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钱学森之问我们应该怎么做

面对‘钱学森’之问我们应该怎么做

摘要:

教育乃立国之本，国民的素质、民族的精神、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皆来之于教育。而中国近三十年来教育却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没有培育出入钱学森所说的大师。而教育体制决定人才的培育，是人才辈出还是万马齐喑，归根结底就是体制的问题.鉴于此本文将从教育体制、政治体制及个人方面等几方面来探讨面对‘钱学森’之问，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前言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按理说中国的文化事业水平也该同步的提升一个档次，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自改革开放后，自1977年恢复高考，这三十年来对教育进行了多次改革，教育经费也在逐年上升，然而我们的高等教育及初等教育不仅在国人还是其他国家的人看来都是失败的。虽然如此这样的影响国家根基的问题却没有引起国家领导人的足够重视或视之不见。终于在温家宝总理多次看望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时候，钱先生总是重复同一个话题：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大师？讲过五六遍，形成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这才引起了社会及上层的高度关注，进而有了对中国教育的广泛讨论。我们不禁要问：在这样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国度，拥有大师灿若星辰的历史。怎么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样一片歌舞升平的年代里我们还缺乏大师吗？到底什么样的人才能称得上是大师？若果真的缺乏大师，那到底是什么导致了我们现在如此缺乏大师？我们又应该怎么做去培养真的大师呢？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

一：‘学术大师’的界定

什么是“学术大师”？什么样的人才能称得上“学术大师”？学术大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素质和品格？这些都是与“学术大师”含义界定相关的问题，是此次“学术大师”讨论中论及到的重要的、基础性的问题。

朱维铮《“大师”该由谁来封？》在作出词源意义上的探究后作出界定，该文写道：“大师”一词，初见于《周礼》，说是周代宫廷的乐官长的职称。据清代经学家考证，它即《论语》所述教孔子学音乐并体悟天人关系的盲人艺术家。但孔子死了，鲁国衰乱，他们四散流亡异国，“大师”也成绝响。...... 清代汉学复兴，民间经史学家按学问分等次，各学派的继往开来人物，被公认为大师，才给这个徽号恢复了名誉。清末由日本借来“国学”一词，民初又突现“文化”的作用。因而直到上世纪“大革文化命”，又大搞“破四旧”前，学界约定俗成，凡称大师必合若干尺度。那尺度，简单地说，就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德才学识兼备，非但于本门学科为不世出的专家，并以卓特识见、新颖方法或指明未来取向，而受众多学者景仰。这里的裁判官，仅有一个，就是由时间体现的历史。

戴逸在《学术大师的标准》中指出:称得上学术大师，应具备四个条件。“第一，学术上博大精深。” “第二，创造性的思想贡献。”“第三，学术大师往往桃李满天下，学术上薪火相传，有许多的追随者、继承者。”“第四，学术大师不仅学

《云梦学刊》与《学术界》于2011年6月共同举办了“学术大师与当代学术发展论坛”，该论坛的学者发言后来以专题形式集中发表在《云梦学刊》2011年第4期。其中叶继元《学术大师与学术大师的认定》对“学术大师”作出了如下界定：融合不同观点中合理的内核，我认为，学术大师是在一个学科或多个领域有原始创新的学术思想、理论体系的研究者，在学术发展十字路口具有里程碑、转折点、标志性学术成就的贡献者，对学术发展具有开创新的范式、导引学术方向的集大成者。其重点是有无实质性的学术贡献，也兼及其人品道德。

段钢的《学术大师与时代》认为：所谓学术大师，巨大的学术成就和深厚的学术功底以及具有学术创新等等是根本。但是，大师形象的确立应该是立体的。真正的大师还需要具备德性的修炼才可称之为大师。德行不够如何配称大师之衔？传统中国文化几千年的积淀，浸润的是知识与德行的综合。

