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汉赋

8 汉赋继承和发展楚辞“铺排的修辞手法”，大段的铺叙，成串的排比。为形成洒洒的汉大赋建树了功勋。它还继承和发展了楚辞“主客对答的形式”，有利于汉赋篇幅的拓展。汉赋辞采的富丽，词汇的丰富，都是楚辞影响的直接结果。没有楚辞，就没有汉赋；汉赋是接受了楚辞诸多因素形成的，汉赋的许多优点都是对楚辞的发扬光大。



谈及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代表性文体，人们赞不绝口的便是“唐诗”、“元曲”、“明清小说”，而很少有人单赞“汉赋”，因为过去人们一直视汉赋为形式主义作品，说它领圣之词丰，澳美之愈盛，并因此对它不屑一顾。这种态度其实并不妥当。闻一多先生就曾说过：“汉赋不为文学史家所重视，如以读（天问）的观点去读它，便可以看出它的伟大实超过其它文体。”O它与楚辞有许多相似之处，在许多方面都是秉承楚辞而来。1．放射性思维方式。楚辞是在楚国大地上成长起来的文学体式，而楚国是一个“地广人稀z饭稻羹鱼，或火耕水税j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地数饶食，无饥懂之患”的地方，山上水中，田中树上，都能给楚人提供生存的所需，所以楚人与中原只有农业生产一条路可走的生活方式不同，他们的思维很活跃也很开放（中原人相对来说要板滞）可能是这种生活方式对思维方式的影响，所以楚人的思维具有放射性2这一点在文学创作中亦有体现。（离骚）里陈述作者修养自身，就是从许多方面谈的，写自己对黑暗政治的认识，也是从不同的角度入手。（天问）里对历史的一些怀疑就从夏商周三代的兴亡，一直向到春秋之时的吴楚之争，想到哪里说到哪里，无拘无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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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之于汉赋，继承之于创新(课程论文)哈~

2010-12-08 15:14:48


前言：汉赋作为一代文体有其特殊的文化历史和文学魅力，很多文章的和学者都提到汉赋是对楚辞的继承和发展，汉赋从文体到内容，甚至是思想都与楚辞有很大的相似性。汉代有骚体赋之说，骚即代表《离骚》，《离骚》是楚辞这一文体的代表作，屈原是楚辞的宗师，看完《离骚》，再去阅读汉赋家的作品你就会有很深的感触。刘勰、宋祁、章学诚、刘熙载无不认为汉赋来源于楚辞，其实汉赋对楚辞的继承是多方面。一、 思想上的继承思想的继承，也可以是说精神上的继承。汉赋于楚

辞有相承相因的关系，以里《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主要抒发的是作者怀才不遇、忠而被谤、信而见疑的悲伤情怀，对祖国命运的关心，对谗臣进谗误国的愤慨和绝不与之同流合污的决心，对君主的讽谏。这里的情感有悲伤、缠绵、愤恨和坚决，屈原门生和后继的楚辞作家也没有跳出这些思想和情感，如《卜居》表现屈原内心的矛盾与困惑，《渔夫》则展现出屈原内心经历的混同世俗与正道直行的思想斗争及其抉择。这些思想被汉赋家继承并通过他们的作品表达出来，例如贾谊，他与屈原产生共鸣，他被贬长沙，作品中带有强烈的感叹、愤恨之情，他的《吊屈原赋》控诉了“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的不公平的社会，凭借吊屈原而抒发自己的忧愤。赵壹也同样如此，他在《刺世嫉邪赋》“原斯瘼之所兴，实执政之匪贤。女谒掩其视听兮，近习秉其威权。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所恶则洗垢求其瘢痕。虽欲竭诚而尽忠，路绝险而靡缘。九重既不可启，又群吠之狺狺。安危亡于旦夕，肆嗜欲于目前。奚异涉海之失柂，坐积薪而待然？荣纳由于闪榆，孰知辨其蚩妍？故法禁屈桡于势族，恩泽不逮于单门。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乘理虽死而非亡，违义虽生而匪存”，表达了对黑白颠倒社会的的强烈不满，赵壹于屈原相较更直接。哀怨情节突出的还有司马迁，他的特殊经历与屈原有异曲同工之处，他的赋也愤世嫉俗，满腔愤慨。思想的继承还表现于对神鬼的敬重，有学者在《楚辞》和《汉赋》中做过统计，“神”出现的次数最多，89次占总数的49%；“灵”出现67次，占37%；而“鬼”出现14次，占8%，人死则为鬼。不难看出，“神”是楚巫首要崇拜对象，楚人对祖宗的鬼也很敬重，但与神不可同日而语。汉赋家的作品亦是如此，这是对楚辞从宗教思想上的继承，楚地思想开放，越人首要崇拜的是鬼，黄河的流域的中原地区在战国则是百家争鸣的战国士思想横行一时，在他们眼里巫术是蛮荒的象征。楚辞来源于流传于长江中下游流域的巫歌，这种巫歌孕育于原始宗教文化，带有强烈的宗教情感和楚地文化。《招魂》便是典型的代表，它以神灵之间的呃爱情生活为主题，把神人化，赋予人的情感。屈原流放其域，行文写作、抒发情感，借用芳草美人、问卜降神、天国神游等巫文化作比兴事物。这个宗教的思想的继承有其社会根源，其一汉代统治阶级多为楚国出生，这就造就大量汉赋家为了迎合统治阶级和贵族的喜好可以为之；其二赋得大量排铺，想象的丰富、自由无束的联想也

