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期理论研究的三个阶段

理论探讨
　中国经济周期理论研究
的三个阶段
□　杜　辉
社会主义的经济周期是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它不可能在马克思经典著作中找到现成的答案。

长期以来,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周期问题一直讳莫如深。

改革开放后的1985年以来,一些中青年学者开始大胆闯入这一禁区。

14年来,有关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周期的研究,从最初突破禁区到研究文献汗牛充栋,经济周期理论逐渐成熟,政府平抑周期的方略逐步完善。

其中,有关探讨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85—1988年为理论突破阶段;1989—1991年为尖锐争论阶段;1992年以来,市场周期讨论阶段。

1985—1988年,中国经济周期理论的大突破。

这一阶段,以1988年4月和8月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技术经济研究所等单位发起和主办的两次全国中国经济周期研讨会为代表。

这一时期,理论界的主要贡献为:(1)突破禁区。

长期以来,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周期问题一直讳莫如深。

最早可以追溯到1961年,刘国光等人曾提出过社会主义经济的波浪式发展的问题。

但
是直到改革开放以后这一课题才得
以展开。

1984年和1985年我国经
济超高速增长后,开始出现经济滑
坡,有关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讨论
骤然“热”了起来,不少中青年学者
大胆闯入这一禁区。

从当时发表的
文献来看,最早提出周期问题的是
乌家培和刘树成等人。

1985年,他
们把“社会主义经济增长有没有周
期波动”作为一个重要课题提出来。

紧接着,刘树成首先论证了中国的
经济周期。

与此同时,杜辉又发表
论文,论证前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增
长的长波运动和短波运动。

很快,
宫著铭第一个运用经济计量方法,
为中国设立了一个供给模型,测算
了波动指数,较为系统地论证了中
国的经济波动。

作者指出:“说计划
经济在克服经济波动方面比市场经
济(或混合经济)更为成功是缺乏根
据的”。

(2)介绍和借鉴前苏东国家
和西方国家学者的研究成果。

国外
很早就有人开始研究社会主义国家
的经济周期。

尤其是东欧国家的一
些学者很注重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周
期的特性。

例如,波兰的卡宾斯基、
切林斯基研究的投资周期,捷克学
者锡克和匈牙利的科尔内探讨的短
缺失衡,南斯拉夫的霍尔瓦特分析
的南斯拉夫的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
的特种滞胀等都很有参考价值。

(3)周期的定义。

多数学者认为经
济周期是指经济增长上下波动的现
象有规律地重复。

也有的学者认
为,经济周期应是各种经济成长因
素的综合反映,它应当指国民经济
整体景气运动。

(4)计划经济周期
的特点。

多数学者们承认,与市场
经济国家一样,社会主义国家计划
经济时期的经济周期波动同样是一
种重大比例失调。

但有的学者认
为,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周期是
通过有意识调整实现的,不会发生
全面经济危机。

还有的学者提出,
中国经济周期具有频率高、振幅剧
烈的特点。

(5)计划经济周期的波
动机制。

学者们从体制根源、物质
技术根源和外生变量三个方面探讨
波动机制。

体制方面,主要是由于
“赶超战略”和“数量冲动”,导致
高积累、高投资———比例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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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压缩———再冲动的恶性循环;物质技术方面,一些学者指出,固定资产更新仍然是计划经济时期经济周期的物质基础;至于天灾人祸被看作外生因素,它们的发生可能导致经济波动的提前或延迟、强化或弱化,只有体制运行机制和大生产运行节奏才是经济波动的决定性因素。

由于当时改革开放的时间不长,学者们虽然看到了投资决策的分散化和多元化趋势,但分析的不多。

(6)关于反周期对策。

多数学者认为,经济周期是不可熨平的,但是可以通过有弹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体制调整来抑制大起大落和破坏。

平抑周期的对策主要应当注重转换经济运行机制、选择改革方案出台的时机,以及适时采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调整政策,逆周期操作。

(7)对中国经济周期进行数量分析与模型分析,建立预警信号系统。

总起来看,这一时期突破性理论贡献比较大,但是深度不够。

1989—1991年,尖锐争论阶段。

这一时期在中国经济周期的研究中出现了一些不同意见,有些学者明确表示,不能同意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存在经济周期的提法。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虽然存在着一种膨胀———紧缩———再膨胀的怪圈,但这只是人为的失误;有人承认中国存在着经济波动,但是不存在周期性,认为不能把资本主义发展的周期性套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上;有人将几次大的波动称为超常波动,但是不同意社会主义有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

