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档案学成就之荟萃

中国近代档案学成就之荟萃作者：张会超王星光来源：《档案管理》2008年第06期摘要：档案学十三本旧著不仅是民国时期档案学成果的一个典型缩影，也是一笔珍贵的档案学遗产，而且对今天档案学的发展仍有重要的启迪。

这批著述为档案学嬴取了发展的空间，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专业知识与档案人执着奉献的精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学术薪火的持续传递则促使学界要不断研读这些经典之作。

关键词：档案学十三本旧著民国中中国档案学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诞生以来，曾有过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品味我国近代档案学的产生及其那段突飞猛进的发展历史，对今天的学科发展有着重要的启发与借鉴作用。

1十三本旧著品评这批书从1931年的《公牍通论》，到1949年的《中国档案管理新论》，反映了近代中国档案学诞生与发展的历程。

“至20世纪30年代，以文书档案工作改革为主要内容的行政效率运动和明清档案整理热潮终于合力催生出近代中国档案学，其重要标志就是十三本档案学‘旧著’的问世……十三本‘旧著’大体上反映了近代中国档案学的产生、发展情况及其得失、特点。

”从书名的嬗变可知，这时期的档案学最初是从文书工作的研究演化而来的。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档案学、文书学在中国逐渐形成。

从民国初年开始，文书学著作纷纷问世，其中也有专章讲述档案管理方法的，本世纪30年代专门研究档案及其科学管理的著作问世。

此后，有关档案管理、文书处理、公文程式、文书写作、应用文及其写作、文档法规、文档改革、文书与档案史等内容的著作逐渐增多。

到了40年代末期，整个档案学(包括文书学)水平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高度，并主要反映在一系列著作中。

仅据初步统计，30多年中所出的书籍已达100余种。

但此时的成果以机关档案管理、文书学方面为主。

“我国档案学研究萌芽于文书工作的研究和编著作品中，是我国档案学产生与发展的一个历史特点。

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符合科学发展规律的现象”。

《公牍通论》系徐望之1929年在河北省训政学院主讲公牍课程时，根据《公文程式》编著了《公牍讲义》。

后将此讲义公开出版，就是今天我们所见的《公牍通论》。

《公牍通论》一上市就受到了好评，热销异常，同年12月再版，以后又陆续再版。

到1947年已出版了8次。

该书成了我国近代有重要价值的文书学著作和第一部文书学方面的高等学校教科书。

“在档案学的研究尚处在萌芽状态的时候，也个别地出现一些有关档案工作方面的专门编著作品，但它往往只是某一具体机关的档案工作的经验总结，因而概括性、科学性是不高的。

然而这些作品正好说明，档案学已在萌芽中”。

程长源、梁上燕的书即是这样的书，以程著为例，就系浙江兰溪县整理档案的经验总结，“故本书不尚理论，不嫌琐屑，对档案管理各端，均叙述详尽”(《县政府档案管理法》“凡例”)。

而梁著也是以一县的公文与档案管理情况来著书立说的，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成了十三本旧著中最为单薄的书籍，但也是较早将公文处理与档案管理并列阐述的著作。

周连宽则早在1935年就以武昌县文书档案改革为据写出了《县政府文书处理法》和《县政府档案处理法》，10年之后，周先生陆续将其笔录所得整理编次，付梓刊印，成书为《公文处理法》和《档案管理法》。

他将文书与档案的处理分开来讲，单独成书，说明档案学的形成不仅萌芽于文书与文书工作的研究，而且也表明其一开始就是将二者当作独立但又有紧密联系的目标加以研究的。

他的这两部姊妹篇在档案学史上有着独特的坐标和重要的位置。

而何鲁成的《档案管理与整理》是一本值得重视的旧档案学的代表作。

它已经是一部从全国着眼，在统一集中的指导思想下编写的著作，当然它的从全国着眼和要求统一集中，还只是针对中央一级的机关档案室而言的。

有人则称其为我国近代档案学形成的标志之一。

殷钟麒《中国档案管理新论》的出版，不仅表明是作者在自编教材基础上的发展，而且从其整体内容来说，也是集我国当时档案学之大成的著作，因此是一部值得我们重视和吸纳研究的近代档案学的代表作。

可以说，要研究我国建国前的档案学，就必须研究《中国档案管理新论》。

这批书的具体内容和特点，在此就不一一叙述，各种介绍已经较为齐全了。

如果感觉评述文章稍嫌不够，还可以直接去读原典。

书评文章可参考《档案管理》上所载的对这十三本旧著进行评介的文章。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些书系当时学术思想的结晶，以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有些内容已显得不合时宜，有些观点也显得陈旧。

不过这些著作包涵的学术思想却是当时实践和理论的凝结，至少可以告诉我们原来已经早有了这些做法和想法：而其中的一些思想仍然熠熠生辉。

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从这批书的版次中就可以发现，当时这些书的出版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和考验。

以《档案科学管理法》为例，秦翰才早在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四月就已将该书编纂而成，并由桂林的科学书店出版，到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五月时，已经出了第三版，1947年4月又由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出版。

而《公牍通论》从1931年出版，到1947年，连续出版了8次，说明该书之畅销。

《公文处理法》也先后出版了5次。

整体来讲，这批书多少显得参差不齐。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当时各位作者的水平不尽一致。

