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尼系数还大大超过日本和西欧诸国 应警钟长鸣

得工业的支援，可以使两者直接地互相促进，因而可以 使农村迅速地不断地共同富裕。这样最终结果将是城乡、 工农之间的市场买卖关系日趋发达活跃，农村自
给自足的经济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一个东方的农业大国 走上良性发展的工业化道路。在此前提下，再辅之以多 次分配，农村的乃至全国的贫富悬殊问题才能从根
本上解决。斯大林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但为了发展重 工业，便利用工农剪刀差不等价的产品交换方式，使农 业向工业“进贡”，工业长期“共产”农业的利润
：1952年为17.9%，1957年为23%，1978年为25.5%， 1984年为10%。1984年农业在工商业中的积累量最小，但 粮食却达到
有史以Βιβλιοθήκη Baidu最高的产量，粮票基本失去作用，1985年，第 四个一号文件把粮食统购统销改为合同定购。这是商品 经济在我国的巨大进展。农产品的统购统销不
能完全否定，但它仅适用于战争时期或短暂的特殊时期， 中央很多同志不是不想改，但由于运动不断，斗争不停， 命令一下，就实行了近三十年之久，从而使农
与积累，重工业又用此法“共产”轻工业，城市对农村 也如此“共产”，其消极后果是很严重的。正像毛泽东 同志在《论大十关系》中所说：“像苏联的粮食产
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的最高水平的问题，像一些东欧国 家由于轻重工业发展太不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我们 这里是不存在的。”耀邦同志对毛泽东同志上述论
述深以为然。他认为，只要农业、工业地位平等，相互 支援，广大农村还能办工业，“亦农亦工、农工结合”， 那么我国的经济就能够波浪式地不断快速发展，
适当的时候，运用说服的办法要求先进的部分给落后的 部分以兄弟般的支援；供落后的部分跟上来。——这是积 极的平衡。耀邦同志认为，在一个有多种矛盾并
存的经济体中，各种矛盾若能组成一组矛盾的上升运动 就是正常的经济秩序。平衡好，也不是绝对的好，不平 衡不好，也不是绝对的不好，只要经济的平衡和不
平衡两者的运行，有如波浪式的发展，滚滚向前就是良 好的经济运动。当然也是消除贫富悬殊、共同富裕的最 好办法。即便是先进部分帮助落后部分，党和政府
级产品和剩余产品需要卖给城市、国有企业。农民的经 济地位就会提高，其政治地位跟着也会提高。耀邦同志 说：联社不能加工的产品和加工的剩余产品，须要
出售给国家，国家通过商业渠道转售给国家工业部门、 外贸部门或别的联社、地区。联社工业愈向前发展，自 给自足的部分加大，出售给国家的部分也会加大。
社队企业兴办起来，其意义是多方面的。首先，农村的 干部和农民的社会联系就会大大扩展。商业部门、工业 部门、外贸部门，其他地区的社队，都成了他们的
客户，成为一种买卖关系，双方可以议价、砍价，农民 就会逐渐取得政治上的民主的权利；第二，农民有了自 己的商品、企业、市场和话语权的地位，就会逐渐
取得和其他利益群体政治上的平等地位；第三，社队企 业出售给国家的产品不断增多、丰富，就会引起农村产 品向商品的转化率不断提高，社队企业将必然逐步
成为市场的自由主体；第四，这种市场的自由主体，也 就是我国新的社会阶层的一部分，完全是一支积极革新 的政治力量；第五，农民的经济地位提高以后，他
若农民身上没有政治上的压力，小岗村农民包产到户为 何要立生死状，义乌农民进城经商务工为何要突破政府 部门户籍政策和工商部门的严厉禁令？耀邦同志在
建言信中虽没有提到农民的政治权利，但经济和政治是 统一的，他和中央、地方一些领导正是在“文革”之后， 最灵敏地感受到这两方面的压力和任务，所以才
能很快顺应广大农民这一历史潮流，在潮流中发挥作用。 二、消灭贫困、共同富裕的体制障碍耀邦同志写建言信 时，我国农村政治经济互相结合的社会体制是人
贯彻执行。以后的人民公社不但以政权一方出面，而且 也作为生产组织的一方大力落实。其执行的力度、强度 真可谓是空前绝后了。那时，公社的社队干部对每
家每户有多少存粮、棉花、油料都一清二楚，绝无私产 隐匿之可能。1955年国家又对生猪、皮革、蛋品、烟叶 等重要农副产品先后实行了派购任务，收购这
些农副产品，国家对公社，公社对大队，大队对农户都 是下达计划任务的。农民在农副产品的生产上，无任何 主动性。“大跃进”期间，为了完成大炼钢铁的任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要发展生产、消除贫困就没有任何政 治、体制上的障碍了。1949年以后，我国消灭了剥削阶 级，但却加重了工人与农民、城市与乡村之间