刘道玉《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为学术大师》写道：《辞海》中的解释是:大师是“指有巨大成就而为人所宗仰的学者或艺术家”。大师至少要具备四个条件:第一,学术上博大精深,博古通今,是学术多面手,重要学术著作丰硕。第二,要有创造性的贡献,其成果对科学技术发展具有革命性作用。第三,必须是一个学派的首领,桃李满天下,拥有众多的拥戴者。第四,作为大师不仅学问高深,而且道德、人品堪为人师,对后人具有楷模作用。

与上述对“学术大师”进行正面界定不同，一些论者采用逆向思维的方式，采用“排除法”，即逐一排除某些被误认为或自认为是“学术大师”的人物。余

三定《“学术大师”辨析》认为，在当今学术界有几类所谓的“学术大师”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大师，他们是：学术名流、学术高管（高官）、学术掮客。

对学术大师，既不能“神化”，也不能“俗化”。学术大师是“人”，不是“神”，在学术上、道德上、生活上等有可能存在不足，但不能因此而否认其学术的巨大贡献。同样，学术大师也不是一般的人，不是在学术上取得一点成绩、有所创新（不是原始创新）的学者。叶继元文接下去作了具体分析：综合有关学术大师的各种标准或条件，可以归纳出学术大师认定的基本标准和根本标准。基本标准类似于“必要条件”，不具备必要条件，肯定不能成为大师，但具备这些必要条件，未必一定是大师。根本标准类似于充要条件，是否为大师关键是看根本标准。我认为，学术大师的基本标准可以概括成八个字：正直、勤奋、聪颖、成果；根本标准则是衡量成果中的实质性学术贡献，这些贡献必须由同行专家、学者认可、并经实践、时间所验证。所谓正直，是指学术大师必须实事求是、诚信，在充分尊重事实的基础上，“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这里包含有人品、道德的因素，但与一些空洞的、违反人性的戒律无关。所谓勤奋，是指学术大师必须长时期乃至终身关注于某些学术问题，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用于学术，要有学术积累。所谓聪颖，是指在学术研究上具有悟性，有一些“天分”，能透过复杂的现象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或本质。所谓成果，是指口头、文字发表过思想、理论等。这些基本标准仅是“门槛”，根据此门槛，人们很容易将那些明显不符合学术大师标准、滥竽充数者拉下来。

比较上述各位论者的观点，可以看出，关于“学术大师”含义和标准的基本理解是大体一致的。大师应该包括“学术上博大精深”；“创造性的思想贡献”；“学术大师往往桃李满天下，学术上薪火相传，有许多的追随者、继承者”；“学术大师不仅学问高，而且道德也高”。

二、关于当今是否有“学术大师”存在

当今时代是否产生了“学术大师”，或者说是否有“学术大师”存在，对此看法比较一致，即大部分论者认为，当今是一个大师缺席的时代。

首先从钱学森之问谈起：“钱学森之问”说的是：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认为中国当代是一个大师缺失的时代。当然钱学森之问似乎主要是针对自然科学领

域而言，因此有论者明确地指出：“前段时间，钱学森之问引起了广泛的争论，那主要是自然科学领域的事情，

在人文社科领域，这样的情况同样存在”。《陈寅恪与傅斯年》的封面上有一句话：大师之后再无大师。黑色的封面上，陈寅恪与傅斯年表情肃穆，似在淡淡地诉说着那个早已远去的、大师蓬勃而起的时代，有着一种淡淡的哀伤……”“什么是大师呢？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认识。有人说，我们这个时代是没有大师的时代，而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作者实际上也是认为当今是一个大师缺失的时代。

刘道玉在《我们需要培植大师滋生的土壤》说到：我国古代出现过许多大师，因为那时有安贫乐道的学者和滋生大师的土壤。近代也出现过一些大师，而现代的大师简直是寥若星辰。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培养出来的人几乎没有一个称得上是大师的。

