利己。在文中两人相互映衬对比，由白嘉轩的正直衬托出鹿子霖的虚伪，由鹿子霖的丑恶衬托出白嘉轩的仁义。白嘉轩是农耕社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家族制度的代表人物。他是白鹿村白姓一家的家长，又是白鹿两姓组成的白鹿家族的一族之长，是一个身上浸润着浓厚的封建

文化情致的族长。同时，他也是一个既有着对生活的特殊见解又有着关中汉子惯有的坚毅与朴实的乡坤，一个终生不脱离生产劳动有着小生产者思维的农人，一个散发着勃勃生命力的血性男儿。在他身上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透射出巨大的力量。他的思维与行为，无不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心理构成及规范指导，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因素与糟粕因素，在他身上都得到了体现。白嘉轩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形象，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他既不同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鲁四老爷、冯老兰、钱文贵等地主形象，也不同于闰土、朱老忠、梁生宝等农民形象。我们无法用好坏、善恶、正负来评价他，更无法用阶级的眼光分析他，他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关中汉子，具有农家天性淳良、兢兢业业等诸多美德，在他身上有着中华民族的许多优良秉性和品质。他真诚的称长工鹿三为三哥，两人之间有的是诚挚的感情，而无世俗的主仆辈分；出钱出粮节济周寡妇度过难关，修祠堂、办学堂；公布《乡约》，惩治赌博、吸食鸦片的族人，整饬族事人事。无一不显示出他的精明能干，正直仁义。仁、义、礼、智、信是他的人格支柱。无论是治家，还是治族。他都守正不阿、树德务滋，可认说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正是由于千百万个这样的脊梁，中华民族的文化才可以延续五千年，中国的封建社会才可以支撑二千多年。但他身上也具有狡诈、贪婪等诸多缺点，有着传统文化的许多负质，他为了人财两旺，自己的子孙多福，不惜用计将长有根部似白鹿草的鹿子霖家的坡地换成自己的。在他自己导演的这场戏中，充分表现了他的狡诈。先是卖地，中间才是换地。卖地是为娶亲，换地是为面子。在当时的情形下，这些都是正

当的、无可非议的理由。而他的真实目的却无人知晓。而且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他甚至不惜背上败家子的罪名。在这场戏中，说白嘉轩是一个阴谋家，也许并不过分。他的手段和智谋为人叹服。为了牟取暴利，他又第一个在白鹿原种植起鸦片，他并不考虑种植鸦片带来的后果，虽然他深知鸦片的危害，深恶痛绝吸食鸦片的人，他身上人格的两种表现。实际上正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两个方面。与白嘉轩的正直、仁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鹿子霖的虚伪、阴险。白嘉轩是族长，其立足的理论便是“仁义”——封建社会所确认的人的美好的道德规范。“仁义”是儒家的立身之本，提倡忍让行善。几千年来，所有中国人包括耕田的农民都已被此规范浸泡透了。这是中国文化的主流，白嘉轩无疑是这种主流文化的代表人物。这种文化的缺陷是压抑人情人性，可造就一批坚毅、正直、仁义的人，但要以扼杀美好的人情、人性为代价。因此，它无法造就按照自己真性情行事的人。中国人的心态，还有另一方面的积淀，便是忍辱负重，奋发图强（从另一角度看，也就是为私欲而损人利己），这其实是人的本性，是人性所在。在中国却被看成无耻之端。正是由于这种矛盾的存在，这种文化必然造就一批虚伪、阴险的伪君子。鹿子霖无疑是这类人的代表。如果说白嘉轩是道德人格，那鹿子霖就是功利人格；如果说白嘉轩代表着一种正，那么鹿子霖就代表着一种邪；白嘉轩严肃拘谨，鹿子霖放荡淫逸。白嘉轩与鹿子霖的斗争贯穿始终，鹿子霖一直想把白嘉轩打倒，成为白鹿原的首要人物。他巧设风流圈套拉白孝文下水，以白嘉轩最器重的人来打击白嘉轩，并用当时为人们所不齿的风流事作为圈套，此计可谓