是这一思想被保留集成的原因，；其三神鬼作比喻高尚情操，到了汉代已有定式，汉赋家很难跳出这个创作上的心理定势。桓谭的《仙赋》是奉汉成帝之旨而作，神灵巫仙的描写，有迎合汉成帝的长生享乐成仙的思想之意。楚辞有浓烈的讽谏意味，从《离骚》中思想可以解读出：希望君王从历史人物中吸取教训，这点汉赋虽然讽谏意味不足但还是有所保留，汉代赋家无论盛世还是乱世都有讽谏，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以夸耀的笔调描写了汉天子上林苑的壮丽及汉天子游猎的盛大规模，歌颂了统一王朝的声威和气势，即使这样也不枉讽谏，赋中他从一个理想的君主，写到“若夫终日驰骋，劳神苦形，罢车马之用，抏士卒之精，费府库之财，而无德厚之恩，务在独乐，不顾众庶，亡国家之政，贪雉兔之获，则仁者不繇也”引出节俭，归结到讽谏上来；张衡的《二京赋》、《西京赋》、《东京赋》，从帝王的奢华无度到称颂节俭，弘扬礼仪，莫不是讽谏吗？二、 文体上的继承汉赋可分为大赋和小赋，大赋又叫散体大赋，规模巨大，机构恢弘，气势磅礴，辞藻华丽，往往一篇赋成千上万言。汉代贾谊、司马相如、杨雄、班固、张衡等，都是写大赋的高手。而小赋则摒弃了大赋的辞藻、篇幅等方面的缺陷，保留汉赋的基本文采，创造出篇幅脚下、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片小赋，赵壹、祢衡、蔡邕等是写小赋的高手在我们现在所认同的汉赋多是大赋。从巫歌到楚辞，从楚辞到散文化，再到骚体赋，最终汉赋的形成这是一条非常明显的继承变化的道路，汉赋的辞藻华丽是继承于楚辞的，楚辞特别强调明确的空间感，很多楚辞中可见作者在构筑一个宏大的空间，如《招魂》，这个空间的构造就需借助大量的铺排、辞藻来堆砌，汉代赋家受其影响，亦在作品中出现大量铺排、堆垛辞藻，以至到后来汉代赋家好用生僻字，受到后世学者很多诟病。汉赋多是四言，六言的赋体，这是继承诗骚的形式。此外汉赋中还常出现如楚辞的使用对话形式，《离骚》中有大量的对话形式，《卜居》《渔夫》则是整篇采用对话形式。汉赋亦有，如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难蜀父老》，东方朔的《非有先生论》、《答客难》，杨雄的《长杨赋》、《逐贫赋》等作品中表现得非常明显。短小的抒情赋，可以从宋玉的《九辩》中找到点踪迹，《九辩》在楚辞和汉赋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其思想境界不及《离骚》，但他提出了一个新的主题“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的新主题，这个主题在汉代以及后代广大士林阶层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便是汉代小赋主要的主题，这

