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寻根文学的再认识

对“寻根”文学的再认识摘要：回顾“寻根”文学运动的兴起与衰落，着重剖析寻根作家们理论文本与小说文本之间的脱节，及在理论文本中对文学寻根的建构意向与对文学之“根”的理解和把握之间的距离，揭示“寻根”文学运动中民族传统文化进一步失落的潜在与深层次的原因，并希图经由失落原因的分析，探讨民族传统文化继承与繁荣中国当代文学之间的关系及其创造性转化对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意义。

关键词：寻根；民族传统文化；理论文本；小说文本在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一直贯穿着一个反思与寻找的主题，而且在作家的创作实践中，这一主题也不断地得到发展与深化。

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在经过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从政治层面上对社会历史的控诉后，继而把触角伸向了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处，转向了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探幽，而发轫于80年带中期的寻根文学也正是因此而异军突起，给新时期文坛注入了新鲜特异的因素，并使其得以异彩纷呈。

寻根派小说的出现标志中国小说创作进入到了一个新时代，从而使1985年成为中国小说史上的里程碑。

寻根文学在初起之时就引起了文坛的骚动，评论界对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寻根派小说从其产生之后的一年时间里，迅速达到了巅峰并走向低谷。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寻根派小说犹如一颗耀眼的流星，在群星闪耀的文学天宇上划过，留给人们无穷的遐想与思索。

进入文本中我们不难发现，寻根文学的创作实践与其理论上要寻找辉煌的传统文化之根的许诺在实际上并无法印证，而其文本中所写的那些不可思议的愚昧生活景象同作家试图为现代文化找到原始动力的美好愿望甚至是背道而驰的。

寻根派小说家群体除了大致相同的文化寻根的宣言之外，几乎没有统一的创作路径与写作立场，在他们中间有对传统文化持批判态度的，也有试图到原初形态文化性状中去获取生命热力并希望能够借此获得进入现代化历程的生命动力的。

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寻根派小说的文化动机还在于它是对海外新儒学复兴运动所作出的应急反应。

众所周知，新儒学运动曾经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的现代化欲望，应急的心态根源于近代以来不断强化的现代化焦虑，它在本质上是要确认自我的文化认同身份，从而与世界文化对话[1]。

所以说，寻根派小说具备着现代与传统，西方与本土的双重身份与文本特性。

一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中西文化的大碰撞中，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面对80年代当代文学中艺术创造的单调贫乏，文学观念的封闭僵化、审美视野的窄仄庸常，一批中青年作家敏锐地意识到了当代文学的危机，而文化意识的觉醒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与参照下，民族文化独特价值的凸出显现，都促使这一批作家重新审视脚下的国土，他们以开阔的事业回顾民族的昨天，返身观照自己民族久远的历史文化，思考和探索如何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中重奠文学的根基，他们不约而同地发出了“寻根”的呼声。

“寻根”的要旨在于某种精神的重新衔接，在当时“文化断裂说”的刺激下，人们企图直接超越现实，从民族传统文化中寻找精神的源头。

而文学寻根的根本目标是为了打通当代文学与民族传统文化的联系，创造出植根于民族传统文化并且有民族性的新文学。

韩少功在那篇被称为“寻根派宣言”的《文学的“根”》[2]中明确指出：“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

”刘思谦的论述则基本上概括了寻根文学的意图：“寻根”的深层含义，实乃寻找民族文化的个性，使当代文学成为文明古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延续和发展更新，并以其鲜明的民族性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3]从寻根文学倡导者的理论表述来看，文学“寻根”口号的提出直接缘起于他们为了寻求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之路而作出的历史性思考。

韩少功、阿城等皆主张跨“五四”以来形成的民族传统文化断裂带，使当代文学获得赖以发荣滋长的土壤，这一点上他们是非常一致的，也就是说，在理论文本中，寻根代表作家们表现了明显而自觉的建构意向，对文学与文化的关系有着自觉而清醒的认识，皆希望借文化来拓宽文学的视野，充实文学的内涵。

但有一点必须强调，他们所指称的“文化”是指本民族的传统文化。

而如何全面把握民族的传统文化即文学应该寻什么样的根，寻根作家们在理论文本中却陷入了分歧，这种分歧又是以对传统文化制裁把握的游移和偏执为前提的。

在关于民族传统文化的总体认知上，寻根作家们似乎都能一分为二地，辨证地看待，认为“根”有优劣之分，可一旦涉及具体创作相关联的理论表述，他们对文学之“根”的认识差异便显露出来。

以李杭育和郑万隆为代表。

李杭育将中国文化分为两种，一种是传统的，规范之内的文化，另一种为非传统的，规范之外的“少数民族文化”，他对传统的以儒学为本的文化形态进行抨击：浅薄、平常，不外乎政治和伦理，和本质上是浪漫的文学艺术相去甚远，他认为我们民族文化之精华，更多地保留在中原规范之外，因此寻根须向中原之外的区域文化中去寻找。

[4]郑万隆认为独特的地理环境有着独特的文化，他认为“每一个作家都应该开凿自己脚下的文化岩层”，“黑龙江是我生命的根也是我小说的根。

”他以自己的体验与感悟对东北山林文化进行了理解。

[5]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李航育的吴越文化还是郑万隆的东北山林文化，都与以“儒道释”为根本的民族传统文化大相径庭，其它如贾平凹的商州文化，乌热尔图的草原文化，扎西达娃的青藏雪域文化，郑义的太行山村文化，在创作中都呈现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倒不是说地域文化不能传达传统文化之神韵，关键在于作家们从这些区域文化中寻到的是不是他们在理论文本中所企盼的文学的“根”，事实证明并非如此。