但是，相对于其他零散的文章来看，这些著述有其系统完善的长处和优点。

这是需要肯定的，万紫千红总是春，这些不同作者不同时间形成的成果共同铸起了档案学发展史上的丰碑。

当然，对十三本旧著的得失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还有待学界同仁的深入研究。

这批书的作者，无论是教书先生，还是具体实践的从业者，都相继步入了档案界。

“当时行政界的知名人士甘乃光、滕固、周连宽、程长源、龙兆佛等加入了档案学研究的行列。

由于政治和历史的诸多原因，这些学者的身世已在时间的流逝中而暗淡。

其中甘乃光和滕固被载入‘史册’，主要是因为他们曾经身为国民政府要员，或曾经在文艺出版界‘担纲’，而并非作为档案学的启蒙者。

同样，像何鲁成、程長源、龙兆佛等人的名不见‘经传’，则并不能抹煞他们对档案学的贡献；只是当时，档案学还没有成为被社会承认的显学而已。

事实上，他们对档案学的认识，也是与他们的社会地位不无关联的——正是这些‘行政界的知名人士’，从强化政府机构和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出发，给予中国档案学最原始的‘第一推力’。

他们与档案管理实践紧密结合，从总结政府机关档案改革的实际经验人手，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档案学理论……中国档案学就是这些‘经验’的升华”，“中国档案学人及其文化素质、知识结构、人生经历等‘主体特征’最终决定了了中国档案学的基本理念与模式”。

2 十三本旧著的价值2.1 代表的研究方向。

要回答这两个问题，还得从档案学的产生讲起。

我国档案学发端于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

档案学的兴起与民国时期的“行政效率运动”、史学界整理明清历史档案以及近代档案教育的创立不无关系。

“中国近代档案学从一开始便存在两个源头，可谓并行不悖、交相辉映的两个学派。

参与创建的主力之一是机关档案学派或称行政学派，该学派的成员主要是当时国民政府的机关档案工作者和行政界的一些知名人士。

而另一主力的档案馆学派或历史档案学派对创建中国近代档案学的贡献也需要着重讨论。

该学派的成员，大体出自众多参与古代档案，特别是明清档案整理与研究的知名学者与文化教育机构”。

“上世纪30年代，以丰厚而又杂糅于各类典籍之中的中国古代档案学思想积淀为文化渊源，以档案工作的变革与一定程度的发展为实践基础，近代科学意义上的具有完整体系的中国档案学正式创立和形成，这一点，已为档案界多数人所认同，然而，如何公允评价各方面对创建中国近代档案学的贡献，却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有的论著高度评价了当时国民政府机关内从事文书档案工作及其改革人士在这方面的贡献，却将一批历史档案工作者、档案馆工作者的贡献仅视为历史学界的参与和补充。

这个问题，便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对民国时期明清档案的整理，形成了诸多的论著，值得我们探研。

譬如，沈兼士先生的《文献馆整理档案报告》、方甦生先生的《整理档案方法的初步研究》、张德泽先生的《档案分类研究》和《整理档案问题》等文则是对民国时期明清档案整理情况的一种总结和探讨，档案分类成为当时研究的重点。

至于君石的《明清两朝档案考略》和高良佐、王培仁等人的《北平文化机关明清档案考察记》则是系统介绍明清档案及其整理的文章。

罗振玉之子罗福颐的长篇论文《清内阁大库明清旧档之历史及其整理》是目前能见到的较为系统、详细研究这方面问题的著作。

该文用11章阐述了大内档案的整理，特别是阐释了罗振玉和沈阳博物院对明清档案的整理。

这篇60年前的文章，今天看来仍不失其价值和意义。

因此，如果一定要讲档案学十三本旧著代表了什么，那么，首先代表了当时机关档案工作方面的实践和理论，一些学院派的著作也多是基于行政系统文书档案工作而来的：其次，这些论著代表了人们在传统的历史文献整理的背景下，对现代档案管理方法和理论的探索，这些研究成果成了中国档案学形成和发展的见证：再次，这些论著代表了档案学研究的一个方向，开辟了新的学术道路。

档案学的形成，并不仅仅是一个学科或一门学问的诞生。

而且更意味着学术空间的拓展，档案工作发展到了需要用学术理论来引领、提升与指导的阶段，而其学术影响的逐渐扩展，更为今天档案学的丰富与深化提供了经验和范式。

2.2 赢取的学术境界。

这些档案界的先哲们或吸纳传统的档案学思想，或引入国外以及其他学科的学术思想，加以借鉴和吸纳，为档案学科的建立而勇于开拓。

比如傅振伦先生，专门在《公文档案管理法》中阐述了“中国档案管理今昔观”，并用一章的篇幅来探讨历史档案的整理，从考古发掘出的甲骨、简牍，到敦煌发现的遗书，还有保存下来的明清档案，以及民国时期的一些档案，均细致介绍其整理过程或方法，书后还附有《档案与历史》一文。

除此之外，傅振伦先生还将视野投向国外。

将自己游历英、法和苏联等国时接触到的国外先进的档案管理方法和档案学理论加以介绍和引用，不仅在书后附有“欧美档案馆学论文译丛提要”，而且还在档案分类问题上介绍了国外的事由原则和来源原则等。

再如殷钟麒先生，也同样如此，既重视中国古有的档案学思想，在其书《中国档案管理新论》中专门介绍了“档案之简史”，开辟了中国档案史研究的新天地，又注重国外的实践与理论发展状况，他在该书第一节介绍档案的定义中说：“至于西洋方面，相当于档案一名词者，共有九个”，然后引用英国档案学家金肯生(H.Jcnkinon)的观点表达自己的意见，认为“金氏上述六点，将档案之内容，阐述甚明，档案定义，亦甚完善”。

他们这种扎实深厚的国学根底、学贯中西的学术素养是今天的学人难以企及的：而对西方档案学知识的积极引入，则表现出他们敏锐的学术目光和超常的胆识。

在十三本旧著的十二位作者(周连宽先生写了两本)中，明确其作品写就时系教师身份的只有徐望之、傅振伦和殷钟麒三位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