毒辣。他拉白孝文下水的目的就是想侮辱白嘉轩，正如他对小娥所说：“你能把孝文拉进怀里，就是尿到他爸脸上了”。当他看着因捉奸而气昏倒地的白嘉轩，没有一丝的怜悯之情，反而“像欣赏被自己射中倒地的一只猎物。”在白嘉轩惩罚白孝文的时候，他又精心策划了一场求情的假戏。在这件事上，充分表现了鹿子霖的阴险毒辣和虚伪。坚守中国传统道德规范的做人原则，勤劳克俭，严于律己，是白嘉轩自觉的人生指导。他做事持正，把名声，荣誉看得高于一切。对正义的追求，使他发起了抗税的斗争。在冲击县政府时，他又因故被阻没有参加，所以事后没有被捕，倒是鹿三、贺老大等人成了囚徒。在这种时候，白嘉轩表现出了他对名誉的重视及做人要坐得正、行得直的原则。为了不让人指着腰脊说他故意挑起事又害怕退缩，也为了不让鹿三等人替他背黑锅，他到县政府、法院去要求代鹿三等人坐牢，自认是抗税斗争的发起者，并最终利用姐夫朱先生的影响力，把鹿三等人救了出来。不过，白嘉轩又不象那些具备较高文化修养、能够识别时代潮流，甚至主动追求进步的开明绅士，而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生产者。因而，他的正直、正义、正派，都是传统道德规范对他的影响。他用传统的道德规范要求自己，也用传统的道德规范去要求别人。自觉不自觉之中，他承担起维护家族，宗族名声的保护神之职责。而家长与族长的权威，则是他维护传统道德规范的有力武器。反过来，家长尤其是族长的权威感又强化了他的传统道德的规范意识。当有人违背他所信守的道德规范时，他就会利用家长和族长的权威对他们进行打击，以维护他所恪守的道德规范。他不让有着真挚爱情的黑娃和小

娥进祠堂。他严厉惩治企图勾引小娥，没吃上羊肉反惹一身骚的狗蛋。他杖责令他伤心，失望的白孝文，他和儿子分家，儿子没粮向他借，他不给；儿子没钱卖田卖屋，他不问；即使在白孝文即将被饿死的时候，他完全有能力却不去帮助自己的亲生儿子。因为女儿的逃婚，他同自己最疼爱的女儿断绝父女关系，他之所以会有这些不近人情的做法，是因为这些人都违背了他所信守的道德规范。中国传统道德规范，特别是儒家传统道德规范是压抑人性的道德规范。因此，从另外的角度来看，白嘉轩的所为又有些不近人情，不通情理。与坚守传统道德规范的白嘉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鹿子霖的不受传统道德规范的束缚。他风流成性，与原上的许多女子有风流韵事。他用计霸占了自己的堂侄媳妇田小娥。他不象白嘉轩那样自觉地以传统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而以实际利益和直接的感官享受为第一追求。为饱私欲，他贪污公粮公款。他的“官瘾比烟瘾还难戒”是因为做官可以满足他的欲望和野心。冷先生一句“你要能掺上嘉轩的三分性气就好了，”道破了他极端自私的卑污人格。坚毅、刚强是白嘉轩性格的特征。他身形的特点就是“腰板挺得太正太硬”，后来被土匪黑娃打断了腰，自然就“挺”不起来了，佝偻着腰抑面看人，如狗的形状，但在精神上，他依然“挺得太正太硬”。打残他的身体，却打不挎他的精神。白嘉轩具有“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勇毅，他从不向困难屈服、低头，任何挫折都打不倒他。白嘉轩是以“六娶六亡”出场的，“六娶六亡”给他带来的不仅仅是财富的损失，更重要的是给他的精神带来沉重的打击。父亲带着遗憾去世，他却被种种流言包围，使原上再也没人愿把

女儿嫁给他。遭匪抢劫被打断了腰，腰断以后；被他寄以厚望的儿子——白孝文与田小娥勾搭，以至最后父子分家；接着他最疼爱的女儿离家出走，与女儿断绝父子关系；一场大瘟疫夺去了妻子的性命。但这一切都没有使他倒下，他都挺了过来。他依然在维持着原有的生活秩序。在一场史无前例的据说是由小娥引起的大瘟疫中，原上的人无不栗危，对这昔日的“淫妇”、“婊子”烧香磕头，还许愿要“抬灵修庙”唯独白嘉轩坚持不修庙，正如他自己所说：“白鹿村就剩下我一个孤家寡人喀！”后来白嘉轩力排众议说：“我不光不给她修庙，还要给她造塔，”最终，在白嘉轩的坚持下，庙没有修成，塔却造成。在当时连白孝武都同意修庙情况下，白嘉轩却能坚持造塔，这的确需要非凡的毅力和意志。这一系列的事件，充分体现了白嘉轩性格的刚强、坚毅的特点。与白嘉轩的坚毅、刚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鹿子霖的怯懦。当岳维山找他谈话后，他吓得不知所措，赶忙借儿子的势力壮胆。儿子被捕入狱，他竟然不知如何营救只是说：“活该！死得！把这孽子拗种处治了，我倒好说话好活人了！”最后是他亲家冷先生救出了他的儿子。他受儿子牵连被捕入狱后，逢人便表白自己的冤情，以泪流面，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鹿子霖怯懦；胆小怕事的性格特点。白嘉轩思想的核心是“孝”和“义”。他给儿子起名全以“孝”字行辈，强调的是“孝”，也显示出他是用“孝”去要求儿女。白嘉轩没有遵守“守孝三年再娶”的封建礼仪，是因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更重要，看起来“孝”比其它的事情更重要些。“他坐在他老子生前的坐椅上用他老子留下的烟具吸烟，完全是为了孝道”。他每天晚上都向母亲问安，陪她坐