里没有国家命运，没有讽谏警醒，有的是个人悲情愤怨。三、 楚辞与汉赋，继承和创新的冲突从楚辞的特点来看，总结有四点：1. 表现纯洁美好的人格即不见溶于浊世而又难以改变初衷的失意、忠愤之情；2. 具有缠绵悱恻、哀怨伤感的情感基调和回环往复、一唱三叹的行文方式；3. 借用芳草美人、问卜降神、天国神游等巫文化作为比兴事物；4. 具备楚声、楚地、楚语、楚物的地方特色，运用带有“兮”字的回肠荡气的散文化句式。从汉赋的发展来看这些特点都有继承，也许会问为什么不直接沿用楚辞更简单，或是重新创造一种文体。从战国到秦，再到汉，汉赋对楚辞的继承和发展，有其很深的社会根源和历史必然性。屈原创作所代表的楚辞，是将战国士文化注入了楚辞创作中，战国士文化是以战国史林为历史创造主体，以品天下一统江山为目标、以思想解放自由创造为基本特征的文化思潮。屈原是出生于贵族，生长于这样的时代氛围中，又曾一度位于统治决策曾，他的思想带有明显的战国士林文化，同时又深受南楚文化的浸润，巫文化的熏陶，由于政治的挫折，他使两者结合创造了特有的楚辞，这极具楚地特色的文体。到了汉代，上层统治阶级和贵族多为楚人，对楚辞这一极具楚文化的文体的偏好是自然而然的，对其复兴也是尽心尽力；而从另一方面，汉代大一统，独尊儒术，对楚辞的发展又是有相当束缚的，统一和发展中的大帝国又需要一种文体去张扬统治阶级的和百姓的自信心和自尊心。这样汉赋在继承楚辞的基础上，又有了变化，以满足社会的发展和政治需要。而汉赋夸饰之风背后又隐含着汉代赋家在社会政治生活地位中的下降，蕴含着在政治生活中被欺凌与侮辱的无可奈何，与只能依附于政治的愤慨，正是有这种情怀九接受和认同了屈原的精神，并把自己的苦难与屈原的破碎之心融为一体。这也是对楚辞精神继承的原因之一。继承楚辞却与楚辞不同的汉赋，仅仅是继承是不能成为一代文学的，汉赋必须有创新。创新一，多种句式的交错应用，这中创新源于枚乘的《七发》根据叙述和描写的不同学要采用不同的句式，韵散结合，极富文采。创新二，对楚辞中自然描写的超越，汉赋作家将自然景物之于客观地位，赋中也有出现对自然的征服，体现了积极向上的心态。总而言之，楚辞对汉赋的影响是直接的，没有楚辞就没有汉赋；汉赋是接受了楚辞的诸多因素形成的，汉赋的许多优点是对楚辞的发扬光大。参考文献：[1] 陈桐生 《楚辞小史》论纲[J].云梦学刊，2001,4:5-8[2] 郑明璋 论汉赋对楚辞的接受与创新[J].山西师大学报，2004

,3:61-66[3] 刘曼 从思想内容到思维形成陈科教文汇，2009,3：211-212[4] 陈金刚 李倩 楚辞、汉赋中巫之称谓及巫风盛行原因[J].江汉论坛2007，12：55-59[5] 李慧芳 论屈骚句式在汉赋中的流变[J].中南大学学报，2010，3:111-115[6] 吴淑玲 汉赋与楚辞[J].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4：57-58[7] 司马迁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M].中华书局，19599：2999为怕以后找不到 这样备用吧~ 写于2010年11月29日 古典文学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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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楚辞与汉赋的发展综述356人阅读
















1

第一章



楚辞与汉赋的产生和发展综述





第一节



楚辞的产生和发展



一、楚辞的产生及其原因



“楚辞”之名最早见于《史记·酷吏列传》

，

《史记·酷吏列阵》载：始长史朱买臣，会

稽人也。读《春秋》

。庄助

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朱买臣是汉武帝时人，

可见，武帝时“楚辞”已成为一种可与《春秋》相提并论的学问了。到汉成帝时，刘向整理

古籍，把屈原、宋玉以及汉人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等人有关“楚辞体”的

作品，再加上他自己的《九叹》编辑成书，定名为《楚辞》

。其中最重要的是屈原的作品。

至此，

“楚辞”便不仅是一种文体的名称，也是一部诗歌集的名字了。后来，东汉的王逸又

为《楚辞》作注，并增入自己所写的《九思》一篇，遂成为今天所流传的《楚辞章句》的本

子。



宋人黄伯思在《新校楚辞序》中说：

“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



物，故可谓之楚辞。若‘些’

、

‘只’

、

‘羌’

、

‘淬’

、

‘蹇’

、

‘纷’

、

‘宅’

、

‘亻祭’者，楚语也；

顿扑悲壮，或韵或否者，楚声也；沅、湘、江、礼、修门、下药者，楚地也；兰、茞、荃、

药、蕙、若、草、衡者，楚物也，率若此，故以楚名之。

”这一解释，使我们对楚辞作为文

体名称由来和特色更加明确。简言之，因为源于楚国，所以称为“楚辞”

