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命运

我中华民族建国于亚洲大陆，已经有五千年之久了。世界上五千年的古国，到现在多成了历史的陈迹，惟有我们中国，不独巍然独存，且正与世界上爱好和平反侵略各国，为世界的正义公理，为人类的自由解放，共同努力于历史上空前的战争，并正向光荣的胜利与永久的和平之大道迈进。

我们知道：民族是自然成长的，国家是群力造成的。我们中华民族在自然成长的过程中，由于共御外侮以保障其生存，集中群力以缔造其国家。中华民族因其宗支不断的融和而其人口亦逐渐繁殖，乃至于强大，于是国家的领域亦相随扩张，然而中华民族从来没有超越其自然成长所要求的界限，亦从没有向外伸张其国家武力的时候。如有外来侵略的武力，击破我们国家的防线，占据我们民族生存所要求的领域，则我们中华民族，迫不得已，激于他所受的耻辱和他生存的要求，乃必起而誓图恢复，达成其复兴的目的。

就民族成长的历史来说：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和而成的。融和于中华民族的宗族，历代都有增加，但融和的动力是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和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在三千年前，我们黄河、长江、黑龙江、珠江诸流域，有多数宗族分布于其间。自五帝以后，文字记载软多，宗族的组织，更班班可考。四海之内，各地的宗族，若非同源于一个始祖，即是相结以累世的婚姻。诗经上说：「文王孙子，本支百世」，就是说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诗经上又说：「岂伊异人，昆弟甥舅」，就是说各宗族之间，血统相维之外，还有婚姻的系属。古代中国的民族就是这样构成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中国全体的国民，都有他「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崇高的伦理观念，与博大的仁爱精神，决不是徒托空言的。

秦汉时代，中国的武力彪炳于史册，而迹其武功，在北方则是为民族生存求保障，在南方则是为民族生活求开发。中国西北沙漠草原地带的宗族，往往向中原农业地带流徙，引起或大或小的战争，当时政府对于这些游牧宗族，于其侵犯则御以武力，于其归顺则施以文治。所以这个时期，中国北方的领域，北度沙漠，东至辽东，西达于葱岭。同时，逐渐开发东南的农业，因之而西南的高原地带，与中原的经济已有密切的联锁。所以这个时期，中国南方的领域，南至于南海，东至于吴越，西南至于交趾。由于生活的互赖，与文化的交流，各地的多数宗族，到此早已融和为一个中华大民族了。

三国时代，中原虽陷于割据分争，然而三国政府仍各为民族的生存，继两汉的余绪，或整顿边陲，或开发荒僻。西晋遭五胡之乱，汉族南渡，黄河流域为匈奴鲜卑诸族所割据。然而此诸宗族，皆渐趋于汉化。故苻秦与元魏，虽统一黄河流域的时间有短有长，莫不袭中国的衣冠，行中国的政教。隋唐大统一的局面，实为魏晋南北朝四百年间民族融和的总收获。这个时期，民族之内，宗支之繁多，文化之丰盛，举葱岭以东，黄海以西，沙漠以南，南海

以北，所有全领域的宗教、哲理、文学、艺术、天文、术数、法律、制度、风俗、民情，亦已网罗综合而冶于一炉。

宋代的国防，不足以保障民族生存的领域。契丹（辽）与女真（金）都是中国北部与东北方面生活未能完全同化的宗族。他们乘宋代民风委靡，政治纷乱，军事衰颓之际，并吞四邻各宗族而成为强悍的势力。他们虽先后入据中原，然他们仍先后浸润于中原的文化之中。蒙古的兴起，与契丹女真，事同一例。成吉斯汗马蹄践踏的版图，超越了中华民族生存所要求的领域以外，然而自忽必烈称帝以后，中国固有领域以外的部分即与中国的国家组织分离，因而忽必烈以下的宗支，独同化于中华民族之内。满族入据中原，其宗族的同化，与金代相同。故辛亥革命以后，满族与汉族，实已融为一体，更没有歧异的痕迹。

由于上述，可知中华民族意识的坚强，民族力量的弹韧，民族文化的悠久博大，使中华民族不受侵侮，亦不侵侮他族。惟其不受侵侮，故遇有异族入据中原，中华民族必共同起而驱除之，以光复我固有的河山。惟其不侵侮他族，故中华民族于解除他互相轧轹互相侵陵的痛苦与祸患的同时，能以我悠久博大的文化，融和四邻的宗族，成为我们整个民族里面的宗支。简言之，我们中华民族对于异族，抵抗其武力，而不施以武力，吸收其文化，而广被以文化。这是我们民族生存与发展过程里面最为显著的特质与特征。