一会聊一些家常事，这也是在尽孝道。白嘉轩思想中的“义”不仅仅是我们所理解的“义气”。他的“义”不同于《三国演义》中关云长的“义”，他的“义”主要是仁义。他的“以德报怨”原则是他的“义”的最好体现。黑娃曾经打断了他的腰，但当黑娃被捕时，他依然想法搭救他。在这里面对黑娃，他是用“义”的原则去指导自己的行为。即使别人对自己不仁，也得以“义”对之。尤其是黑娃家与他家有数代交情，他更是宁愿自己吃亏，也不肯施认报复。因而，直到解放初期，县长白孝文陷害副县长黑娃为反革命即将枪毙时，白嘉轩还多方奔走，想救黑娃一命。农协会员斗他游街，他反而为农协会员下跪求情；鹿子霖一直和他明争暗斗，当他被捕时白嘉轩依然帮助他。他允许浪子回头的鹿黑娃和白孝文回乡祭祖。这一切都体现了他的“义”。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中国古代许多文人的人生信条。而作为农民的白嘉轩“他一生遵奉“耕读传家”、“学为好人”的信条。” “耕读传家”从来都是农耕文化和家族制度的规范之一，白嘉轩始终把它视之为治家、治族的根本方法。他家中门楼上镌刻的是“耕读传家”，两根明柱上的对联则是：“耕织传家久，经书济世长。”他一生始终不脱离生产劳动，把劳动当作了一种乐趣。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干着活儿浑身都痛快；我要是两天手不捉把儿不干活儿，胳膊软了腿也软了心也瞀乱烦焦了。”不仅他自己把劳动当成了生命的第一需要，而且还教育他的儿子们好好劳动。他强令儿子进山背粮食，为的是让他们知道“啥叫粮食”。“学为好人”也是他的信条，因此他修学堂让族人读书；力排众议，让女儿读书；敬重读书人朱先生。白嘉轩是中国农

民中那种通过自身实践而获得传统文化素养，敢于直面现实，又敢执著于理想人生，为自己理想而奋斗的人格典范。是农民中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在他的灵魂中，有一种生发拓展生存价值并使自己向更高层面整合的顽强。他上遵祖训，一以贯之。一心想按照自己的理想把白鹿村建成仁义白鹿村。因此，无论政治风云如何变幻，世事怎样变迁，他都能冷眼旁观，漠然处之。他有自己的信条；做正经的庄稼人。他不参加任何派别的斗争，不向任何势力靠拢。只是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如果说《红旗谱》中的朱老忠是革命者的农民，《创业史》中的梁生宝是建设者的农民，《人生》中的高加林是开拓者的农民，《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孙少平是奋斗者的农民，那么《白鹿原》中的白嘉轩却是一个有着实实在在恒定生存价值的人。任何事物都有两个方面，白嘉轩也不例外。白嘉轩的身上一方面体现着刚直的硬汉精神，正直、仁义的一面，另一方面也体现着中国传统道德和规范的反动和保守，按照陈忠实的话说就是“他背负的精神封建道德”“有时就变成非常残忍的一面，吃人的一面。”他不让有着诚挚爱情的黑娃和小娥进祠堂，坚决支持鹿三开除他们夫妇的族籍。小娥冤死后，在一场所谓的由小娥引发的瘟疫中，白嘉轩竟然指使人将据说是小娥化身的蝴蝶统统抓住，用火烧死压在龙潭墙下永世不得翻身。在发现孝文与小娥的所谓“奸情”后，对他们二人进行了一顿令人心惊的“刺刷”，并与儿子断然分家。白嘉轩在维护传统道德，“挺正，挺硬自己腰板”时，是以牺牲人情，人性为代价的。他娶过七位妻子，却没有真正的爱情；甚至前六位妻子都没有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没有享受过与

