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曹普教授)

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主讲人：曹普教授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教研部副主任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刻，中央已经做出决定要隆重纪念。

十七大报告的第二部分专门阐述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高度评价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功绩，科学总结了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

事实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今天改革开放30周年历程的回顾准备分八个问题讲。

第一个讲一下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第二个问题讲真理标准讨论与伟大的历史转折；第三个问题讲一下改革开放的起步和全面的改革开放；第四个问题讲改革开放中严重的波折和应对；第五个问题讲邓小平南方谈话与改革开放新阶段；第六个问题讲一下改革开放的加速推进和跨世纪的战略部署；第七个问题讲改革开放在考验中前进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最后一个问题讲一下十六大以来改革开放的新进展和30年以来改革开放的成就和主要的经验。

先讲第一个问题，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

今年年初，锦涛同志在《求实》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做了深入的阐述。

锦涛同志是这么说的，说我们党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做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背景。

一个方面，从我国自身的情况来看，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使党和国家人民遭到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我们必须通过改革开放增强我国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

这是讲国内的背景。

另一方面，锦涛同志指出，从外部环境来看，20世纪70年代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动世界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加大。

面临着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我们必须通过改革开放，带领人民追赶时代前进的潮流。

这是从国际的背景来讲的。

那么锦涛同志这一段论述为我们分析改革开放的背景提供了一个基本的依据，我们按照这样一个分析从两个方面讲改革开放的背景。

先看国内背景。

大家都知道我国是在1956年完成了三大改造，然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

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初，对于照搬照抄苏联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形成的这样一种体制上形成的弊端，已经有所认识了。

当然苏联模式、苏联经验对于建国初期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初步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弊端也很明显。

实际在56年的时候，我们已经认识到这种弊端了。

所以特别是苏共二十大以后，在苏联模式的弊端有所暴露之后，我们党提出要以苏联为借鉴，独立地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1956年党的八大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并且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也取得了非常丰富的成果。

但遗憾的是，从1957年以后，我们的探索出现了偏差，走上了一条曲折的道路。

1957年“左”的错误是从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开始的。

在1957年进行全党的整风，这是党的八大做出的一个决策，当时采取的是开门整风的办法。

很多党外人士给我们提出了很多意见，尤其是尖锐性的意见。

由于对右派进攻的形势做了过于严重的估计，结果在反击右派的时候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

反右派斗争结束的时候，全国带上“右派分子”帽子的人数高达55万人，那么经过专门的平反，没有摘帽子的右派分子只有3000多人，所以这是严重的扩大化，这是政治上的“左”。

到了1958年，政治上的“左”进一步发展为经济上的“左”。

这个经济上的“左”就是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这两个运动给我国的经济建设造成了重大的损失，特别是三年大跃进,后来有一个估计，直接的经济损失高达1200亿。

大跃进以后，我们又用五年的时间进行经济调整。

三年大跃进，五年经济调整，加起来浪费了八年的时间。

我们等一会还要探讨，八年的时间正是西方发达国家，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

这个时间方面的浪费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计的。

大跃进失败以后，从1961年开始我国的经济进行调整时期，调整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特别是经济调整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但是政治上的失误，不但没有得到同步的调整，反而在这一段期间进一步发展。

1962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阶级斗争的理论错误进一步盛行。

毛泽东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对中国可能出修正主义的担心越来越严重。

随着阶级斗争的弦绷得越来越紧，再到后来四清运动当中，毛主席与刘少奇在对四清性质的认识上发生了新的分歧。

结果使得毛泽东越来越把阶级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了刘少奇等人，最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从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历时十年。

先后经历了打倒一切的全面内乱，林彪集团的覆灭和初步纠“左”的中断，党和人民同“四人帮”的斗争，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以及粉碎“四人帮”一系列事件和过程。

文化大革命名义上坚持和捍卫社会主义，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

实际上成为当代中国，乃至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场浩劫。

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沉重灾难的一场浩劫，严重地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形象。

文革十年结束的时候，中国是一幅什么图景呢？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把这个图景重新回顾一下。

在政治上是冤假错案堆积成山。

据统计，文革十年当中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高达230万人，占文革前夕全国1200万干部的19.2%。

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被审查的干部有29885人，占干部总数的16.7%。

其中中央副部级的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达到75%。

那么虽然没有正式立案审查，但是被错误的关押、批斗和株连的干部更是不计其数。

仅迫害致死的干部就有6万人。

所以说文革是对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一次大践踏、大破坏。

这是政治上。

那么经济上的损失是非常严重。

据李先念主席后来估计，文革十年造成的国民收入的损害高达人民币5000亿元。

这个5000亿元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了建国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