的等级色彩。“工之子恒为工，农之子恒为农”；城市 人口吃商品粮，农村人口吃自产粮、返销粮；户籍制度 割断了城乡、工农之间的正常流动，生活在不同等
级，有着不同身份人们的上学、就业、医疗、居住都各 有各自的空间。对此，刘少奇同志曾说：“……是不是开 始萌发了一种等级制度，社会主义之下的等级制
自己的企业，甚至是现代化的企业，又有了文化、科学 知识，才有全面发展的可能性，才能真正获得最终解放。 这是政治问题中的最终要求。我们只有把消除贫
困悬殊，共同富裕的任务，提高到广大农民，以至全民 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文化教育乃至人的全面发展的 高度来认识，这一问题才能得到最快、最好、最妥
善的解决。解决贫困问题就生产而论生产，就经济而论 经济，不管政治是不行的。我认为我国农村改革之初既 受到了经济方面的压力，又受到政治方面的压力。
度。”(《刘少奇选集》下卷P304)他先涉及的是干群问题， 以后又提到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其思想相当 深刻，可惜“文革”的巨石压“死”了
这株思想幼苗，改革开放的实践，又使这株思想的幼苗 复活。所以我国的贫富问题，既有生产力的发展、物质 丰富的问题，也有政治问题和体制问题。这是我国
二元化对立的经济结构上的必然反映。如果“亦农亦工、 农工结合”，社队办企业的政策得以实行，农民的日用 生产品就可以得到部分满足，还有越来越多的初
桔等水果。这些产品由国家委托的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 社统一收购。三类物资为麸皮、烟叶、草料等不在计划 之内的物品。前两类物资不准进入集市贸易，即自
由市场。以后“左倾”思潮不断升温，自由市场也成为 资本主义的代名词，自由市场或开或停。试问，农民连 自我调剂低水平生活必需品的余缺空间都没有，生
产怎么有积极性，生活怎么能提高？据1990年《经济研 究》第二期文章介绍，我国农业部门每形成100元的价值， 通过价格机制转移到工商部门实现的量
尽快消灭贫富悬殊的现象。产生贫富悬殊的问题，不在 外部而是体制内部的萧墙之祸。如果农村的统购统销政 策给农村多留一些粮食、棉花、农副产品和土特产
，国有资源也向农民开放，那么社队就可以进行一些粮、 棉、油、禽、蛋、肉的初级加工，手工业的纺纱织布， 小矿产的开采、冶炼，砖、瓦、灰、石初级建材
的生产，机器配件的加工……社队企业的起步阶段，不妨 从最简单的加工做起，勤劳的中国农民不怕从“鸡毛换 糖”做起。但社队企业发展起来，经济发展不平
民公社。这种政社合一、“一大二公”的体制，不但其 生产关系大大超越了我国农村的生产力水平，而且其体 制又彻底为计划经济服务，当然也为农村的统购统
销的国策服务。1953年11月23日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实 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同时中共中央又 做出了《关于在全国实行棉布计划收购和
计划供应的命令》及《关于棉花计划收购的命令》。这 种计划收购和供应都是以党和政府的命令形式下发的， 都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原来的乡镇政权当然要积极
衡怎么办，产生了贫富又怎么办？他再作分析：放手让 公社联合起来办工业，有些地方资源丰富，发展就很快， 收入就很多，有些地方资源少，发展就较慢，收
入就不多，还有些地方没有资源，暂时不能发展，暂时 没有收入。这就出现不平衡状态，要出现贫富悬殊的现 象。怎么办？在耀邦同志看来，经济的发展始终具
有不平衡性，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宏观经 济发展是否平衡，表现在生产与消费、速度与周期、数 量与质量、产业结构与生产部类等方面。党和政府
胡耀邦同志1969年在河南潢川县黄湖“五七”干校劳动 耀邦同志主张全民“共产”国有资源，“共产”劳动对 象。他是否主张贫富之间也来一个平均主义的
大“共产”呢？非也！他是坚决否定这一反动政策的。 耀邦同志主张社队利用地下资源，兴办企业，又反对平 均主义，那么是否会带来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贫富