儿孙的天伦之乐，有的只是封建道德说教。他喜爱自己的儿子，“却说不出亲热的说也做不出疼爱亲昵的表示。”“他几乎没有背过抱过他们，更不会像一般庄稼汉把儿子；架在脖子上逛会看戏了”。他和追求婚姻自由的女儿，断绝父女关系。白嘉轩为了维护封建礼教和道德规范，丧失了人间最重要的两种真情——爱情和亲情，鹿三的一句：“嘉轩，你好苦啊，”道尽了他为维持封建礼教和风化所忍受的非凡痛苦。白嘉轩大姐对白灵说的一句：“你爸苦就苦在一张脸上。”说出了他遭受精神打击的根源。白嘉轩这个人物形象是中国当代文学人物形象画廊中绚丽的一章，是一个不可磨灭的人物形象。在他身上即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也体现了封建文化的反动与保守。正如陈忠实所说：“白嘉轩，他身处于封建社会政权形式已经解体，但他的心态仍然在延续着封建文明和封建糟粕，他的身上具有几千年延续下来的封建人格力量，他的硬汉精神就是这个民族的封建文明制造出的民族精神。”“白嘉轩身上负载了这个民族最优秀的精神，也负载了封建文明的全部糟粕，和必须打破，消灭的东西。否则这个民族就会毁灭。”

总起来说，白嘉轩是个悲剧性人物，他的悲剧不仅仅体现在六娶六亡、儿子叛逆、爱女出走，丧母亡妻、遭匪断腰等一系列的他所遭受的身体和精神苦痛，而在于他所坚守的东西，是注定要灭亡的东西，是注定被时代所淘汰的东西。“白嘉轩的悲剧性就在于，作为一个封建性人物，虽然到了反封建的历史时代，他身上的许多东西仍呈现出充分的精神价值，而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却要为时代所革除，这些有价值的

东西就显出浓厚的悲剧性”[4](P23)而白嘉轩却偏偏看不到自己所坚守中的东西是注定要灭亡的东西，他以自己刚强、坚毅的性格继续去坚持自己的道德规范和文化体系，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白嘉轩怀抱仁义信念，想把白鹿村建立仁义白鹿村。失为此，他修祠堂，办学堂让族人读书：颁布《乡约》，规范族人行为；惩办赌鬼、烟鬼，让人引以为戒。白鹿村出现了一派秩序井然的景象，按白嘉轩的理想发展之时。白鹿原却出现了斗争，战乱使仁义白鹿村的发展失去了外部环境。到了后来大抽壮丁，他不得不对族人说：“各位父老兄弟！从今日起，除了大年初一敬奉祖宗之外，任啥事都甭寻孝武也甭寻我了。道理不必解说，目下这兵荒马乱的世事我无力回天，诸位好自为之……”。一个人有着理想，理想中有着合理成份，其理想却无法实现，这难道不是一个悲剧吗？白嘉轩有着自己的信念，坚守着自己的文化传统。他拒绝出任国民党的乡约，也不让儿子去当甲长，只是按他的人生信条去做事；去维护他所坚守的东西。可是，到了最后他却无所事事，只能通过续家谱来打发日子。这对白嘉轩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白嘉轩按照自己的价值体系和道德标准培养出了自己合格的继承人——白孝文。白孝文却背叛了他，正是背离了那种文化的白孝文，获得了巨大成功，成了解放后滋水县的第一任县长。而白嘉轩对儿子的县长却认为是换得鹿子霖家的风水宝地孕育的结果，却看不到是儿子背叛的结果。白孝文回乡祭祖“白嘉轩从族人热烈反响里得到的不仅是一种荣耀，更是一种心理补偿。”白孝文回家主要是为了夸耀自己，并不是向传统文化回归，更不是为了重新过以前那种生

活。“白孝文清醒地发现，这些复活的情愫仅仅只能引发怀旧的兴致，却根本不想重新再去领受”。白孝文的成功是因为他的背叛，正如他自己所说：“谁走不出这原谁一辈子都没出息。”而这对白嘉轩来说却是一个悲剧，如果白孝文按照他所教育的那样循规蹈矩的生活，那样的白孝文也仅是一个合格的封建族长而已。白嘉轩的悲剧不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时代进步的结果。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说：“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当旧制度作为现存的世界制度同新的世界制度进行斗争的时候，旧制度不是个人的谬误，而是世界性的历史谬误，因而旧制度的灭亡也是悲剧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白嘉轩的悲剧是他所属阶级的悲剧，是一种制度的悲剧。