存在经济波动的原因在于经济调节机制的不合理、经济主体(政府、企业)的行为不合理和经济体制的不合理,但这些不是社会主义本质决定的;还有的人否认社会主义会发生经济危机;也有的学者认定,承认社会主义存在
经济周期,就是混淆了社会主义与
资本主义经济的区别。

并且,有人
还认为,借用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
分析方法研究我国经济运行,把人
们的注意力引向不符合客观规律的
基础上,导向危害很大。

这些不同
意见和看法尽管出发点不同,但是
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周期理论的成熟
和发展也是一个考验和推动。

在这
场争论中,主张社会主义存在经济
周期的学者进一步澄清了几个重要
问题:(1)波动是必然的,周期是不
可避免的。

波动是指事物运动的非
直线性,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呈波
浪式发展状态前进的,否认波动,就
是否认了辩证法;周期是指事物在
时间上、样态上有重复的相似性,是
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否认周期性就
是否认了规律性。

(2)用政治动荡
解释经济波动,实际上是一种外因
论;用人为决策失误来说明波动的
偶然性,更是一种缺乏勇气的唯心
论认识。

上述观点实际上否定了经
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体制决
定主观决策的基本理论。

(3)危机
只是一种严重的经济失衡,是一种
超常波动。

中国1978年以前,至少
发生过三次危机式经济波动,即
1961—1962年,1967—1968年和
1976年,出现了经济增长的古典式
下降局面。

(4)国民经济的稳定、协
调发展并不等于增长速度逐年相
等,它只能表示在国民经济各个部
门的比例关系基本协调和供求总量
基本均衡的前提下,经济增长速度
起伏平稳,差距不致过大的状态。

(5)经济波动或经济周期作为社会
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的产物,反映
的是社会经济运行超越社会制度的
一般规律性,揭示社会主义的经济
周期并不等于抹煞两种社会制度的
差别,不等于忽视社会主义经济运
行的特点。

并且,采用某些资本主
义经济周期的分析方法,作为实证
分析方法与特征分析方法相结合,
也是必要的。

这一时期,我国经济
周期理论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果。

1990年由毕大川、刘树成主编的
《经济周期与预警系统》出版,该书
分四篇,分别从周期成因、机制和对
策,从周期数学模型,从波动监测和
预警系统,从国外学者的三大周期
学派研究成果等方面汇集了众多学
者的研究,堪称当时我国周期研究
成果的集成之作。

1992年以来,市场周期研究拓
展阶段。

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周期
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

这一阶段主
要在几个方面取得进展。

(1)市场
经济周期的研究。

1992年,邓小平
同志的南方谈话,确定了我国市场
取向改革的方向,大大加快了我国
市场化进程。

经济景气运动中市场
因素作用明显加强。

多数学者认为
中国经济自1995年以后,开始告别
短缺时代,进入买方市场时代,主要
工业产品,包括相当多的资源性产
品出现生产过剩。

据此,不少学者
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转入市场经济,
经济周期已经进入商业周期类型。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学
科课题组认为,1997年以来,我国
意愿总需求已经小于意愿总供给,
经济的实际增长率已经小于自然增
长率,故中国经济周期已经进入商
业周期时代。

(2)世纪之交,中国经
济周期的类型和特点。

进入90年
代以来,中国经济进入快速增长和
结构转型时期,国家也相继出台跨
世纪的战略规划。

这一时期,中国
处于向工业化中期过渡阶段,景气
循环也必将呈现“生长型”的特点,
即高增长、低振幅、中长周期、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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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样态。

同时,由于国民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接轨,国际经济景气循环的动荡对国内经济的冲击将会逐渐加大。

(3)区域经济周期研究。

例如河北经贸大学校长、经济学博士于刃刚教授所著《河北经济周期波动与产业结构优化》。

于先生立足于河北,分析河北的自然资源、地况地理、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对河北经济波动的影响。

(4)宏观经济调控的思路。

张守一提出:第一,对经济周期实行逆调节,而不是顺调节。

即在周期低落时,应当采用扩张性政策;在经济高涨时,采取收缩性政策。

第二,掌握好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和时机,应当随着经济进入高峰期,收缩政策力度逐步加大;随着经济运行进入谷底,刺激政策力度逐步加大。

