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区谈判中的农产品贸易问题

文献综述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区谈判中的农产品贸易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许多国家和地区更积极地参与国际分工，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国际多边贸易体制的过渡阶段和补充形式，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建立自由贸易区和缔结双边贸易协定的国家和地区日益增多。据WTO 统计，截至2010年7月31日，全球有区域贸易协定(RTA)近474个，其中双边自由贸易（FT A）约占90%，在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中国在积极参与多边自由贸易谈判的同时，逐步重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作用。先后和东盟、巴基斯坦、智利、新西兰、新加坡、秘鲁等国家和地区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以后，中国与澳大利亚、冰岛、挪威等国的自由贸易协定也在谈判之中，其中2003年10月24日，中懊两国签署了《中国澳大利亚经贸框架》．2005年中澳双方完成了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研究。2005年4月中澳双方开始了第一轮谈判，2010年2月24－26日，中澳自贸区第14轮谈判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举行。双方就农产品市场准入、原产地规则、服务贸易、投资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中国与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区的谈判既具有重要的战略性，又具有复杂性。因此中澳建立自贸区的谈判从一开始就引起政府、企业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深入地研究建立中澳自贸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以下是国内外学者关于中澳自贸区的研究现状评述。

一、从两国经贸关系着手分析建立中澳自贸区的可行性

在研究中澳两国经贸关系方面，许多学者的研究从中国与澳大利亚双边贸易发展态势和两国商品进出口结构的角度，强调中澳之间的互补性。许梅恋(2002)指出中澳两国在经济结构方面、技术水平上以及在多边及区域经济合作中地位与作用的互补性。认为中国的竞争优势在于加工制造业而澳大利亚的优势在于农业和服务业，两国经济结构的互补性远高于竞争性，并比较了两国的多边贸易政策、区域贸易政策和双边贸易政策。汪素芹 (200 5)认为，中澳由于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与竞争力、资源禀赋、市场特点等不同，使中澳两国形成了澳向中出口资源型产品与服务产品，中国主要出口劳动密集型加工-制成品经贸合作的基本模式。由于两国的经济互补性强，甚至是其他国家很难替代，加上地缘靠近，政府问良好的合作关系，以及工商界的频繁交往都是促成两国经贸迅速发展的有利因素。因此，两国经贸合作机会多、潜力大。

在中澳两国的主要贸易商品方面，马光霞(2006)运用显性比较优势(RCA)指数对中澳农产品贸易进行研究，从结果看出，澳大利亚在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和畜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明显优势，而中国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水果蔬菜等初级产品和加工制品具有比较优势。杜运苏(2007)运用贸易强度指数、贸易互补性指数、产业内贸易指数等一系列静态指标，对中澳两国制成品(SITCS一8类)进行研究，结果证明中澳两国存在显著、稳定的贸易互补关系，产业间贸易在中澳制成品贸易中占绝对地位。牟欣伟（2009）[5]认为中澳农产品的产业结构互补性特征明显，所以在农产品贸易中，中澳两国进出口结构也存在一定的互补性：澳大利亚向中国输出原材料，澳大利亚从中国进口劳动密集型制成品。还指出中澳两国在矿产资源和能源方面、服务业、制造业等方面也有很强的互补性，认为中澳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对中澳推动两国经济快速增长起着很大的积极作用，也具有很高的可行性。

二、中澳自由贸易区对两国经济的影响

在对建立中澳自由贸易区产生的整体效应分析上，朱颖（2005）应用理论分析，认为F TA的建立对两国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都将产生正面效应。表现为：1.FTA不但会增加贸易流量，给两国相关部门的就业和国内收入产生积极效应；2.在FTA框架下，各国对服务业的各种限制，如最低资本要求、独资企业进入领域的限制、外资所有权的限制、市场准人的限制，都会得到不同程度的取消或减少。商业效率和资本流动量的提高会对两国产生净收益；3.如果FTA两国简化投资审批程序、增加投资政策的透明度和提供更好的投资保护，两国都会从投资自由化进程中受益。