白嘉轩出生在清朝末年，是接受过中国古代传统的封建主义思想教育并且身体力行的传统而本分的农民。他一生取过七个老婆，前面六个老婆都是短命鬼。一生娶过七个老婆而其中有六个老婆是因为可知的或不可知的原因近一年半载而呜呼唉哉的情况在这个世界是少之又少的，可是白嘉轩遇上了，这也许是生活给年轻的白嘉轩一点生活的磨练，更是增加他生活经验与阅历的体现。白嘉轩娶了第七个老婆后终于“稳定”了，白嘉轩并没有像原上传说的一样他的阳具可以当裤带而且头上有倒钩有刺，甚至可以会放出毒来，所以他的六个女人都是在他的倒钩刺加毒素中一个个死亡了，而与第七位老婆恩恩爱爱地生活着，生儿育女。

白嘉轩一生经过的大事件很多。他的父亲生病死亡是他成熟的关键时刻，他继承了他父亲的“地位”而成了白鹿原上白鹿两大姓的族长了。

他的人生中的第二件大事他无意中发现了同原上鹿上的大家族鹿子霖的一块并不是很好的坡上地了出现了神奇的迹象，在他看来（他也求证过朱先生，朱先生的看法也是如此）这是他整个家庭出现兴旺发达所延绵不绝的体现，所以他不惜利用自己在原上的天字号水田地与鹿子霖的人字号地对换，而且不惜背上“败家子”的恶名。他把他的父亲的尸骸就埋在这块有神圣迹象的土地上。

第三件大事要算他亲自发起了在本原的宗祠上请了教书先生让本原上的农家子弟接受了可以以为一位有文化有知识的人的启蒙教育。对于在封建社会以农业耕作而生活的农村来说，有这样的动作可谓是一种前瞻性的有眼光的举动，是了不起的行为。他的两个儿子（后来还有女儿）、他们家长工鹿三的儿子黑娃以及鹿子霖的两个儿子鹿兆鹏鹿兆海都是在这个学堂里接受了启蒙教育。这是白鹿原上希望而苦难的开始。

第四件就是请他的姐夫朱先生为同族制订了《乡约》，这《乡约》关于到乡民的教化、言行、思想，也更加显出了白鹿原上的德行与教化。

第五件大事就是白嘉轩一手参与策划的交农事件，也许这件事对于白嘉轩的影响真正从以封建伦理道德对于同族的影响转化到关心同族人的日常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上来。交农事件的影响是巨大了，他给整个社会带来了一种民主的气息，但是也多少给还有“皇权”思想的白嘉轩带来一些思想上的压力。

第六件大事应该也不算是大事了，因为社会的发展进入了陕西农村农民的民主意识的进步，并农民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组成的团体很多，像农协就是其中的代表，而农协的领导就是共产党。在整个社会进入到这样“惊天动地”的状况下，白嘉轩很沉默，好像外面所做的一切都与他无关，他还是教育好自己的儿子们“耕读传家”，让两个儿子在上完学后安安静静地回到自己的身边务农。在他看来，这样的社会变化不知道是福是祸，而那种“祸兮福所伏，福兮祸所倚”的情况要，可能在不经意之间降临到他的家庭中，所以他以他中国传统的修身养性的功夫冷静地看待这件事。

第七件事就是与儿女白灵的关系断绝。白灵的违背祖训做出大逆不道的事件令他丢净了脸，所以他义无反顾而又果决地与女儿断绝了一切关系，甚至在他的母亲去世要求见白灵一面时他也是利用谎言哄骗过去了。在他的内心深处，他是封建伦理道德的忠实的拥挤者，也是坚定的执行者，他不允许在自己的家庭中出现了像白灵一样的违背祖宗遗训的人物，这样的行为在他看来是不可容忍的，更是不得宽侑的。

第八件事就是惩罚小娥，小娥的“婊子”行为无疑被白嘉轩认为是对于他族长所领导的正统道德的挑战，也是对整个社会风化的破坏，所以他必须要给予“拨乱反正”，这件事不仅是白嘉轩自己亲自参与的，而且他让他的大儿子白孝文主持了，也想让他继承着他的正统的道德与思想。