第三,不可忽视地方政府的对策因素。

地方政府出于地方利益,往往在中央政府采取宏观调控政策时,采取相反的措施。

例如,当中央政府以控制通货膨胀为目标时,地方政府为了地方发展,往往把高增长当做自己的选择。

(5)周期分期的讨论。

多数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的低谷期分别为1981年、1986年、1989年和1996年。

石磊提出,从回升到峰值计算,1981—1985年历经4年, 1986—1990年历经315年,1991年6月到1993年6月为2年,经济波动的时间跨度逐次缩短。

北京大学的靳云汇教授认为我国自1996年进入周期底部到1998年仍未走出来。

胡鞍钢先生提出从1997年将进入第五个周期扩张期,预计这一周期将持续到2000年或2001年。

王大用先生提出,下一轮经济高涨期1998年才会到来。

笔者与上述学者在其他周期低谷期的看法没有太大分歧,主要是对1996年是否为新时期第四个周期底部有不同看法。

笔者认为, 1996年的增长低峰,并不是第四次周期的底部,它只不过是政策周期的目标底部。

在我国,必须分清“政策周期”与经济周期。

“政策周期”是政府出于一定的政治目标或社会稳定目标而确定的一定经济增长区间,政策在这个区间内进行调整,从而经济增长率有可能在一定区间内上下波动,这个区间的循环只是政策周期的反映,并不是经济周期的自然运行过程。

经济周期有其内在的运行规律,它可能为一时的政策所中断或加速,但是,它的自然运行法则是无法改变的。

一个经济周期中可能会存在几个“政策周期”,或者“政策周期”可能会与经济周期重合。

但是,经济周期的运行机理与
“政策周期”的运行规律根本不同。

经济周期运行由社会生产、交换的总量比例或结构比例决定,“政策周期”的运行则由政治需要或社会目标决定,尽管社会目标的确定可能符合经济比例的要求,但毕竟只是主观的认识。

1994年以来,出于对1988年的双涨的警惕,经济理论界和管理层为防止再度出现超高速增长和通货膨胀,出台紧缩政策,希望实现“软着陆”。

对此,厉以宁先生认为,中国并没有出现“泡沫经济”,只是在经济发展的大潮中偶尔有些“经济的泡沫”出现,不必大惊小怪;中国经济发展需要的是连续飞行,越过雷电,直达目的地。

经过3年的紧缩,通货膨胀被压制下来了,但是,到1996年经济增长速度仍然保持在高位。

至于1997—1998年的物价低落和通货紧缩乃至经济增长率下滑,本质上是我国经济成长进入过剩时期,需求结构进入升级阶段,生产结构被迫进入转型期的结果。

笔者认为,1996年的增长低落,只是政策周期的低谷,并不是经济周期的低谷。

第四个经济周期的低谷在1998—1999年之间。

也就是说,从1992年开始的第四个经济周期的高涨阶段一直持续到1997年左右,本期高涨阶段持续有7年左右。

其原因在于1989—1991年的3年经济调整持续时间较长,市场清理的较为彻底。

下一个经济增长上升期必然会较长。

1997年下半年,我国国民经济的上升态势已经受到市场比例正超出的影响,产品大量积压,企业开工不足,居民购买意愿下降。

这不仅说明我国经济增长制约因素已经由资源约束转向市场约束,而且也表明本次周期已经开始走向下降阶段。

经济周期是不可回避的,中国经济周期理论的研究仍然需要进行下去。

笔者认为有三点值得研究者重视。

其一,经济规律的研究不能唯上,也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将政府的政策意愿作为判断经济规律走向的标尺。

其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能产生真理。

有说“过热”的,也该有说不热的;有说“通缩危险”的,也会有说正常波动的。

争论使人明智。

不过,目前我国经济学界的周期理论还只处于摹仿阶段,自成一体的周期学派尚未诞生。

其三,经济周期的判定需要时间,经济周期的研究也需要预期,尽管预期可能落空,但毕竟有助于人们开拓视野。

这里,笔者就预期,1998—1999年的周期变型对我们各种理论就是一个考验。

(此课题得到辽宁省博士启动基金资助)
(作者系大连舰艇学院教授、博士)
(本文责任编辑　李庆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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