《我国学术大师产生的制约因素分析》一书中比刘道玉文说得更为明确和肯定：在我国,学术大师严重匮乏已是不争的事实,五十多年来,我们没有培养出一个像鲁迅、朱自清、钱钟书这样的文学大师,也没有像邓稼先、钱学森、钱三强这样的科学大师,甚至也没有培养出一个像蔡元培、梅贻琦、晏阳初这样具有广泛而深远影响的教育家。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学术大师吗？》该文的基本观点是：迄今为止，现代文学学科暂时还没有产生真正的学术大师。该文写道：这个结论虽然有些危言耸听，甚至招致非议，但却是建立在如下事实基础上的。

上述多位论者的观点，虽然其论证的出发点、角度、侧重点、措辞程度、表述方式并不一致，但认为当今缺少学术大师则是基本一致的。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基本看法是一致的。

三、关于当今“学术大师”缺失的原因

3.1政治体制问题

梁启超有言：”什么样的国民产生什么样的政府，什么样的政府产生什么样的国民“。这两者相辅相成互相影响。终究使国民与政府的内在本质相差无几。政府是由一国人民而产生的，人民的素质，性格终究会影响到一国政府的处事风

格，这表现在内政外交上。而当政府获得权力之后，施行的法律法规和对国民的教育的政府干预又反过来影响国民的思想意识形态。

对中国而言，当我们大清帝国还沉醉在封建主义的美梦的时候，西方国家已经开始了工业革命。终于在1840年被西方列强用工业革命产物大炮打破了清王朝固步自封的状态被拖进世界的潮流中，接着我们忍受着屈辱同时积极的探索救国之道。在驱逐列强成功全国解放之时建立起了现在的新中国，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走向了面向世界的道路，直到现在我们已经站在世界的舞台，发挥着我们作为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大国应该有的影响力。

同时在此之间，我们华夏人民的人格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导致了我们的社会意识及思想形态意识。首先我们由一个封建制国家走向了现在的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封建制制度下，我们被奴役着，思想被四书五经的教条束缚着，我们习惯于被别人统治，我们习惯于家长制，我们习惯于墨守成规，我们习惯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状态，我们习惯于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守则，我们习惯于八股式科举。最后导致了我们的顺从，我们的麻木，从而产生了鲁迅笔下的阿Q。而当鲁迅用尖锐的语言，毛泽东用行动，无数的先烈用生命唤醒了沉睡的人民之后，我们用我们国产的土枪土炮打退了反动势力之后，我们变得坚强，吃苦耐劳，勤奋，愿为祖国奉献一切甚至生命，所以那几十年我们可以团家在一起，从而才有了文革时期艰苦但平和的十年，而在我们改革开放之后，我们依然走着一党独大的局面，我么在本着教育兴国的梦想恢复断了十年的高考之后，我们十二年的教育便本着高考高于一切的目标向前卑躬屈膝的走着，在确定了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中国的指导思想之后，我们便本着以此为最高权威作为紧固我们的思想，当我们确立以经济建设作为我们上层建筑的基础的时候，我们便本着金钱至上的思想在社会上游走。这一切反过来严重的影响国民的思想的形成。在这样的形如专制的体制下形成了我们国民伦理低落，懦弱，激进，势力，轻狂的奴隶性。从辛亥革命到现在我们的理想社会从未实现，我们的新型公民始终未完成从臣民到公民的转化。这不仅与我们的政治体制有关而且与我们的国民愚昧不开化的性格严重相关。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在这样的公民社会中，怎么能创造出大师呢？我们从下便耳濡目染这样的社会风气，自然而然也染上了这样的气质，这样的奴隶性怎么能冲破这坚如磐石的牢笼走向大师的道路呢？

3.2 对传统文明的丢弃

孔子曰：“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几千年来我们生活在孔老夫子的教导之下，而在五四以后我们’果断‘的抛弃了在华夏大地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儒家学说，而在所有的高等教育不约而同的基本上都沿用这西方的教材，接受着西方的思想意识，而我们从小在这孔夫子儒家思想滋养的大地上生活着，这样我们的思想从来都在挣扎，在利他和利己之间挣扎。从小我们就在迷茫，就在纠结中度过。我们一面接受这各个学科的西方利己主义的教育，另一方面我们又在无时不刻的接受着，马列毛思想的禁锢，我们时刻都处在一种矛盾之中，我们逐渐分不清到底哪种价值观使我们应该遵从的，于是导致了我们的信仰的缺失，导致了我们空虚的心灵，导致我们激进的人格。在这样缺乏信仰的时代，在这样矛盾的生活中，我们不知道该为什么而去奋斗，不知道为什么而生活，在这样的没搞清楚自己为什么而努力学习生活状态中怎么能够潜心研究呢？没有研究怎么出大师呢？

