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长卫贾樟柯创作手法比较

顾长卫与贾樟柯电影现实主义手法的比较

打动内心靠的是对现实生活的洞察和共鸣。感官刺激总是有限的，只有现实生活永恒。在生活的严峻甚至残酷之上，开出的人性之花，更加动人心魄。顾长卫和贾樟柯作为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忠实簇拥者，有着相同的出发点，也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

顾：生命个体捍守理想、突围现实。立春中的人们被打击回到县城，但还是会在下一刻踏上追求梦想的路，这里不接受我们，就去找接受我们的地方。《孔雀》中姐姐对伞兵的执念，骑着自行车放飞那个自制的降落伞的一幕，这是她人生中最畅快的一个瞬间。《立春》中王彩玲和黄四宝对更高艺术殿堂的追求，王彩铃面对着平淡甚至有些卑微的普通生活，对现实却始终是彻底的不妥协。《最爱》中得意和琴琴对爱情的坚守，最终拿到了结婚证书，名正言顺的成为了合法夫妻。

贾：生活中随波逐流，困于现实。贾樟柯对他的伙伴的宿命性看法。但贾樟柯首先认为小城镇的青年没有出路，尽管他也让他们努力和想望，其次贾樟柯认为即使有出路——到都市去，这些青年也会遭受伤害，一种都市文明对乡村青年的伤害。《站台》中，虽然张军曾经大胆地去了趟广州，但很快又回到了汾阳，只带回了录音机，磁带，舞会和喇叭裤。仍然回到那个剧团到处演出。《任逍遥》中，小济和彬彬是铁哥们，彬彬辞去了工厂工作，终于和小济一样，到处游荡着，梦想着。小济没钱，只能眼睁睁看着巧巧离去。彬彬也陷入了债务麻烦，为了还妈妈的钱，他借了高利贷，为还高利贷，他卖盗版光盘。小济说你什么时候才能凑够一千五？小济和彬彬的胆子突然大了起来，两人策划抢劫银行，小济骑着摩托车在外面望风，彬彬腰里绑着假炸弹在柜台外大喊：抢劫！银行保安慢慢地走过去，看看他腰间的炸弹，嘲讽地训斥彬彬：好歹你也拿个打火机呀。

顾：主角有自己的精神领域，也能注重整个家庭及社会的关系。人物之间的繁杂关系，故事脉络上的交叉走向，牵引着整个周围的变化，而不是具体每个人的问题。《孔雀》不仅仅是关注那个时代青年人理想碰壁的，实际上是有关那个时代所有人的，家庭，爱情，婚姻，职业。傻哥哥只能跟傻媳妇卖包子，在他的映照下，姐姐弟弟的理想就有些不切实际。到了《立春》，顾长卫对小市镇普通市民的理想有了更集中更深广的探讨和思考。王彩玲要去北京唱歌剧，更要唱到巴黎去。她知道自己的外貌，但这没有影响她对理想的追求。周瑜从广播中听到王彩玲美丽的歌声，请他的好朋友黄四宝从旁使力追求她。结果，王彩玲爱上了黄四宝。黄四宝的拒绝让王彩玲想到了自杀。王彩玲又遭遇一心想参加歌手比赛的高贝贝的大骗局。最后她到孤儿院认养了一带兔唇的小女孩，带着她做了手术，在医院碰见了周瑜，带着自己的女儿，幸福之极。黄四宝的下落是，从深圳回来后开了一家婚姻介绍所，并因为骗钱而被人追打。

贾：社会因素衬托起对个体本身的不重视，烦心周遭的一切，困于自己的生活，表现的其实是个体命运。贾樟柯关注的只是他家乡青年的理想，因此，这只是特定青年的理想，及其能否实现的现状。这是第六代私人化影像的一种体现。《小武》里小武不在乎进出公安局，他在乎的家庭亲情，与三陪女的爱情，反而没有得到。他也不考虑自己的前途和理想，也就是没有理想和前途。他只能在汾阳市闲逛，偷窃。从不考虑外出。

顾：女性视角，感性，积极。叙述过程中写实也写意。

贾：男性视角，理性，消极。叙述更加写实，还原现实情景。

相同之处是：两个人都尊重这些小市镇青年的个人理想。并且为他们如何实现理想而发愁，跟他们一起经历苦难。摄影机率领观众站在旁观者的角度讲述作品时都保持了足够的克制和冷静，不主观介入，不刻意干扰，以绝对中立的姿态冷眼旁观社会底层特殊群体的生与欲，爱与恨，情与仇。既没有出现那种廉价的催泪情节，也没有强行安排观点道理。基调都是阴郁压抑的，结局都是绝望无助的，这就是残酷生活的本来面目，不虚伪，不粉饰，真实得怵

目惊心，无法逃避。对现实人的关怀与关注，二是对现实问题的质疑和批评。关注民生现实，讲述小人物的情感和故事，更显生活的本色和中国本土的原色。以纪实性的风格向观众展现了不同时期中国底层社会人们生活的真实环境，让我们在看清楚电影中人物的生存状态的同时,也对人物的生存状态理性地加以反思和评判。

现实生活充满复杂尖锐的冲突，各种故事情节，往往超出小说家最大胆的想象，已为现实主义电影的繁荣准备好了最丰富的素材。通过电影屏幕，中国那些饱含一个个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故事，也才能被更好地铭记、反思，被永久地定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