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风骨与建安风骨的比较

盛唐风骨与建安风骨的比较

摘要：古往今来历史文化总在继承中不断地得到发展，盛唐文学是续建安文学之后文学发展的一个历史鼎盛时期，盛唐诗歌的繁荣与对建安风骨的继承与发展有密切关系，但是他们在时代的大背景下也有各自的特点。

关键词：盛唐风骨建安风骨比较内涵时代风格

正文：

《文心雕龙》中有《风骨》篇，对风骨问题做了专论。《风骨》篇指出：“是以招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文学作品的内容和所表现的情志必须充实感人，才能有风，所以刘勰说：“诏怅述情，必始乎风”。他进一步把“风”与“情”的关系比作“气”与“形”，形指人的形体，气指人的生命力，那么风骨显然指文章的生命力，是一种内在的充实的能够感染人的精神活力。但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风骨也是有各自的特点。

首先从两者的内涵上来比较下异同点：

建安风骨是指建安文学所具有的鲜明爽朗刚健有力的文风，它是以作家慷慨饱满的思想为基础所表现出来的艺术风貌。时代特色鲜明、感情真挚强烈、风格慷慨悲壮、文笔华丽雄健是其风格特点。建安文学的辉煌成就，对后来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

陈子昂盛赞“汉魏风骨”，李白有“蓬莱文章建安骨”的诗句；当代鲁迅先生赞誉：建安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从这个时候起，人们开始认识到文学有它自身的价值和独立的地位。曹丕的《典论·论文》是现存最早的文学批评论文，是建安时代文学自觉的标志。而建安之后的盛唐风骨源于国风和汉魏风骨,它继承了现实主义文学的优良传统.其为坚实的思想内容和刚健明丽的表现形式的完美统一.盛唐风骨主要表现为盛唐诗人积极用世的进取精神,居安思危,关心国运兴衰、民生疾苦的忧患意识和摹写山川壮丽、田园牧歌、风俗人情的美学理想。

与建安风骨不同的是，”盛唐时代是出现在百年来不断上升的和平繁荣的发展中，是有了几百年来成熟了的封建社会中民主斗争的方式，它是一个进展得较为顺利的解放中的时代。一种春风得意一泻千里的展望，所谓‘天生我才必有用’、‘黄河之水天上来’、‘大道如青天’、‘明月出天山’，这就是为什么虽然盛唐风骨与建安风骨同为解放的歌声，而又不全然相同的地方。所以，“建安风骨是在感情浓烈、壮大之中，带着悲凉或悲壮的情调，而盛唐，除了个别诗人（如高适前期）略带一点悲壮之外，却只有壮大、明朗，而没有悲凉。”作者又指出，“盛唐诗歌创作反映出来的另一种文学思想倾向，是追求兴象，向往一种兴象玲珑的完美的诗歌境界。”“盛唐诗坛反映出来的另一种倾向，就是追求自然的美。”作者明确指出：“盛唐诗歌的兴象与风骨，是在自然的形式中得到表现的。它的情景交融的诗歌意境，它的浓烈的感情，壮大的气势，都以其质朴的、自然无华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盛唐诗歌表现的，不是一种错采缕金的美，而是一种

清水芙蓉之美。”盛唐诗歌通过具有气势美的形象图画，反映了盛唐时期蓬勃向上、昂扬奋进的时代精神，构成了气势雄浑而深厚的美学风貌。

其次，从社会背景来看其异同点：

建安文学反映社会乱离和民生疾苦，表现出悲凉哀怨的情调。建安时期，诗歌、散文、辞赋文学评论都很发达，但能够突出地体现出建安风骨的文体当属诗歌，主要是五言诗。建安诗歌全面地描绘了当时战火连绵、社会调敝、民生涂炭的社会景况。曹操的《薤露行》和《篙里行》先从袁绍等兴兵讨董写起，最后真切地描绘了军阀混战造成的惨景：“恺甲生帆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全诗饱含着强烈的愤慨与悲伤。王桀被誉为“七子之冠冕”，他的《七哀诗》(其一)在题材上与上述曹操的两首诗相近，写自己离开长安去荆州避难途中的所见所闻和所感：“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见身死处，何能两相完。”白骨蔽野，母亲弃子，军阀混战造成的惨景深深地感动了诗人，也强烈地激荡着读者的心。此外，曹操的《苦寒行》、《却东西门行》，曹植的《送应氏》、《泰山梁甫行》，蔡玫的《悲愤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等都是反映动荡乱离现实的杰作，都称得上是乱世的“实录”和“诗史”。建安诗人一方面真实地描绘了悲惨的社会图景，另一方面表现出对民生的深深同情和怜惜，抒写了个人的悲痛和感伤。“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悲彼东山诗，悠悠使我哀。”“悟彼下泉人，啃然伤