1978年2月，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会议中也说到，仅从1974—1976年，文革造成的全国损失，工业总产值达1000亿元；钢产量的损失达2800万吨；财政收入损失400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从1966—1976年文革十年当中，有五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不超过4%，其中有三年是负增长，所以说十年文革对中国的经济造成的损失是非常严重的。

那么文化大革命对教育、科学、文化的破坏尤其严重。

很多知识分子受到迫害，造成了严重的科学断层、文化断层、人才断层。

比如说对科学技术的破坏，那么文革期间，中国科学院仅北京地区171位高级研究人员当中，有131位受到审查或者列被为打倒的对象。

全国中科院系统被迫害致死的科研人员达到229名，那么在上海科技界仅“两线一会”这样一个特务案，就株连了14个研究单位的1000多人。

受到逼供、拷打的科研人员多达607人，打死了两人。

1966—1976年十年，由于文革的影响，十年没有组织过正式的高考，这个交白卷也可以上大学。

在1982年就一个人口普查统计，全国文盲、半文盲的人数达到两亿三千多万，占到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

那么文革结束时，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又是一个什么图景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从1957—1976年20年的时间里，全国职工长达20年时间里面没有涨过工资，几乎是没有涨过工资。

不但没有涨工资，工资还有所下降。

比如说1957年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是624元，到1976年的时候只有575元。

就是76年的工资比57年还要少40几元，将近50块钱。

那么有了一点工资也买不到东西，很多生活消费品都要凭票购买，粮票更是流行了40年。

同人民币一样重要，被称作第二货币。

“三转一响”则是人民当时最向往的东西。

这个“三转”就是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一响”是收音机。

自行车大概在180元左右，这是当时的价格；手表是120元左右；缝纫机是100元左右；比如红灯牌的收音机当时是90块钱，将近100块钱。

所以说“三转一响”加起来四样东西500块钱左右，当时就这样的“三转一响”很多人一个是买不起，第二个即使买得起，也要托关系、走后门才可以买得了。

穿什么样的衣服呢？从城市到农村，灰、黑、蓝、绿是主色调。

全国几亿人，穿的衣服的颜色就是这四种颜色。

住的房子呢？这个里面有一个数字，改革开放的初期上海180万住户当中，按照国家的标准有89.98万户为住房困难户。

按照国家的标准，上海有将近一半的住户住房困难。

其中三代同室的户数有11万多，这是85年上海的统计数字。

父母与12周岁以上子女同室的有31万多户，12周岁以上兄妹同室的有8万5千多户。

两户人家同居一间屋子的有4万4千多户，人均居住两平方米以下的有26万多人，所以住房非常困难。

就全国而言，1978年建设部对全国182个大中城市进行统计，有一个数字、结果。

全国城市人均住房面积是多少呢？3.6平方米。

这个全国180多个大中城市统计的结果，人均居住面积是3.6。

在这182个城市当中，有缺房户有689万户，占这些城市总户数的35%。

住房大多是没有客厅，进门就是卧室，甚至是厨房、卫生间，几家合用，所以说住房非常困难。

刚才主要说的是城市，在广大的农村情况更加严重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全国八亿农民生活在五万四千多个村民公社里面。

农村的粮食、棉花、油料等一切产品都由国家统购统销，农民种什么作物，种多大的面积，怎么种植，农民吃多少粮食，吃什么品种都由上级决定。

所以没了自主权也有没有了生产的积极性，农村的问题相当严重。

安徽是最有代表性的，安徽是一个农业大省，也是在文革期间受到“左”的影响比较严重的一个地方。

1977年6月，中央调万里到安徽省委做第一书记。

到任以后万里听取了安徽省委农委的汇报，了解了安徽农村的情况。

什么情况呢？文化大革命十年，安徽的粮食的总产量一直徘徊在200亿斤左右；农民人均年收入是60块钱左右。

由于价格的因素，十年当中农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了30%。

当时有一个测算，就是农民每年每人最低的生活费用大约是100块钱人民币。

但是安徽全省28万个生产队当中，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的占了67%；低于40元的占了20%。

两者加起来全省有90%的生产队连基本的温饱问题都不能解决。

所以了解这个情况之后，万里说了一句话，让我这个省委书记怎么不发愁？怎么当？说了这样一个意思。

随后万里到芜湖、徽州、池州、肥东、定远等农村实地看了一番，了解的情况使他非常的震惊，也非常的失望。

后来万里讲了一段话，他说我又不熟悉农村的工作，所以一到任先看农业，看农民。

用了三四个月的时间，把全省大部分的地区都跑到了。

他说，我是长期在城市工作的干部，虽然对农村的贫困，不能说毫无所闻，但是到农村以后一具体的接触才是非常的受刺激。

什么刺激呢？就是农民的生活原来是这么低，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

淮北皖东有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做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做得，找不到一件木器的家具，真是家徒四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