就民族生存的领域来说：我们中国国家的领域，以民族生存所要求为界限，亦即以民族文化所维系为界限。故我们中国在百年以前的版图，一千几百万方公里之内，没有一个区域，不是中华民族生存之所必需，亦没有一个区域不是中国文化之所浸润。版图破碎，即为民族生存的割裂，亦即为民族文化的衰落。故全国国民必引为国耻，非至于河山光复，不能停止其雪耻救亡的运动。

在中国领域之内，各宗族的习俗，各区域的生活，互有不同。然而合各民族的习俗，以构成中国的民族文化，合各区域的生活，以构成中国的民族生存，为中国历史上显明的事实。这个显明的事实，基于地理的环境，基于经济的组织，基于国防的需要，基于历史上命运的共同，而并不是全出于政治的要求。

以地理的环境而论，中国的山脉河流，自成完整的系统。试由西向东，加以鸟瞰：由亚洲屋脊之帕米尔高原，北路沿天山阿尔泰山脉以至于东三省，中路沿昆仑山脉以至于东南平原，南路沿喜马拉亚山，以至于中南半岛。在三大山脉之间，有黑龙江、黄河、淮河、长江、珠江诸流域。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即在这几个流域之间，没有一个区域可以割裂，可以隔离，故亦没有一个区域可以自成一个独立的局面。

以经济的组织而论，在上述的完整山河系统之下，各个区域各有其特殊的资源与特有的

土壤，所以各区域的生活，或为狩猎，或事游牧，或进于农工，或宜于矿冶，或专于鱼盐；其分工基于自然的条件，其交易出于生活的必需。故远在铁路轮船发明使用之前，彼此之间，商业往，即至为繁密。此经济共同生活，亦即为政治统一以至于民族融和的基础。

以国防的需要而论，上述的完整山河系统，如有一个区域受异族的占据，则全民族全国家，即失其自卫上天然的屏障。河淮江汉之间，无一处可以作巩固的边防，所以台湾、澎湖、东北四省、内外蒙古、新疆、西藏，无一处不是保卫民族生存的要塞。这些地方的割裂，即为中国国防的撤除。更由立国的资源来说，东北的煤铁与农产，西北的马匹与羊毛，东南的钢铁，西南的钨锡，无一种不是保卫民族生存的要素。这些资源的丧失，亦即为国基的毁损。

至于各宗族历史上共同的命运之造成，则由于我们中国固有的德性，足以维系各宗族内向的感情，足以感化各宗族固有的特性。四邻的「朝贡」，中国常答以优厚的赐与，从没有经济侵略的企图。四邻的战争，中国常保持「继绝世，举废国」的大义，从没有乘人之危以并吞其领土的政策。所以四邻各宗族，其入据中原部分，则感受同化。其和平相处的部分，则由朝贡而藩属，由藩属而自治，各以其生活的需要与文化的程度为准衡。并且每一藩属内附与同化的过程，常各有长期的历史。即如蒙古，由周代的玁狁，秦汉的匈奴，已开内附与同化之端。自此以后，突厥之在初唐，契丹之在晚唐与两宋，蒙古之在明清，皆迭有内附与同化的历史。新疆则春秋时代，秦国称霸西戎，继之以汉代之通西域，唐代之定天山，而成之以元清两代的开拓。这两个区域，归化中国的期间，皆绵互至二千余年之久。西藏则自吐藩改宗佛教，内向隋唐以来，元代则隶于宣政院，清代则隶于理藩院，其向化亦超过一千三百年以上。至于东北，则比其他边区之内向更早，肃慎的内附，始于周代。汉族的开发，盛于两汉。中经隋唐宋元明，都是汉族与东胡共存的区域。迄于清代，则农工商业的经营，更全赖汉族的努力，即满族亦同化于中华民族之中。台湾、澎湖列岛本是汉人开发的区域，屹峙东南，久为我们中国的屏藩，迄至明末，乃为荷兰人所侵据，而终为我郑成功所收复，其事迹真可歌可泣。中国对于中南半岛各宗族关系更深。存亡继绝的义师，济弱扶倾的战役，真可谓「史不绝书」。总之，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即为各宗族共同的命运的记录。此共同之记录，构成了各宗族融合为中华民族，更由中华民族，为共御外侮以保障其生存而造成中国国家悠久的历史。

这一部悠久的历史，基于中华民族固有的德性，复发扬中华民族崇高的文化。我们知道：中国国民道德的教条，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而中国立国的纲维，为礼义廉耻。在这八德和四维薰陶之下，中华民族，立己则尽分而不渝，爱人则推己而不争。义之所在，则当仁不让，利之所在，则纤介无私。不畏强梁，不欺弱小。积五千年的治乱兴亡，以成就我民族明廉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