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儒林外史》悲剧性的研究综述

对《儒林外史》悲剧性的研究综述

《儒林外史》的伟大是深刻的伟大，其深刻处之一便是作品所展现出的悲剧性。我以悲剧性为核心视角，从接受者角度对《儒林外史》的研究历史进行梳理，初步描绘出作品悲剧性研究的脉络。其内容主要分为三个部分：民国时期以胡适、鲁迅为代表的学者对《儒林外史》悲剧性的研究；20 世纪60 年代至90 年代，以陈美林、李汉秋为代表的学者对《儒林外史》悲剧性的研究；90 年代末至今学术界对《儒林外史》悲剧性的研究。

一、《儒林外史》的悲剧性

首先说说为什么《儒林外史》的研究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其它经典名著的相比要黯然逊色呢?对此，鲁迅先生曾经一语中的，道出个中原由——“伟大也要有人懂”。［1］因为《儒林外史》的伟大是深刻的伟大，所以只有深刻的感悟思考，才能对之有深刻的共鸣与心灵的契合。

《儒林外史》的伟大深刻处，悲剧性便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在进入悲剧性研究这条脉络之前，有必要对“悲剧性”这个词的概念进行界定。

据郭玉生《悲剧美学：历史考察与当代阐释》中的归纳，悲剧主要有三层含义：

一是指最早产生在古希腊的一种戏剧样式。

二是指日常生活用语中的悲剧，用来比喻不幸的遭遇、引起人的悲惨感觉的事件等。

三是指作为美学范畴的悲剧，亦可称为悲、悲剧性或悲剧美。［2］

显然本文是要在“悲剧”的第三层含义下进行论述，所以“悲剧性”就是悲剧美学上的意蕴，《儒林外史》的悲剧性就是其所展现的悲剧意蕴。而在《儒林外史》的研究历程中，也确实存在着这样一条以“悲剧性”为主干的文脉，其若即若离，时隐时现。

二、民国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学者对《儒林外史》悲剧性的研究

这一时期，社会形态经历了动荡剧烈的变化，由君主专制社会过渡到倡导民主共和但有名无实的中华民国。加之内忧外患，种族国家的生存还是毁灭，则成为这个时期的主旋律。也就在这个时期，伟大的《儒林外史》终于确立了其在知识分子阶层中的重要地位。在作品悲剧性探究方面，这里主要介绍一下鲁迅先生的相关评述。

鲁迅先生对《儒林外史》的推崇是“儒学”领域里众所周知的，其对作品的一些经典

评论至今仍为学界广泛引用。例如论作品主旨和艺术特色有“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之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3］谈作品结构有“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固亦娱心，使人刮目矣。”［3］等等。这些评论思考对作品的主题，艺术手法，结构特色上都有精到的见解，尤其指出《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更是确立了《儒林外史》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虽然，鲁迅先生并没有直接系统的发掘论述《儒林外史》的悲剧美学价值，但他本人的一些论述都间接涉及到这一问题。例如说作者吴敬梓“刻划伪妄之处尚多，掊击习俗者亦屡见”［3］等，就从侧面指出作品的整体内容是揭露士林乃至社会的假恶丑。以上是鲁迅先生直接评述《儒林外史》所涉及到的悲剧性和非悲剧性，其实在鲁迅先生的杂文中，尤其是那些对悲剧的评论评述，虽未主观明确表明与《儒林外史》的关系，但在客观上，又极为符合《儒林外史》的悲剧美学内涵。例如在鲁迅先生的杂文《再论雷峰塔倒掉》中有这样一句话“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4］，便是儒林悲剧的写照。

总之，通过这一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学者对《儒林外史》的研究推崇，《儒林外史》在学界获得了更广泛更深入的认识，尤其是“讽刺说”的提出，更确立了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但在作品的悲剧性探讨方面，还未有直接和系统的论述。不过，鲁迅先生的评论评述，尤其是他本人对悲剧的看法，对《儒林外史》的研究至关重要，影响深远，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三、20 世纪 60 年代至 90 年代，以陈美林、李汉秋为代表的学者对《儒林外史》悲剧性的研究