，它具有独特的地

方色彩，也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那么，

楚辞作为一种文体和文化现象，它是如何产生的呢？鲁迅在

《汉文学史纲要》中

对其进行了刨根问底式的推究：



周室既衰，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而游说之风寝盛，纵横之士，欲以唇吻奏功，遂竞

为美辞，以动人主。……自叙其来，华饰至此，则辩说之际，可以推知。余波流衍，渐及文

苑，繁辞华句，固己非《诗》之朴质之体式所能载矣。况《离骚》产地，与《诗》不同，彼

有河渭，此则沅湘，彼惟朴

樕

，此则兰

茞

；又重巫，浩歌曼舞，足以乐神，盛造歌辞，用于

祀祭。

（）



……时与俗异，故声调不同；地异，故山川神灵动植皆不同；惟欲婚简狄，留二姚，或

为北方人民所不敢道，若其怨愤责数之言，则三百篇中之甚于此者多矣。楚虽蛮夷，久为大

国，春秋之世，己能赋诗，风雅之教，宁所未习，幸其固有文化，尚未沦亡，交错为文，遂

生壮采。

（）



鲁迅对楚辞这一文学现象进行了多元阐释：

楚辞是南楚文化与中原文化汇融的产物，

深

受战国时代文化精神的哺育及战国文学的滋养。

它鲜明地携带着南楚文化自由的基因，

同时

糅合了中原儒家文化的营养，展现出一种“惊采绝艳”的特质。



具体说来，楚辞产生的原因，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2

渊源之一，是春秋时代楚国的民歌、诗歌及楚地传统的巫歌乐舞。



楚辞首先是吸收了民间语言和民歌形式的一种诗歌体裁。

楚国春秋时代的诗歌，

是出于

楚国人的书面语和口语，在形式和音符上，都对楚辞有直接影响。



《诗经》虽无“楚风”

，但“二南”中的《汉广》

、

《江有汜》等篇都产生在楚境内。楚

国民歌来源古远，收入在《诗经》中的“二南”

，都是土风歌谣，虽然不称楚风，实际就是

楚地民歌。

诗中有楚地楚物之名，

有的篇章还是用了楚辞中常用的

“兮”

、

“思”

等楚语虚词。



此外，汉刘向撰的《说苑》中载有最古的两首楚诗：

《子文歌》和《楚人歌》

。

《子文歌》

是说楚国的令尹子文家族的一个族人犯了法，

官厅来抓捕惩办，

询知是子文的族人，

便释放

了他。

子文知道了，

就把这个族人送到官厅来，

并且说说：

如果你不惩办我这个犯罪的族人，

我就自杀。

于是官厅就把这个族人处以极刑。

国人知道了这桩事，

都感动地说道：

有子文这

样公正的令尹，

我们还有什么忧虑呢？于是便把这段故事编成歌曲传唱开来。

歌词是：

子文

之族，犯国法程。延理释之，子文不听。恤顾怨萌，方正公平。











《说苑·奉使篇》中还有一首翻译的《越人歌》

。据说，公元前

528

年，楚国令尹鄂尹

子皙举行舟游盛会，百官缙绅，冠盖如云。在盛会上，驾舟的人是越人，越人歌手对鄂君摇

揖而歌：

“滥兮扑草滥予昌弦泽予昌州州湛州昌乎秦皆胥缦予乎昭澶秦渝渗堤随何湖。

”

鄂君

子皙听不懂唱些什么，

于是一位懂楚语的越人给子皙翻译道：

今夕何夕兮，

奉舟中流？今日

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垢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土子。山有木兮木

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后于

《徐人歌》

约五十年，

又出现了两首诗歌：

一首是

《接舆歌》

(

《论语·

微子》

)

，

是孔子乘车往楚国，楚王在路上迎其车而歌。歌词是：











凤兮，凤兮

!

何德之哀

!









往者不可拣，来者犹可追、











巳而，巳而

!

今之从政者殆而

!