心肝。”这些典型的诗句往往直抒胸臆，透出浓浓的悲凉哀怨的情调，说明诗人内心有抑制不住的痛苦和感伤。但这种悲凉哀怨不同于一般的缠绵徘恻，由于多数作品内容充实.感情真挚深沉，语言质朴遒劲，所以读来真切感人，很能体现建安风骨的特色。

第三，从作者创作意图来比较：

建安诗人所作大多反映作家建功立业的抱负和积极进取的精神，表现出慷慨激昂的豪迈之情。诗人虽然面对战乱造成的悲惨景象不胜悲痛，但是他们并不消沉。并没有产生对人生对前途的厌倦和空幻之感。他们的诗歌渗进了自己积极的社会理想，灌注着要求建功立业的进取精神，许多抒情诗具有强烈的鼓舞力量和鲜明的个性特征。曹操的诗歌与汉代现实主义的乐府古诗相比较，更富有慷慨激昂的豪迈之情和浪漫主义气质。他的《短歌行》表现了对时光流逝、功业未成的深沉感叹，在优思中激荡着昂扬豪迈的情绪。诗的结尾“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表达了作者延揽人才、统一天下的壮志。这首诗经过几个低昂回旋，把起伏不平的心情、复杂多端的感慨淋漓尽致地倾吐出来。《观沧海》借写沧海抒发自己博大的胸怀和称霸天下的雄心。曹植的《白马篇》塑造了一个带有理想色彩的游侠形象，诗中的白马少年显然是作者的自况。诗的结句“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掷地有声，有力地表达了作者的豪壮情怀和远大抱负。“七子”中与王聚齐名的刘祯，他的诗意境峭拔，气格高古，《赠从弟》的第二首以不畏霜寒的松树来象征刚正高洁的操守，抒写了个人的抱负和志趣。此外，王架的《从军行》和陈琳的《游览》诗也是

这方面的代表作，抒发了诗人希望建功立业、名垂青史的满腔激情。

而盛唐时期强盛的国势增强了唐代诗人豪迈的功业热情。盛唐对建安文学文本的接受首先根植于两个时代共通的英雄主义精神，建安时代诗人戎马生涯令渴望建立边塞军功的唐代诗人向往。唐代政治开明，也为一代文人建功立业开拓了广阔道路，树立了强烈信心，科举制的发展又为他们步人仕途创造了条件，因此，唐代诗人无不对功业进取充满热情，与此相关，唐人在接受建安文学文本的同时，也接受了建安诗人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特别是盛唐时期，隆隆上升的国势增强了唐代诗人豪迈的功业热情。或者因此之故，他们对建安文学文本的接受极为自觉，甚至超过了建安时期对建功立业。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中发出的深沉而巨大的感叹，首先爆射出渴望建功立业的耀眼火花，引起了历代有志之士的强烈共鸣。李白更是自信“天生我才必有用”，一再盼望“何时腾风云，搏击申所能”。杜甫理想更高，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建安诗人和盛唐诗人都抒写了自己的政治抱负和人生理想，但其风格显有不同。前者是坚韧不拔，壮心不已，奋斗不息。后者是意气风发，豪迈洒脱，乐观自信。盛唐诗人抒写自己的雄心壮志的另一个特点，是几乎都写了边塞诗或表示要从军边塞，杀敌靖边，保卫国家的和平和安宁。在这些诗中充满了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他们虽然描写了边关的荒凉艰苦，但却洋溢着英雄气概和必胜的信心：“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为了报效国家已把生死置之度外：“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就连王维这样并不以政治抱负称于世的诗人,也都表示出从军报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