第九件事就是白嘉轩被白娃领导的土匪打断了腰，从此他只能是佝偻着身子像狗一样行走了，而不能像以前一样挺着笔直的腰在人前表现出一幅正人君子的形象了。这是黑娃对于他公开“惩罚”小娥的报复。他根本不在乎这种报复，他觉得他对于小娥的惩罚是自己作为一族之长必须要做的，所以即使他的腰被打断了，他的躯体弯折了，可是他的思想、他的“正义”、他给全族人带来的精神没有夭折，他还是以他的威严执行着他认为应该维护的社会道德的言行准则。

第十件事就是公开对于白孝文的惩罚，如果说对于小娥的惩罚是“程序性”的行为，是他作为一族之长不得不做的事件的话，对于白孝文的惩罚是真心实意的，白孝文的与小娥的通奸行为极大地伤害了他的人生准则，伤害了他作为那个时代的代表思想，伤害了他认为人所应该做的最低底，这是他所无法接受的。这就像鹿子霖所讲的，最好伤害白嘉轩的方法就是把白孝文拉下水。所以白孝文的行为给白嘉轩的伤害几乎是灾难性的，催毁式的。

第十一件事就是在一场几乎可以毁灭整个白鹿原的大瘟疫中，也就是鹿子霖听从了他家老二的话在整个庭院中铺上了白石灰而惟一一户没有死人的人家，而包括白嘉轩在内的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有被瘟疫夺去了亲人的惨痛，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包括白嘉轩在内的所有村民（也包括鹿子霖，因为他也根本不知道石灰能够预防瘟疫，而仅仅是听从了在部队当兵的二儿子的话而已）都认为这场瘟疫是黑娃的老婆小娥对于白鹿原上所有人的报复，他们认为小娥的“冤屈”的鬼魂在整个白鹿原上游荡着，随时要去了整个原上任何一户人家的命，所以整个原上变成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人们被死亡的阴森气氛笼罩着。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全原的子弟们都要求白嘉轩给小娥立一个牌位进祠堂而进行膜拜，这样的事被白嘉轩一口回绝了，而且没有半点的回旋的余地。不是白嘉轩不相信这千年难遇的瘟疫是小娥的冤魂在作祟，而是他实在无法容忍一个婊子以自己的“冤魂”去残害无辜的族人。这与他的人生观、立身准则是相违背的。所以他宁愿众叛亲离也不答应自己作为族长去为一个“婊子”立贞洁牌坊。对于小娥，他觉得自己的处理是慎重的，没有一点亏欠小娥，相反，小娥反而是一名真正的婊子，作为一名人家的小老婆却勾搭无知青年（黑娃）而做出伤风败俗的事。所以他没有原谅过小娥，甚至对于小娥的下场没有产生过一些许的同情的心理，更不用说什么内疚了。

第十二件事是他对于大儿子白孝文和黑娃的原谅，允许他们进祠堂。

白孝文和黑娃对于白嘉轩的伤害是所以伤害过白嘉轩的人中比较严重的，但是对于男性的伤害过自己的人，白嘉轩一律采取宽容的态度――只要他们已经改正了。可是就是对于小娥不能宽容，他觉得没有办法宽容一位女人做出见不得人的事。

白孝文的行为让白嘉轩大病了一场，几乎站不起来了，这是心灵的伤害，几乎是毁灭性的，而黑娃的伤害仅仅是肉体上的，对于白嘉轩来说肉体上的伤害并不算什么，所以觉得他们“改邪归正”后，他什么都可以原谅了。这是白嘉轩的大肚，是他以把自己认为是封建道德的严格的代表自诩的体现。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心胸宽广的人，是一个严于律已的人，是一个言必行行必果的人，所以他以他们自己“稳定”的平静的哲学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的事与人，看待他们的荣辱兴亡，看待他们的在那个不太平静的人生舞台上进进出出进行着的花花绿绿的演出。

最终他没能原谅小娥，他在心里不能原谅。他也没有原谅他的亲生女儿白灵，原因她们是女人，他们就应该遵守女子的妇道，他们做错了事后永远也得不到原谅，原为她们是女子，所以她们根本不能做错什么事。但是他也是一位有血有肉的血性男儿，他对于女儿的思念与爱在心底时刻也没有停止过，可是他把那种思念隐藏起来，把它们深埋在心底，直到他得到了女儿已经不在人世的消息时，他才真正体会到自己的这那情感是多么的激烈，自己的内心深处是多么地思念着自己

的亲生女儿呀！那一辈子的什么事他都经过了，他几乎成为了与他的姐夫朱先生一样的哲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