另一首诗《孺子歌》

(

《孟子·离娄》

)

。也是孔子在楚国听见小孩子唱的歌。

歌词是：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灌我缨；











沧浪之水浊兮，可以灌我足。











另外，在《左传·哀公十三年》同文中，又载有一首讽刺吴土夫差不能与士卒共饥渴，

使申叔仪乞粮于鲁而作的《庚癸歌》

。歌词是：











佩玉？兮，余无所系之。











美酒一盛兮，余与褐之父晚之。











以上所举的几首诗歌，形式和音竹，

都和楚辞很相近。因此可以断定：

这此诗歌都是楚

辞的先河。其中所举的《越人歌》

、

《接舆歌》

、

《孺子歌》这此民歌，句式有二言、四言、五

言、

六言石七言等，

错杂参差，

灵话多变；

并多用

“兮”

字来加强音韵节奏，

更与楚辞类似。

所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

《沧浪》

、

《凤兮》一歌，已开楚辞体格。特别是《越人

歌》

这一首民歌，

更用了兴句和双关语，

在体裁上已与

“楚辞”

相似，

很有特色。

诗中的

“山

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与《九歌·湘夫人》中的“沅有茞兮澧有兰，思公子兮

未敢言。

”从句式、语调上都能明显地看出两者的承传关系。











(

二

)

楚国特有的民间习俗，传统的祭歌、巫舞，是楚辞产生的重要因素。楚国地处江汉

平原，国界北至中原，与韩、魏、齐为邻，西至黔中

(

湖南沅陵

)

、巫郡

(

重庆巫山

)

，与巴蜀

和秦为邻，南到苍梧

(

湖南九嶷山

)

，东达海滨，是战国七雄中地域最大的国家、虽然楚国的

建国和开发不及北方的黄河流域历史久远，但南方富庶的自然条件和广大人民的辛勤劳动，

使楚国经济、

文化发展很快。

生产力发展水平已达到相当的高度，

为楚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提

供了物质基础。因此，这样一个南方大国，虽然它在政治、经济上与中原地区有所交往，但

在文化上很大程度地一自保持有自己的传统，在诗歌、乐舞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













3

楚国的风俗喜好以巫乐来祭祀鬼神，祭祀时则载歌载舞以娱神，所以这一带很早就流

传着有别于中原地区的楚声。这种祭神歌曲，蕴藏着许多优美生动的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

同时在一些寓于想象的悦耳动听的祭歌中，

又塑造了许多荷彩衣、

戴高冠而起舞的人物形象。

屈原在

《九歌》

里，就集中描绘了这些生动丰富的神话传说和优美动人的人物形象。

因此可

以说，楚国的民俗和巫风是哺育

楚辞的养料。



渊源之二，是《诗经》的影响。



春秋时代，

《诗经》由中原传到南方。北方学者常到楚地游学，传播了中原文化；楚国

人也爱读

《诗经》

，

并能热读运用。

每当谈话时，

就和中原国家的人一样，

随时引用

《诗经》

。

如《左传·文公十年》里，子舟引诗“刚亦不吐，柔亦不菇”

(

《大雅·蒸民》

)

，

“毋纵诡

随，以谨周极”

(

《大雅·民劳》

)

；

《左传·宣公十二年》里，孙叔引诗“元戎十乘，以先

启行。

”

(

《小雅·六月》

)

；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

“楚薳罷如晋莅盟，晋侯享之，将出，

赋《既醉》

”

，

《左传·昭公三年》

：

“郑伯如楚，子产相，楚子享之，赋《吉口》

”

；

《左传·昭

公七年》

：芋尹无宁引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

《小雅·北山》

)

；

《左传·昭公二十三年》

：沈尹戍引诗“无念尔祖，聿修阙德”

(

《大雅·文土》

)

。



以上引诗的人，皆是楚国人，可见当时楚人学习《诗经》之勤，也可见《诗经》对楚

人影响之深。

因此，

我们用文化继承发展的观点可以推测，

楚辞在形式上决不会是空穴来风，

在一定程度上受了《诗经》的影响。



屈原在辞作中大量采用了比兴手法。所谓比，是以彼物比此物；兴，是先言他物以引

起所吟咏之词，这种“寄情于物”