3.3 教育的行政化

教育是服务与政治的吗？教育的目的什么什么？

孔子把教育看做是培养君子的，而又说学而优则仕，而又说仕是服务于人民的，可见教育的目的并不是服务于政治的，而是服务于人民，也就是说教育是人民的事，而不是政府的事，政府的事只是为其人民为其教育服务的。

而现在在中国这一切都被颠倒了，教育服务于政治，也教育的行政化。从小学开始，我们便学习政治，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其政治服务，这可以说是对我们的思想的强奸。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我们被灌输这就是至高无上的真理，在这样的真理下，我么的一切问题便只有一个真理，就是标准答案只有一个，1+1永远等于2,’0‘永远都是零，我们的创造力就这样被扼杀在摇篮里。我们的创造能力就这样被抹杀，那何谈创新？大学呢？丝毫没什么改变，依然是教授是不容置疑的，标准答案依然只有一个，只要背的就好就能应付一切的考试，只要跟着政策走，我们无往而不胜。

我们在统一的思想背景下，习惯了一切听从指挥，一切听从党的指挥，一切听从权威。我们的第一反应实际也是唯一的反应，就是听，不折不扣地执行，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思维。这种教育方式的最终结果，必然是培养一批只知死读书、

读死书的头脑僵化机械的书虫，而不是可以应对任何复杂环境和形势的可造就之才。

3.4 社会的影响

社会与教育的关系，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也可以说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教育，什么样的教育就有什么样的社会。

我们生来就生活的社会之中，作为社会的一部分，肯定会耳濡目染受到社会的影响，当今社会是什么样的呢？一切服从于权利，一切服从于金钱。权利、金钱之上似乎成了普世之法。而教育却说要适应这个社会，这个肮脏的社会，这个奸诈的社会，这个尔虞我诈的社会，要我们适应这个社会就以为着我们得在这样的社会中顺应这样的社会潮流去改变自己，所以我们时常在说着这样的一句话：”我们的初中高中时最纯洁的时候“。这句话不知道是在赞美我们的过去还是在贬低现在。反面说明了，随着我们成长我们受到社会的影响越多，而我们也变得更加虚伪，势力，善变。所以我们也经常听到这样的一句话：”现实“。因为现实我们放弃了多少我们是无法计算的，但我们至少可以死扪心自问的知道我们放弃了我们的良知，我们的道德。这些在以前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道德，被我们无情的抛弃了，这就是我们去适应社会的结果。

在社会里我们完全且严格遵循了，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的法则，边沁的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这也是我们对我们传统文化不重视甚至抛弃的结果，让西方的思想逐步的占据我们的思维主导。这也是我们的教育最’成功‘的地方，那就是对西方的这套普世价值传播的非常的好。反过来也说明我们教育最失败的地方便是政治课，从来都在说社会主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样的八股式的教条却没被人们所公认，反而短短的几年的适应社会变完全的掌握了西方的普世价值。这样我们的学生不停的适应社会，改变了大学的本质，不是为学术而是为生存，为权利，为财富。反过来这样的学生被教出来又走到社会上更加剧了这样的社会的现象。所以社会时刻在影响我们的学习模范，当这个模范是向坏的方向的时候，我们便走向坏的方面，反之如果这是个良性社会的话，我们的学生也会向良性发展。

四、关于“学术大师”产生的土壤和机制

当今缺失学术大师可谓“不争的事实”，但人们期待出现学术大师，时代呼唤学术大师，学术和社会的发展需要学术大师。那么，如何才能产生学术大师呢？学术大师的产生需要怎样的土壤和机制呢？

