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幽默人生的文化个性(转载)

苏轼幽默人生的文化个性（转载）

苏轼幽默人生的文化个性（转载）

2009年06月15日星期一20:43苏轼是中国古代最为幽默乐观的文人。论性格的乐观开朗，白居易与他相似，苏轼自己是非常向慕白居易的，自言“我甚似乐天”，后人亦多有“东坡平生最慕乐天之为人”之说。但要说性格的幽默和超旷，白居易是无法与他相比的。林语堂在《苏东坡传·序》中有言：“一提到苏东坡，中国人总是亲切而温暖地会心一笑。这个结论也许最能代表他的特质。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这种混合等于耶酥所谓蛇的智慧加上鸽子的温文。不可否认的，这种混合十分罕见，世上只有少数人两者兼具。”林

氏的这个评价甚为有见。他揭示了苏轼性格中最为与众不同的特质，那就是其所独具的“蛇的智慧加上鸽子的温

文”二者的奇妙混合!蛇的智慧，应该指其性格中狡黠善谑的一面;鸽子的温文，则指其性格中渊雅敦厚的一面。苏轼这两方面的性格特质，最能体现其所蕴涵的文化基因。一、谈谐放荡的天性

苏轼诙谐幽默,根于天性。其弟苏辙叙述其早年时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

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苏轼所谓“得吾心”,他自己没有明言,所得在何;后世的人们可能容易想到他的超然物外的人生哲学。这自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就早年的苏轼而言,《庄子》壮浪纵恣的文辞,也应该是吸引他的重要方面。因为作为文人的苏轼,他一生的创作风格都有《庄子》的深刻影响在。《庄子》之所以吸引这位才华横溢的文学青年,正如《庄子·天下》所说:“(其)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

之也。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其辞虽参差,而淑诡可观。

”成玄英疏:“淑诡,犹滑稽也。”盖性情浪漫的苏轼对《庄子》想象奇诡,充满滑稽诙谐意味的文辞有投契得心之感,是情理自然之事。

叶梦得《避暑录话》的一段记载颇能说明苏轼性喜幽默的特征:

子瞻在黄州及岭表,每旦起,不招客相与语,则必出而访客。所与游者,亦不尽择,各随其人高下,谈谐放荡,不复为畛畦。有不能谈者,则强之说鬼。或辞无有,则曰姑妄言之。于是闻者无不绝倒,皆尽欢而后去。设一日无客,则歉然若有疾。

人们一般想到的是苏轼在黄州和岭表,均处于人生的贬谪时期,苦中作乐,用谈谐来排解其心灵的苦闷,疗治其感情

的创伤。毫无疑问,这种作用是存在的,苏轼的确需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排遣生活中难以忍受的孤独寂寞。但是,喜欢交友,喜欢剧谈,喜欢听闻那些看似荒诞不经之事,作为其刺激创作灵感、丰富艺术想象力的生活素材,这是苏轼创作生活的需要,是其艺术人生的重要底色,是其性格的基本特质,而不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也不只是抚慰创伤心灵那样地简单。我们如果只看他与人谈谐所达到的“闻者无不绝倒,皆尽欢而

后去”的效果,可能会直接理解为苏轼苦中作乐,并且确实效果不错。但如果想想“设一日无客,则歉然若有疾”的状况就明白,事情不止于一时找乐那样简单。它说明,不与人谈谐取笑,是苏轼性格所不能适应的。

苏轼性喜诙谐有趣的朋友聚会交谈,在所有朋友中间都是非常了解的。他的门弟子、家人固不待言,甚至了解他的知己前辈也是十分清楚的。《道山清话》云:“范蜀公(镇)每对客尊严静重,言有条理,客亦不敢慢易。唯苏子瞻则掀髯鼓掌,旁若无人。然蜀公甚敬之。”成都人范镇于苏轼具有同乡兼前辈之谊,他很有个性,与欧阳修不相能,因不满王安石变法和上疏营救遭遇“乌台诗案”的苏轼而于神宗元丰初致仕。到一个不苟言笑的前辈家中作客,一般人都不敢慢易,甚为拘谨;而苏轼不管不顾,依然故我,鼓掌剧谈,旁若无人。范镇不仅不怪,反而甚敬重之。这说明范镇对苏轼十分了解,知道他性格如此,其才华和可爱之处,只有在这

样的自由发挥中才能展示出来。王辟之有言:“子瞻虽才行高世,而遇人温厚,有片善可取者,辄与之倾尽城府,论辨

唱酬,间以谈谑,是以尤为士大夫所爱。”苏轼善谈谑,基于其对人诚恳温厚和过人的才行,是其性格和为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林语堂指出:“显然他心中有一股性格的力量,谁也挡不了,这种力量由他出生的一刻就已存在,顺其自然,直到死亡逼他闭上嘴巴不再谈笑为止。”因此,多数士大夫和识与不识之人,都喜欢他的诙谐而健谈的性格。

苏轼幽默喜谈谑的性格,与他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

是相辅相成的。其生活态度的形成,既有后天的因素,也有遗传的因素。从遗传学的角度看,苏轼的这种性格,明显有其祖父性格的影子。笔者曾在所著《苏轼人格研究》一书中关注过祖孙两代性格的相似性,但因所论的角度不同,这里有必要申论之。苏轼在祖父去世二十年以后,为其写有《苏廷评行状》一文,对祖父的性格有这样的描述:“公幼疏达不羁,读书略知其大意即弃去。谦而好施,急人患难,甚于为己。

”“人不问知与不知,径与欢笑造极,输发府藏。小人或每侮欺之,公卒不惩,人亦莫能测也。”我们从这里,似乎依稀看到了苏轼的形象。显然,苏轼对祖父“疏达不羁”、“急人患难”、与人“欢笑造极,输发府藏”的性格是十分认同和赞赏的。又据李廌《师友谈记》记载苏轼之言:“祖父嗜酒,甘与村

父箕踞,高歌大饮。忽伯父(苏涣)封诰至。伯父登朝,而外氏程舅亦登朝。外祖甚富,二家联姻,皆以子贵封官。程氏预为之,谓祖父曰:‘公何不亦预为之?’太傅(苏序)云:‘儿子书云作官器用亦寄来。’一日方大醉中,封诰至,并外缨、公服、笏、交椅、水罐子、衣版等物。太傅时露顶戴一小冠子如指许大,醉中取诰,箕踞读之毕,并诸物置一布囊中,令村童荷而归,跨驴入城。城中人闻受诰,或就郊外观之,遇诸途,见荷担二囊,莫不大笑。”在这里,苏轼称赏的是祖父生活不居小节,行为不落俗套,以及对功名利禄的轻视。而这些方面,恰恰是持乐观生活态度的人常有的秉性。

至于其乐观态度受后天因素的影响,可以举出若干方面,正面的如他自幼树立的宏大人生理想,其对大自然和一切美好事物的爱赏,其对文学艺术事业的执着追求,其成长得到善良之人的热情帮助和自己在提携帮助别人过程中所感受到的生活与人情的美好等;反面的则如仕途的沉浮、人生的挫折、生活的矛盾、世态的炎凉等,在以下的部分中来分别加以探讨。

二、超然物外的心灵

超然物外的生活态度,体现了苏轼的人生价值取向。这种价值观的形成,在苏轼的人生经历中是有一个过程的。人们知道,苏轼早年受到的是正统的儒家思想教育,他慨然有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