、

“托物以讽”的形象思维的表现手法，是早在西周至春秋



时期诞生的《诗经》中就已大量应使过的。而屈原不仅学习、借鉴，更发展了《诗经》的比

兴手法，将《诗经》中使用过的比兴材料，如草木、昆虫、鸟兽、风雨、雷电等都赋予了鲜

话的生命，使他们具有与人相同的感情、信念、意志，不仅用以寄托打发诗人的思想感情，

而且具有重大而深刻的政治内容，给人以形象的教育和感染、













渊源之三，是先秦诸子的散文。











著名学者林庚先生在《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中说得很明确：











当时《诗经》已经结束了约一百年，诗歌似乎暂时停顿了发展。自到屈原之前，诗坛是

静悄悄的冷落荒凉。若再与当时锣鼓喧天、如火如荼的散文对照起来，诗歌简自无人过问。

这一百年间人们把心思全绞尽在解决现实的问题上、

这是一个理智思维的时代，

而不是一个

感情歌唱的时代。

然而当一切思想都诱导向同一的感情的时候，

当一切苦闷的忍耐与煎熬都

要求着呼喊出来的时候，

人们是必须歌唱的。

诗歌是中华民族最光荣的传统，

没有一个民族

在那样占老的时候就有了像中国

《诗经》

那样值得成为经典的歌唱。

这民族素来就以诗歌骄

傲着自己。可是《诗经》的时代无疑已经结束，现在而对着的是新兴的都市生话，都市的语

言，与朝夕变幻的政治行情。

《诗经》所代表的来自农村的从容朴索的作风，以必须有一种

偏激纷繁



>

紧张尖锐的表现所代替。这正是先秦诸子散文的形态

.

就也必然成为散文时代的

诗歌的形态、























楚地的民歌对楚辞的产生有着直接的影响。

《诗经》

无

“楚风”

，

但

“二南”

中的

《汉广》

、



《江有汜》等篇都产生在楚境内，可以算是楚地的民歌。其它散篇单什，杂见古籍中的，尚











4

有一些。











楚辞的主要形式，如隔句末尾用“兮”字的特点已经开始具备了。我们完全可以说，楚

辞就是在这些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楚国的地方音乐对楚辞的形成也有一定影响。春秋时乐歌已有“南风”

、

“北风”之称，

所谓，

“北风”

，

即是中原音乐；

所谓

“南风”

，

即楚地的音乐，

亦即钟仪在晋鼓琴时操的

“南

音”

。











楚国巫风的盛行，更是楚辞形成的极好的民俗条件。

荆楚民俗，最信巫鬼。祭祀必有祈

祷，祈祷必用祝辞和歌舞。歌必有辞，歌和舞也都须有曲，这样，巫歌、音乐使随之发展起

来，而楚辞也就产生了。

《楚辞》中的《九歌》

，其前身就是楚国各地包括沅湘一带的民问祭

神歌曲。至于《离骚》的巫咸降神，

《招魂》的巫阳下招等，也都是楚辞受巫风影响的明显

的例证。



















































楚辞的创始人及代表作家是屈原。

屈原与楚同姓，

为高阳氏的后代子孙，

楚武王熊通封

其子熊瑕



于屈，子孙

I}T

以属为姓。而屈氏不但是楚王族的分支，其子孙还历任楚王朝的要职。传到

屈原，仍为



左徒和三阎大夫。屈原的这种与楚同宗的家世，使他

fJ-

机会接受教育，并阅读了大

F}.

的南

楚典籍，从



而丰富了自己的知识，

具备了良好的文学素养。

这样，

便为他的楚辞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而屈原在政治上的特殊经厉，即山“入则与王图议国事

，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

对诸侯”



而遭谗见疏，

并被长期流放，

又使池对南楚让会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并激发了他丰富的感情，

即所谓







“发愤以抒情”

，从而为楚辞的创作也提供了条件。











屈原爱美的习性和好修的品格，更使他的楚辞创作带

_L

了绚丽的色彩和浪

!

：的情调

.

这种爱美和



修洁的品性，表现在屈赋中便是那高冠长佩、身披

7i

草、朝寨夕揽、好修不缀的诗人形象，

自及内美



与外美和谐统一的美学理想。













5



1234567890ABCDEFGHIJKLMNabcdefghijklmn!@#$%^&&*()_+.一三五七九贰肆陆扒拾，。青玉案元夕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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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汉赋对楚辞的改造与超越 2005年06月16日22:17 李桂荣
班固在《离骚序》中这样评论《离骚》：“ 然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王逸的《楚辞章句序》则说：“故智弥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识远。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他们都看到了楚辞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汉赋当然也不例外，所以后来的刘勰、宋祁、章学诚、刘熙载无不认为汉赋来源于楚辞。但是不少研究者常常把目光集中