4.1 目前学校现状

从小学教育到大学教育，总的来说是一种填鸭式教育，在为高考之前，我们奔着高考而读书，所以一切为高考服务这是在通行法则。从小我们便被告诉我们听话才是乖孩子，不听话便是坏孩子，听话是什么，简单的说就是下级服从上级，大人说什么就是什么没有原因你服从就是了，老师永远是对的，他怎么说怎么做就是了，这就是我们的教育，这就是我们的创新教育。这样的小学教育导致我们的大学生们同样的缺乏创造力。大学现状是怎么样的呢？第一：专业化。可以这样说中国的大学的专业化是世界上做得最好的。这导致学生的思维永远都是在一个圈子里打转怎么走的出去，文理分科这是在高中就实行的，大学分科分的就更厉害了，文科见不到理科的书，理科学生去借文科的书反而被视为异类。一个大师级的人物，只专而不博，怎么能够做到大师呢？大师应该是学惯古今中西的，包括了，文学，历史，哲学，政治学，数学，物理，化学，等等。在这样专业化的大学里不出大学也是可以理解的了。第二：行政化。大学在政府的管制之下，老师服从着政府的意志行事，而学生又跟着老师走。现在有这样一句话广泛流传：“现在大学生越来越多，人才却越来越少；现在教授越来越多，大师越来越少；现在论文越来越多，创新就越来越少”。这就是跟着政府，跟着党走的后果，在政府面前只有服从才是对的，在你党面前永远马克思才是对的，试问你束缚着我的思想还要我怎么去创造，怎么去做大师呢？第三：势利化。北大教授钱理群说：“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不仅学生如此许多大学老师都是上完课就离开学校，为了升职，去做自己的研究，为了生活去赚取各种外快。为了生存一切可以不顾，这就是经济建设决定上层建筑的后果。

那么面对这一切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4.2 文化传承与培养信仰

我们从小学便开始就听到老师这样说，我们应该有信仰，这么多年来我也没能找到我的信仰到底是什么。当第一次接触到孔子的大同的世界，我觉得大同社

会应该使我们追求的最好的社会状态，于是我们应该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每个人这样做也许可以到达我们理想的社会吧，但是在我接触到英语的时候我却动摇了，因为他们的价值观念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样的观念也就是利己，一次的影响也许不足以动摇的人的信仰，但是经过十几年的洗脑呢？却不一定了，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每次写各种各样的论文的时候尽然还要写什么英文摘要，尽然提到与母语的同等水平，我不知道有哪一个国家向我们这样来学习英语的，每个国家都在提倡发扬本国文化，我们却在将他国语言作为必修语言来学习，导致了我们的思想的斗争是如此激烈，在儒家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挣扎，最后导致了我们的内心的空虚，进而没信仰的国民。所以我们应该有信仰？那什么可以作为我们的信仰呢？这里也许没有唯一的准则，但是信仰应该是建立在本国固有文化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其他国家。孔子曰：“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也就是当我们自己都在贬低自己文化的时候，那么别人更会看低自己的文化，所以我们教育在引用西方文化的时候，在一次次的赞美西方文化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一次次被打压下去，我们都在忍受屈辱从来未曾站立起来，我们可以打败西方列强的大炮，却没能打败西方文化对我们的侵略，这是我们教育最失败的地方，忘本。

所以在现在我们急需要传承我们的文化和培养我们的信仰？有了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才会有属于我们的现代文化，这样才能真正的创新，这样才能立于世界舞台，复制来的文化终将与传统文化发生冲突，导致畸形人格。这样的人是不能称为大师的。对信仰的培养我认为是建立在传统文化之上的，而不是西方的普世价值，我们的民族向心力便是孔子学说，孕育我们几千年的文化，所以我们的历史从来都是分久必合的历史，因为我们从来都将儒家思想作为我们的立身之道，有了信仰我们才有方向，有了方向才有努力的动力，有了努力的动力才可以潜心为信仰而靠近，这才可能产生大师，而不是只知道念书的书呆子，这样才可能让每个大学生不担心被舍友投毒。

