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缠足

妇女缠足，最初起于隋唐之际帝王的宫廷，开始它只是一种中国式古典芭蕾舞蹈艺术上的追求，是对中国古代妇女的一种极其残酷的摧残，最充分体现封建制度对妇女的压迫和禁锢。妇女缠足起于何时，众说纷纭。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唐末五代始有缠足之风，据说乃起于南唐后主李煜。他是一个醉心文学而不会治国的“风流才子皇帝”，在位十余年常把自己潜心编写的词在宫中让宫妃们演唱，编排成歌舞，终日在深宫中征歌逐舞，沉湎声色。鉴于皇帝的个人喜好，宫妃们要想得宠不仅要漂亮还必须能歌善舞，那风摆柳丝的婀娜、宛如仙女下凡的缠足舞引起宫女们的艳羡和仿效，传到宫外，一时举国上下兴起歌舞之风。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之《道山新闻》和张邦基《墨庄漫录》均有记载云：“李后主宫嫔银娘，纤细善舞，后主作金莲高六尺，饰以宝物细带，缨络莲中，作品色瑞莲，以帛绕脚，令纤小，屈上作新月状，素袜舞之中，回旋有凌云之态。”用长长的白帛，将好端端女子的一双脚缠裹成“三寸金莲”，穿上尖而小、上翘弓形的“宫样鞋”，朝野上下以此为美。这就是古代妇女缠足的陋习。

故旧时女子经缠的小脚，足尖儿挺然上翘，恰似一恥向上弯曲的新月形。旧文人便把小脚称为“弓足”、“双恥”、“和弓”、“新月”、“竹萌”、“菱角”等。宋代以来，妇女缠足之风盛行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连大文学家苏东坡竟然也有一首《菩萨蛮.咏足》词，以吟咏妇女之小脚曰：“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凌波去。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偷穿宫样稳，并立双趺困；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词中极写小脚之纤巧和秀美，可见其时缠足之风不但大为盛行，而且为众人欣赏。此风一直延续到元、明、清。清初统治者虽有改革此弊之意，无奈终究敌不过千年陋习所形成的传统观念。缠足之风仍十分流行，直至五四运动以后才得以真正废绝。令人深恶痛绝的妇女缠足，不但是肉体上的摧残，也是思想上的一种禁锢，中国文化史上的耻辱。有“小脚一双，眼泪两缸”的歌谣为证，数以万计的女子受此祸害，祸主自然应该是李煜皇帝。

客家妇女不缠足，也不事化妆，她们还以“天足”引为自豪。《清稗类钞》中说：“客家妇女向不缠足，身体硕健，而运动自如，且无施脂粉及插花朵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罗香要先生在《客家研究导论》中也曾说过：“客家妇女，表面上劳苦极了，然其内在的精神，确比外间妇女尊贵得多，幸福得多。她们从没有涂脂画眉缠足束胸以取悦男子。在人口千万以上的汉族诸民系中，唯一没有染上缠足陋习的，就是客家了。”所以客家妇女不缠足，实在是放任自流、争取自由，是难得的一种幸福。清代有一位在梅州的传教士曾感慨而说：“西人束腰，华人缠足，唯(梅)州人无此弊，于世界女人最无憾矣。”

张卫东先生在《客家文化》中曾说：“客家妇女不缠足，原因大约有二。其一，在南唐缠足之风兴起之时，客家先民在从事第二次大迁徙，已经脱离江淮中心地区，因而未受影响；而后他们大部分定居于闽、粤、赣交界的地区，‘山高皇帝远’，陋俗流风波及不到。其二，即客家先民驻足安居之后，马上投入生产自救、建设家园的头等大事之中，男女同时上阵，手足并用，不允许妇女缠足蜗居，恪守于闺阁之中”。以后，客家男子大量谋生外流，“半边天”一身兼任男、女工二职，耕田、采樵、养殖无不为之。由于这种种社会的、经济的、宗教信仰等原因，所以形成客家女子不缠足的习俗。

其实，客家地区礼制的松弛，男女间封建礼教较之中原地区宽松，也是客家妇女不缠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元朝伊世珍撰的《琅女寰记》中有一则关于缠足的较为详细的记载说：“本寿问于母曰：‘富贵家女子，必缠足何也？’其母曰：‘吾闻之，圣人重女，而不使之轻举也，是以裹其足。故所居不过闺阁之中，欲出则有闱车之载，是无事于足也。圣人如此防闲，而后世犹有桑中之行，临邛之奔。’”由此看来，缠足的本意，与礼教有极密切的关系。客家所处礼教松弛的地区，则缠足之风没有那么盛行。此外，《琅女寰记》中还说“富贵家女子”缠足，就说明当时贫贱之家的妇女也有不缠足的。不缠足的目的在于盒饭劳作。日事耕作的人，北宋诗人徐积《咏蔡家妇女诗》亦云：“但知勤四肢，不知裹两足”。旧时客家妇女在艰

苦的环境中形成了常年劳动的习惯。在客家地区，常见到这样的现象，男人上学、谋事、经商、做官，而妇女则担负起家庭生活的全部重担，“灶头灶尾”、“田头地角”，都成了客家妇女的份内事。过去福佬人常嘲笑客家人是“客嬷(妇女)养客牯(男子)

多么繁重的生活重担。如果双脚缠成“三寸金莲”，还要承担这样的生活重压，那情景实在难以想像。客家妇女为客家社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有人认为：今日客家人的光荣，是建立在客家妇女的大脚上的。此话实非过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