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非限定性及人的真善美

文化的非限定性及人的真善美作者：袁杰单位：贵阳医学院社会科学部

一、文化的非限定性与人的存在方式的解读

从古至今，文化概念没有定论，文化界定含义颇多，从词源学意义上看，文化乃“人文教化”之义。在中国，“文化”一词古已有之，最早见于《周易•贲卦•象传》的记载:“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这里，“人文”与“化成天下”密切联系，“文化”本义即“以文教化”，意即通过对人伦礼仪、道德秩序的认识，来教化民众、治平天下。后来文化一词几经演变，成为一个多义概念。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这样说:“也许我们知道文化和自己息息相关，然而倾自己之所知也不见得足以讲出文化是什么。”［1］(P1)

但无论文化含义怎样嬗变，始终都没偏离人文教化的本义。概而言之，文化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活动的积淀物，其中经由人类社会实践升华而形成的世界观、科学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是文化的核心内容。由此可知，文化是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我们知道限定的基本含义是“确定……的界线或范围”，相反，非限定性即具有“不确定……的界线或范围”。文化的非限定性是指文化作为一种世界观、科学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就其对人的“教化”的价值或意义而言具有不确定的界线或范围，即文化对于人的影响作用具有非量化性或非确定性，其对人的影响不像单纯的经济发展可以进行量化和发展目标的设定。这一点，从文化概念的多义界定就可以了解。如果从文化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来看，情况似乎更为复杂。

这正如中国著名哲学家孙正聿先生所说:“文化是人的存在方式。人类创造了把握世界的各种各样的文化方式，诸如经验的、常识的、神话的、宗教的、艺术的、伦理的、科学的、哲学的和实践的文化方式。人类以文化的方式去把握世界，就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生生不已的人的文化世界，诸如宗教的世界、艺术的世界、伦理的世界、科学的世界等等。文化是人的生活世界”。［2］(P9)

由此可见，文化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具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即非限定性。如果说从静态的角度而言文化具有多义性的话，那么就文化的本义“人文教化”的动态而言，就恰是人类的存在方式，因为文化既是一个名词，更是一个动词。由于人类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将恒久存在，“文化作为现实是既定的，而自我本身则是理想性的。自我的未规定性本性促使自我从未规定性向规定性过渡。相对于未规定性，规定性本身就是一种理想性，而理想的本性又是超越现实、否定现存事物的”。［3］(P153)

因此，作为人类求生存、求发展和不断实现自身解放的动态的文化探求过程，文化的非限定性体现在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这个人类创造文化、实现自身价值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从“既有世界”向“应有世界”转化的过程。因为文化是由人所创造的，是人类所特有的社会历史现象，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是人之为人的标志。人所过的不只是一个自然人的生活，同时还是一个文化人的生活。人们存在于自然中，同时也存在于社会中，文化与社会是密切相关的，没有社会就不会有文化。文化与人相伴而生，离开文化的人与离开人的文化

都是不存在的。人的行为要靠人自己获得的文化来支配，用属于文化的知识、价值、意义支配自己的行为。“人的感性也好，人的理性也好，都是一种有文化内涵的东西。不仅仅理性是文化的产物，被理性所规范的感性也是如此”。［4］(P280)人用文化来充实自己，文化是人类特有的不同于动物的社会历史现象，文化是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

二、文化的非限定性与人的真善美

文化的非限定性注定其发展的超越性，因为“人是超越其所是的存在”，人生活于现实之中，但人却总是不满足自己的现实生活，总是追求把现实变成自己所要求的理想的现实。这就是属人的文化的超越性的向度。人类文化所具有的超越性根源于人类实践活动的超越性。人类实践的这种“超越”的指向性也就是一个文化超越的过程，它要求人们通过对现实不断地反思、批判和超越，建构一个理想的真善美的世界，维系并提升人的生命意义。人类文化植根于人类的实践活动中，是以对理想的追求而去观照现实和以对真善美的渴求去反思人类现实的一种存在。正如米切尔•兰德曼所说:“如果没有人去充实理想，文化将不存在;但是，没有文化，人也就什么都不是。”［5］(P208)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就要去探索世界“为何如此”———求真;去追寻世界“应当怎样”———向善;去实现“合规律性”(真)与“合目的性”(善)的统一———尚美。也就是以科学、道德、审美三者统一的全面尺度对现实世界进行反思、批判和超越，才能把世界变成对人类来说是真善美统一的世界。而真善美统一世界的理想的实现是具有超越性的人类实践活动。“这是因为:人创造了自己，并永远创造着自己，

人永远是超越自身存在的未完成的存在;人创造了自己的世界，并永远创造着自己的世界，人的世界永远是超越既成状态的未完成的存在”。［6］(P196)这恰恰证明作为人类存在方式的文化，在“教化”的实践过程中，具有其发展趋势和价值意义的非限定性的开放性的特质。这正如德国著名哲学家和哲学史家恩斯特•卡西尔说，“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可以被称之为不断自我解放的历程”。“人是历史性的存在，因而人是创造性的存在，开放性的存在，理想性的存在”。［7］(P166)列宁指出:“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8］(P229)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9］(P57)马克思认为，文化构成了人的存在方式，文化的“教化”是一个人类为不断实现自身解放，以真、善、美的价值理想为核心的文化探求过程。因此，人类对“真”的追求，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某种“普遍必然性”的知识，从而对世界的多样性作出解释。人类求真的深层底蕴在于向善。人类的伟大就在于不断地以自己把握世界的各种方式去创造对人来说是真、善、美相统一的理想世界。因而作为文化具体表征的真善美，就具了某种非限定性，即文化对于人的影响具有的非量化性或非确定性。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定》中，也只是讲，“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而努力奋斗!”并没有作出具体的量化规定，就算我们在文化建设经费的支出中，在文化设施建设的数量上具有一些量化性的规定，但文化“教化”功能所产生的价值意义也是难以进行量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