悬殊的两极分化呢？耀邦同志对此问题也有自己的分析。 一、消除贫困、共同富裕的政治障碍消灭贫困、共同富 裕，当然要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但绝不能认为
们对教育、文化、科学的要求也会日益突出起来，直至 人的全面解放。正如耀邦同志所言：联社因为有自己的 工业，起初，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满足社员生活上的
某种需要，或者能够为集体提供一定的农业生产资金或 技术力量；往后，由于经营规模的扩大和提高能够在更 大的程度上满足社员生活上更多的需要，或者能够
为集体提供更多的农业生产资金或更多的技术力量。这 样可以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村文化科学专业的更快发展， 而全面发展的人也才有可能逐步的实现。农民有了
也要采取“说服的办法”，使贫富双方形成兄弟般的支 援和受援关系，落后部分也要在自力更生的原则下积极 追赶。这才是解决贫富悬殊的积极平衡。切不可在
贫富之间再刮“共产风”，再吃“大锅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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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统购统销体制，但他主张大力发展社队企业，主张 社队企业的产品和国有企业的产品不能重走“产品交换” 的老路，应成为一种合理的商品买卖关系。因为
社队企业的产品，是国家的非计划产品，是商品，它要 求市场，是天生的平等派、自由派，是计划体制中的颠 覆性因素。三、“是绝对平衡还是波浪式的发展”
耀邦同志说的“亦农亦工、农工结合”，还有这样一个 意思，即工业应支援农业，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 差，保证农业自身的积累。在建言信中，耀邦同志
认为：工业和农业的分离，是资本主义造成的。随着资 本主义遗迹的被彻底清除，工业和农业的分离和差别也 应当彻底完结它的历史。对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来
说，尽管也有发达的现代化农业，但在其资本原始积累 时期和发展的初级阶段，总避免不了城乡的对立，避免 不了农村的衰败或破产。而社会主义的工农联盟则
决定了工业农业必须携手，农业和工业应该互相支援， 工业为了自己的积累也应大力帮助农业。耀邦同志说： 劳动结合，主要是“亦农亦工”可以使农业直接取
指导经济发展应持积极而非消极的态度。他说：一些社 队，一些地区以高速度步伐前进了，一些社队，一些地 区以中等步伐前进，还有些社队一些地区落在后头
。这是不可避免的。对这种不可避免的事情，消极的态 度和做法就是：不使某些部分在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向前 冒，硬拉着向前冒的先进部分停下来，等着其他的
部分跟上来，才允许前进。——这是消极的平衡。积极的 态度和做法就是：放手让某些部分在自力更生的原则下 向前冒，同时鼓励和帮助落后的部分往前追。在
务，全国不少农村的农户也有生产钢铁的派购任务，各 家都要收集各种铁制器皿，付之熔炉冶炼，很多不能完 成任务的农户，干脆砸锅卖铁，完成派购任务。1
957年9月18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国家计划收购(统购)和 统一收购的农产品[23.48 -0.13%]和其他物资不准进入自 由市场的规定》。具
体把农村生产的物资产品分为三类。一类物资为粮、棉、 油，全部由国家计划收购。二类物资为烤烟等22种土特 产品和38种中药材，以及供出口的苹果、柑
业长期停滞，农民长期贫困，农村长期停留在城乡二元 化对立的底层。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由于违背了价 值规律，不但农村大受其苦，也使国家颇受其累。
自从国家统购统销农村一类物资后，销价比统价在价格 上只提高了5.6%(《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P281)， 但我国财政在购销价格的平衡上只过
了一年好日子，以后国家粮食的经营保管上年年亏损， 名义上粮价虽然稳定，但国家实际上又要对城市居民大 量补贴。耀邦同志在建言信中，虽然没有正面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