在汉代辞赋作者对楚辞艺术形式的接受上，而忽视了楚辞的精神对汉赋的侵淫和滋润。我们认为，汉代辞赋对楚辞的接受主要是精神上的，其对楚辞形式方面的接受也是为了表达精神服务的。而且这种接受又常常与创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汉赋对楚辞的接受，与楚辞在汉代的流传密切相关。汉起源于楚，刘邦对“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宋黄伯思《翼骚序》）的楚地文化十分重视。《汉书·礼乐志》云：“高祖乐楚声。”他的《大风歌》在句式、节奏、文辞上都有明显的楚辞特色。汉初几个皇帝也爱楚辞，都曾“征天下能为楚辞者 ”讲解楚辞。统治者的爱好促成了楚辞在整个汉朝的流传。汉代文人对屈原的不同态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论争也加速了楚辞的传播和对文人的影响。在众多参与讨论的文人当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班固和王逸。王逸认为《离骚》是屈原“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经序》和《九歌序》对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所产生的愁思、愤懑之情予以突出的强调，正确指出了屈原创作的根本动因。王逸将《离骚》中的词语与《诗》《易》《尚书》《禹贡》等一一比附，认为《离骚》之文依经立义，乃天地间之至文，是后世效法的楷模。这是对《离骚》创作手法的总结，也是对其艺术风格的概括，更是对其在后世影响的肯定。班固《离骚序》评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沈江而死，亦贬洁狂狷景行之士”，强调的是屈原眷恋君主怀不能己的纳忠之心。《楚辞章句》的问世在东汉《楚辞》接受史上是一件大事，它极大地推动了楚辞尤其是以《离骚》为代表的屈原精神在汉代的传播，使屈原作为一种民族文化情结，深深地置根于汉代文人的潜意识之中。
汉人对屈原和楚辞的接受，首先是精神上的。司马迁则更加肯定“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的合理性，显示了他与屈原具有同样的以儒家为主而又不为儒家思想所禁锢的反抗、批判精神。屈原发愤抒情，乃赋《离骚》，司马迁忍辱写《悲士不遇赋》以抒愤懑，在抒情问题上，司马迁确实做到了学《离骚》得其情。汉代文人对现实的焦虑和对出路的困惑是屈原哀怨情结得以传承的政治环境。这种凄惨哀怨的格调常常体现在以骚体赋为代表的各种辞赋创作之中。贾谊的《吊屈原赋》、严忌的《哀时命》、刘歆的《遂初赋》、刘向的《九叹》等都和屈原赋愤怨世俗、抽写哀怨、无所顾忌的精神一脉相承。
其次是艺术表现上的接受，而且这种艺术上的接受也是

为了表现精神服务的。刘熙载在《艺概·赋概》中指出：“长卿《大人赋》出于《远游》，《长门赋》出于《山鬼》。”当然，这种继承并不仅仅局限于这两部作品，汉赋的许多作品在艺术形式方面都直接或间接地接受了楚辞的影响。我们知道，屈原《招魂》中的铺排手法源于楚地诸族为招魂引魂而历数四方之险、多陈家庭（祖地）之乐的古老的招魂形式。楚地诸族民间招魂重叠的特点，转化为屈原《招魂》“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地之美”的铺陈结构，再转化为汉赋”铺彩摛文，体物写志“的结构形式。如《七发》即是如此。尤其是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继续发展了枚乘《七发》那种以客主问答形式叙事写物的结构方式，展示汉大赋的夸饰、“巨丽”和“丽靡”之美，形成以华辞丽藻悦目赏心的语言艺术。
汉代辞赋还直接承受“《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王逸《楚辞章句·离骚经序》），也就是说，屈原的政治失意、人生的哀怨、高洁的志趣和完美的人格在《离骚》《九歌》等作品中多以神话、香草美人、婚恋等多种象征形式取譬言志表现出来，是现实中不可能实现的理想与愿望在幻境中的达成。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先秦时期人们发现了美物和“美人”之间的共同特征，表现在文学上就是用物之美去象征、衬托、彰明人格及人品之美。这种象征模式，被汉代文人所认同并接受，从而形成一种创作上的心理定势。赋家们自觉地运用这种方法咏物从而达到物以彰德的目的。
汉赋对楚辞的这种象征手法的接受还表现在以女子求男而男子无信隐喻君臣关系的抒情模式中。司马相如的《美人赋》和《长门赋》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这两篇赋都以女子的口吻来叙说衷肠。这种通篇均以女性口吻来抒写美人自悼情怀的方式到东汉末年的王粲那里表现得最为突出，无论是《闲邪赋》中的“恨年岁之方暮，哀独立而无依”，还是《出妇赋》中的“君不笃兮始终，乐枯黄兮一时。心摇荡兮变易，忘旧姻兮弃之”，以及《寡妇赋》中的“坐幽室兮无为，登空床兮下帏”，所表现的均是一种被压抑的怨君心理和不遇伤感，结合王粲一生坎坷、怀瑾握玉却难展抱负的历史事实，便不难发现，他这种借女性口吻表述的情感，本质上是其内部心理郁结的外现，这与屈原“伤灵修之数化”的精神是相通的。
汉赋对屈骚象征手法的接受还表现在对神仙的追寻和对游仙场面的描绘上。游仙思想作为