4.3 自由与民主

现在的大学可以说是思想顽固不化，已经从民国时代的教育倒回到封建时代了。民国的时代的教育，最成功的无疑的西南联合大学了。研究西南联大的谢泳教授总结了几点西南联大的成功经验：一、离不开当时中国大学管理者尊重教育、追求学术独立的基础；二、大学保持独立，西南联大的教授对行政当局的指令敢于抵制，敢于拒绝。三、做到了教授治校。反观现在的大学，为了学术而学

术，有多少人真正的尊重学术呢？在权利与利益的驱使下，我们不再为了学术而进行研究而是财富，名誉，声望。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从来都与我们的政党保持者高度一致，没人敢去质疑，我们的思想僵硬，更不要说什么民主与教授的平起平坐了，教授的话就是真理，我们虽然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却从来没有真正的付诸实践。究其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自由的学术氛围，我们没有民主的思想来追求我们应该有的权利。我们还停留在臣民的角色而不是公民。我们没有自由的学术思想便意味着我们便不会质疑，没有民主思想便不会反对。没有质疑没有反对，有的是一群只会服从的奴隶罢了。我们生活在所谓的自由之中，却时刻被无形的枷锁给束缚着。

4.4 从自己做起

以上说的一切似乎都不是我们能够在这里说两句就能改变的，虽然我们无法改变他人总可以改变自己。国家是由独立的个体组成的，若每个人都想到我们应该改变自己的学习模式和教育模式，那是不是这个教育问题会迎刃而解呢？若我们每个人都对此麻木，对此一味的服从，那我们教育才是真的没救了。所以改教育首先在该自己，自己没做好，那你的后代呢？一样的无法做到。

自1840年被打开国门之后，无数的斗士便开始了救亡图存的道路，一直都在提倡’新民‘今天我们是真正的新民了吗？我看还得画一个问号，现在的人民，顺从，服从，遵从权威，还依然是在奴隶臣民时代，我们经历了新民时代现在却倒退了，这不得不说这教育是怎样的失败。那么面对这样的既存的事实我们应该怎么做呢？第一：自立。立这里是独立包含了独立的人格，独立于西方普世价值的价值观，独立于现行于世的教育观念，勇敢的追求自己的理想中的学术。我们只有独立才能有所创造，若我们一味的依赖着我们的父母，老师，而不能独立的走出去，那我们永远都只会是温室的花朵，永远也无法打破这个无知的世界。若我们一味的依赖百度，靠复制粘贴是永远不能产生新学问的。第二：自强。自强并不说肌肉多发达，而是说要加强自身修养，来强大自己的思想，充实自己的文化知识。孔子说本立而道生。只有自己做好的自己的本职工作才能够得道。我们的本职工作不是学习仅有的文化知识而是学者做人。孔子有言，学有余力则学文，也就是我们只有学好了怎么做人，才可能做好我们的文化事业，若你只是一味为着为了权力金钱，那你怎么也是做不到大师的，所以要加强自身修养。努力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学习来立本。第三：公民意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我们是一位公民而不再是制度的奴隶不再是政府的臣民。我们应该勇敢的追求自己的应该有的权利，而不是一味的阿谀奉承政府的思想，若每个人都意识到我们应该追求的我们

权利，应该追求我们应有的学术氛围，那政府还不会给我么吗？所以我们应该从自己做起，而不是抱怨，我们不是来放弃呗他们糟蹋的责任而是应该承担这一份责任，这样我们的教育才有希望，否则，我们的下一代也会如我们一样的被奴役。

五、结论与希望

我们从提出钱学森之问，给出了问题来源及产生问题的原因，又从政治体制和教育体制及个人方面给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总的来说在当前大师缺席的时代，我们的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我们作为一国之公民也应该承担起这样的责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我们每个人都意识到这个问题，都积极参与其中之后相信在13亿的中国一定可以走过这个坎，真正的创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