也就是说，寻根作家们一方面在理论文本中表现出对于寻找目标的明显的建构意向，另一方面又都对寻找目标作了属于自己的理解，开掘的都是“自己脚下的文化岩层”，这样必然导致寻找方向的多样性乃至散漫化，这就拉开了对目标的建构意向和不能正确认知目标之间的距离。

正是这种距离造成了寻根文学理论和文本创作之间的脱节和离异。

这种脱节和离异都非常明显地表现在寻根作家们的具体创作中。

寻根小说最为显著的特色是其题材选择的地域性。

由于作家们具体创作中的各行其是，他们笔下的地域文化景观并未融入整体的民族传统文化系统之中，使得这场文学运动成为一个非常松散的创作联盟，每个人创作态度和旨归都是不一样的。

寻根文学运动的小说文本地域话结构特征成了对理论文本中寻求传统文化之根、以发荣滋长当代文学的建构意向的拆解。

真正的、具体的传统文化在小说文本中很少被指涉，相当多的小说指向深山老林，企图在先民的传说中获得某种启示；或在肆意美化乡村生活，沉浸于虚构的田园牧歌的和谐之中，对抗城市对人的异化；或反复摹写某种强悍奔放的人格与生命意志等，显然他们对“寻找”本并无一明确的承继目的，从已有的作品来看，则是一种混合着西方精神（个性和生命自由）与传统文化（和谐乡村生活）的精神综述。

因此，在具体的描述中，“寻根”常常偏向于某种混合的“民间精神”，然而寻根作家所谓的“民间文化”并无深刻的研究，自身亦与之有相当的经验隔阂，所以他们最终未能将小说文本中的地域民间文化融入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整体把握中，使得“寻根”成为由于目标不明确而导致的一种无意识的寻找行为，正是在这种寻找中，他们失落了他们所要寻找并准备加以继承的民族传统文化。

虽然寻根文学的文本世界中不乏对民族蓬勃活力的赞扬，对旺盛原始生命力的张扬，对淳朴乡风民情的讴歌，然而，实际上，作品中对传统民族文化长久积淀下的沉重的负面因素的暴露与批判以及对“理想”的溃败与失落的书写却成为了寻根文学的真正主流，在创作实践中，当寻根作家们以现代意识来观照传统民族文化时，他们不无痛苦和失望地反县在传统民族文化的光辉品格后隐藏的却是更多的陋习和痼疾。

他们不得不认同向传统民族文化机器“规约”下的种种弊病举起解剖刀，续接“五四”时期的文化批判传统。

这里需要提一下阿城和韩少功的创作。

阿城的小说创作和理论目标取得了一致，这是寻根作家中的一个特例。

以《棋王》为代表，阿城继承古代士大夫文化，追求一种人生的艺术化，在《棋王》中将道家的虚静淡薄和儒家的入世进取成功地融为一体并凝聚在王一生这个艺术形象的身上，但阿城的成功不能扭转寻根小说整体上对传统文化的偏向与失落。

韩少功身为寻根小说的主将，但其小说文本与其理论主论同样出现了分裂。

前面例举了他在《文学的“根”》一文中明确的寻根目的，但在小说文本，诸如《爸爸爸》、《女女女》等作品中，却走向了对传统文化劣根性的批判，批判的目的是为了建构，但韩少功另外一些作品如《归去来兮》、《诱惑》等却游离于寻根的宗旨之外，倾向于一种关于人的本质生存的诘问。

韩少功曾经多次宣称要在小说中表现出先秦楚文化的绝代风姿，而我们在其小说文本中却终究不能找到这一光辉的文化血脉——这似乎可以作为整个寻根派小说的象征，要找到的没有找到，找到的却又不具备可资转化的现代品格。

这是寻根派小说不成熟性的表现，也是其迅速在文学界风流云散的理由之一。

二理论文本和小说文本的相互脱离与拆解决定了这场“寻根”运动的短暂命运，它证明了一种寻找的失败。

中国当代文学再次失去了融汇民族传统文化的良机。

这次失败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的当代文坛产生了重要影响。

我们应该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深入发掘导致这次寻根失败的内在原因。

一、文学传统的弱化。

传统弱化的问题正如寻根作家们所说的那样，自“五四”以来一直困扰和阻碍着新文学走向博大和精深，阻碍着文学自身独立话语地位的确立，传统文化一直在新文学中没有找到相应的位置，寻根者们说的“文化断裂带”事实上是存在的。

整个二十世纪我们一直没能很好地正视祖先的文化遗产。

“五四”新文化运动激烈的、全盘的反传统思想和实践隔断了传统文化的自然延续，这里并不是否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功绩，而是强调“五四”确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传统文化弱化的重要原因。

为了救亡图存和民族的振兴，新文化运动的闯将们将目光投向了苏俄和西方，这在当时确有必要而且是必然，然而接下来的社会革命、民族救亡、人民战争使得文学肩负的社会性使命越来越重，从而无暇回过头来清理本民族的文化遗产。

三十年代的民族化、大众化的文艺运动也只是顺应政治的需要，从形式上想民族传统文化的一次回归，但由于过于偏向民间化和形式化，离真正的民族传统文化距离尚远。

新中国成立后，文学又被迫偏向了阶级斗争，“文革”中民族传统几乎被一扫而光，真如阿城所说“差点连遮羞布都没有了”。

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传统文化在文学中的地位一直都是边缘化的，甚至是被排斥的，这种文学传统的弱化现象直接导致了新中国后一代知识分子与传统的隔膜，这种隔膜使得他们尽管在理论上能够正视民族传统文化，能够辨证地看待传统文化的优势，但一旦指涉自己的具体创作，对传统文化的本质把握便走向偏执，甚至在创作中形成了对理论的拆解，这在寻根作家的作品中已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