古代文学的主题之一，其母题源于上古神话和原始巫教。然真正把游仙思想作为抒情达意的手段，并付诸文学创作实践，则始于庄子和屈原。屈原在《远游》《九歌》《离骚》《招魂》等作品中对仙人、神人的渲染，并借助想象使自己御风乘龙、召唤群神、遨游太清，抒发了作者困于现实、想冲破现实而又依恋现实的苦闷。正是庄子、屈原的这些创作实践，才奠定了中国文学借游仙抒怀阐理的传统。汉代的游仙文学，直接承受屈骚的影响。如桓谭的《仙赋》，据载是奉汉成帝之旨而作。作品中所展示的仙人驰白鹿，从麒麟，周览八极，还崦华坛，随天转旋，容容无为，寿极乾坤。他们吸玉液，食华芝，漱玉浆，饮金醪，轻松潇洒。同时仙境的幽静华美，弥漫着高洁雅致的高士气息。
汉赋在句式上对楚辞也有较多的接受，枚乘的《七发》就有明显的楚骚句式。扬雄的《太玄赋》《逐贫赋》《酒赋》及《解嘲》《解难》等，多为自抒怀抱的四言体小赋，明显地带有骚体赋的痕迹。而王褒的《洞箫赋》则是骚散结合，除乱辞外共有１５０句，其中骚体句竟有７８句。赋的开头结尾均为骚体，中间也穿插安排。班固“致命遂志”的《幽通赋》也在句式上极力模仿屈原。另外，李尤的《函谷关赋》《辟雍赋》、张衡的《南都赋》《温泉赋》《定情赋》《舞赋》、马融的《长笛赋》、朱穆的《郁金赋》、边让的《章华台赋》、蔡邕的《笔赋》《弹琴赋》、祢衡的《鹦鹉赋》等文体中，都有楚骚句。楚辞的“兮”字也较多地运用于汉代辞赋之中。
如果仅仅是继承和接受，还不能使汉赋成为汉代的“一代之文学”。汉人必须创新，才能使汉赋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这种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多种句式交错运用。如果说四言、六言的赋体是继承了诗骚的形式，那么多种句式交错运用则是汉代赋家的创构了。这种创构的功绩首归于枚乘，其《七发》能够根据叙述和描写的不同需要而采用不同的句式，韵散结合，极富文采。就其小赋《柳赋》而言，不仅用韵和谐，而且对偶工整，算得上是极其优美的四六文。
二是对楚辞对话体结构的改造。楚辞常常使用对话，《离骚》中有大量的对话形式，作为现存的最早的对话体赋作，《卜居》《渔父》整篇采用对话体。但是，先秦的对答体有一个基本的模式，即叙述者和他者各自具有自己的观点，两种观点相互对立，一方的观点并没有最后说服另一方的观点。以《渔父》为例，在这部作品里，作者自认为正方，而将渔父作为反方。尽管渔父试图说服屈原，但是他们各自

具有既定的思维逻辑，并没有达到一致。而汉赋的虚拟性对话结构则不是如此。叙述者和他者之间的说服和被说服的关系体现了汉代赋家的创造，即通过正反两方的比较使所有的反者都必须按照正者的意图和逻辑来思维，最后达到说服的效果。这在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难蜀父老》、东方朔的《非有先生论》《答客难》、扬雄《长杨赋》《逐贫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等作品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三是对楚辞中自然描写的超越。楚辞中的自然景物表现出了一定的不依附于人、不亲和于人的独立性，如《涉江》《山鬼》《招魂》等篇中对自然景观的描写都表现出了与人的对立，是自然力作为人的对立物而存在的、暗示人的被压抑和被压迫的一种异己的力量。如《涉江》中的一段：“深林杳以冥冥兮，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招魂》等篇中的自然景观也同样表现出了人与自然的这种不和谐。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屈原等人的落脚点在于表达主体意识的忠君爱国上，于是才产生了对外部深山景物的特定的对立的观照态度。
而汉赋作家则只是将其置于客观地位，它的阴阳变化、消长荣衰都与冷静旁观的观照者的喜怒哀乐无关。《七发》中的龙门之桐的成长环境惨烈奇特，我们却丝毫感受不到自然对人的压抑，而只是把它作为自然物在造化变迁中的一番奇特的经历而已。而在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等人的赋中大量出现的却是人对自然的征服。这是大汉作家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心态和人格精神的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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