杨军等(2005)和周曙东等(2006)运用GTAP模型，模拟了中澳自由贸易区建立之后对两国生产、国民收入以及对世界的影响。其结果显示，中澳两国间存在明显的经济互补性，建立自由贸易区将改进两国和世界总福利，澳大利亚的农业和工业都将受益．农业部门所得利益大于工业部门，中国所得利益全部来自劳动力密集型的工业部门．而农业部门会受到—定的冲击，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应该建立农业生产的补偿机制，且应在贸易谈判中为我国农产品出口创造更有利的贸易条件。

澳大利亚政府和学者对于建立中澳自由贸易区是否有利于中澳两国的经济发展进行了研究澳大利亚政策研究中心(CoPs) 联合中国社科院和南开大学（Mai，Adams，Fan，Li a nd Zheng 2005），基于莫纳什大学的多因模型(MONASH Multicountry Model(MMC))，对中澳FT A的潜在收益运用GAPM模型模拟分析.该研究模拟了从1997年到2015年澳大利亚、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在中澳签订FTA后的三种情形：消除获取贸易壁垒、投资自由化和服务贸易化。模拟结果表明，如果采取一步到位的方式于2006年实现完全自由化，至2015年我国对澳大

利亚的出口贸易将增长8%。如果从2006年至2010年间逐步实现商品贸易自由化，至2015年，我国对澳大利亚的出口将增长7.3%。从行业的角度看，至2015年我国制造业出口将增长8.5%，而且在所有行业中，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

三、自贸区建立的障碍因素及解决对策

关于其他自贸区建立的障碍因素和解决对策的研究，对中澳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有着现实指导意义。张震（2002）指出构建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障碍因素是利益分配不均，在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过程中，中国与东盟始终面临着竞争与互补并存的关系，中国和东盟都是以日本美国为主要伙伴。从东盟的态度来看，“东亚自由贸易区”必须充分考虑到东盟的利益，在谈判时，中方表示该自由贸易区不再另起炉灶，保证了东盟的核心地位也使得东盟自由贸易区成功建立。马文秀等（2007）则分析了建立中印自由贸易区的障碍因素，她指出印度正成为对我国发起反倾销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印贸易摩擦频繁严重阻碍了中印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进程。另外印度对农产品征收高关税无疑加大了中国与其谈判的难度。并提出为尽早达成自由贸易协议，两国应着手建立专门的委员会，鼓励学者在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方面进行探索和研究，为加强双方经济技术合作创造有利条件。对于竞争性较强和摩擦较激烈的领域，如农产品、铁矿石等产业，两国可以通过协商的原则，签订详细的磋商协议，如进一步划分出口市场，各自确定生产不同规格的产品，从而避免恶性竞争，缓解摩擦等。同时可以开展互补产业的合作。

关于中澳自由贸易区的障碍因素及解决对策的研究，张军英等（2008）认为中澳自由贸易协定中双方最为关心、分歧最大的领域主要在：农业、矿产和能源、服务业。澳大利亚是经济发达国家，也是农产品出口大国。在大宗农产品、羊毛及畜产品出口上，澳方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而这些农产品是关系中国农民生计的主要产品；由于中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较低，产业结构调整受到各种制约，因此，在这种状况下就需要政府实施适度的农业保护政策，将农产品自由贸易的步伐分阶段完成。同时提出要建立一个在铁矿砂和其他大宗能源产品贸易的科学、合理和成熟的价格机制。毛凤霞（2009）认为农产品问题成为中澳谈判中焦点问题，从理论上来看，贸易自由化有利于各国发挥其比较优势，但是，现实中由于发达国家传统的贸易壁垒和国内支持依然存在，技术和环境壁垒等新的贸易壁垒日益强化，建立自由贸易区后，通常发达国家生产过程的技术标准与其生产实践以及资源禀赋相吻合，因而可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而发展中国家如果按同样方式组织生产，则可能与资源禀赋不吻合，从而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她提出，要消除中澳之间农产品自由贸易的障碍，中方首先要逐渐消除两国的贸易壁垒，其次要对农业生产者予以补贴，最后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