这一时期，学术界对《儒林外史》的研究达到了一个高峰，以陈美林、李汉秋为代表的学者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只作品悲剧性这一方面就有很多有益的探索和论述。在作品的主题方面，例如傅继馥在《一代文人的厄运——＜儒林外史＞主题新探》一文中说：“小说把他们写成是厄运的受害者，而不是写成群丑。在进行辛辣的讽刺的同时，倾注着深切的同情。这样，批判的锋芒就通过个人指向了社会，透过现象指向了本质。”［5］这一观点就以儒林“痛史”说，取代“丑史”说，重新走上了研究《儒林外史》的正轨，接近了作品的悲剧性内涵，而不是反悲剧性的政治批判。伴随着新兴的美学理论的传播，学界在传统的讽刺喜剧说之上，提出了更加准确深刻的观点——悲剧说。例如赵齐平《喜剧性的形式悲剧性的内容》和宁宗一《喜剧性和悲剧性的溶合》不约而同地重新审视了儒林外史的美学特征，指出阅读小说的读者“不是有着厌恶情绪发泄的痛快，而是产生若有所失的沉重和内心的压抑。”［6］作品里“讽刺人物的喜剧行动背后几乎都隐藏着内在的悲剧

性潜流，这就是说，作者透过喜剧性形象，直接透视到了悲剧性的社会本质。”［6］(P255)还有宁宗一在《吴敬梓对中国小说美学的贡献》中说：“我们的小说史上还没有一部像《儒林外史》这样一部对中国民族文化中的糟粕——八股制艺所造成的精神悲剧，正面表示深沉抗议，并对此进行反思的长篇。”［7］这也是直接指明了《儒林外史》的悲剧性，只不过对“八股”的审判并不准确，造成悲剧性的根由并非八股制艺。

陈美林和李汉秋先生在这一时期成为了“儒学”领域里的泰斗级学者，他们对《儒林外史》的研究贡献颇为丰厚。二位学者都有极强的探究考据能力，在作者身世和文献搜求方面都做出过重大的贡献。如单就悲剧性研究来说，陈美林先生主要做出了两个工作，一是出版《清凉布褐批评＜儒林外史＞》，重新采用清人评点形式，对作品的文本进行再评点，其中挖掘出许多重要情节和悲剧性内涵；二是，出版《＜儒林外史＞人物论》，对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依次点评介绍讨论，由一个个个体展现了儒林世界整体的悲剧性。李汉秋先生则主要从大文化角度论述《儒林外史》的文化内涵。

总之，这一时期是“儒学”研究的高峰，涌现了许多大家和他们的研究成果，在对作品的研究方面，也首次运用新兴的美学理论，对内容的悲剧性也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求和争论。然而作品的悲剧美学还有待于进一步挖掘。

四、90 年代末至今学术界对《儒林外史》悲剧性的研究

这一时期的“儒学”研究总体上呈衰落之势，专著和有创新性观点的论文都相对较少，这也许是因为上一时期的考据索引文化艺术研究等方面都或多或少做出了许多极致性的研究成果，后人貌似难以逾越，所以研究热度热情也大幅下降，产生的相关论文在当今恶劣的学术环境下，也就更加黯淡。不过，在作品的悲剧性研究方面还是有较多可喜的创新和进展。

这些论文在对作品悲剧性的探究方面都有很多进展，抓住了小说中人物乃至整个社会的两难处境和悖反困境，也就抓住了悲剧性的两大核心要素。

在悲剧矛盾的分析方面，周月亮《误解与反讽——略论＜儒林外史＞所揭示的文化与现状的矛盾》［8］和贾学清和《论＜儒林外史＞的悲剧意识》［9］都做出了很好的探寻。前者侧重在文化与现实的矛盾方面，后者则着眼于具体的文人意识的几种悲剧矛盾。

鲍鹏山《＜儒林外史＞的“反体制”思想》［10］行文逻辑严密，且极富感染力，道出了清末极权体制带给个体的异化和悖反困境。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