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首自然抒情诗的对比分析

关于三首自然抒情诗歌的对比分析

自然山水一直是古今中外诗歌中必不可少的描写对象，但在中西诗人的笔下，同样的自然山水却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态来，蕴含着不同的意识形态。这是由于中西文化背景的差异，中国文学一直偏向内审，强调在自然中体悟自身，达到“物我一体”的境界。而西方文化强调外放，以“我”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即使笔下的自然也可以很轻易地描出作者的形象与心理状态来。因此中国古代的山水自然诗主要在自然山水中蕴含了诗人对宇宙万物深深的思考，哪怕最普通的一草一木都成为诗人抒怀言志的载体，都有着其“言外之意”。呈现出一种平和、恬淡、神秘中充满禅趣、幽静中蕴含生机的一种人与自然合二为一的“无我之境”。而西方的山水诗人，他们在对自然的审美观照中重新发现自我，认识自我，从自然中感悟人生，更偏向于“有我之境”。

中国吟咏自然的诗兴起较早, 在唐宋进人繁荣发展时期。中国的山水诗在审美心态上,要进入“忘”的状态，诗人在山水中忘却自我，如王维的诗歌，后代称其为“诗佛”。佛教强调空，空即自然，自然即空。王维将自己对这一理念的理解与体悟，在《鸟鸣涧》一诗中阐释得淋漓尽致。相比之下，西方以自然景物为吟咏主题的自然诗数量较少，而且较为集中地出现于十八、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诗歌中, 著名的自然抒情诗人有华兹华斯、雪菜、济慈等。无疑,华兹华斯、雪莱和王维分别作为18 世纪浪漫主义自然诗歌和中国山水田园派诗歌创作的杰出代表，他们的山水诗在很多方面都有着相似性，但在相似的表征之下我们任可以品味到明显的不同。

王维诗歌讲究道家的“虚以应物”、“以物观物”；华兹华斯认为“可见的景象，会不知不觉地进入他脑中，而若将自然人为分解，便不得全，是一种谋杀。”然而读完《鸟鸣涧》、《致杜鹃》、《致云雀》这三首诗后我们不难发现，虽然三位诗人的描写对象都是鸟，但其实真正体现这种观物理想的是王维。首先三首诗都是以自然景物(鸟)作为切入点。在《鸟鸣涧》中，自然意象是作为自足的主体出现的，我们丝毫看不到作者思维的痕迹。整首诗，并无过多雕饰，甚至不着色彩，但似一幅展开的画卷。人于画中，看春山空，听桂花落，赏月光，闻鸟鸣，人与自然相融，体现的就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美、画美、声美，寥寥数笔，不动声色地将人、花、山、月、鸟紧密糅合，情景交融，浑然一体，不露痕迹而意境全

出。这也是中国山水诗的最高境界，作者把场景展开后便隐退，追求“天人合一”。而在《致杜鹃》和《致云雀》中，鸟儿却似乎并不足以成为审美的自足表现主体。主语“我”从诗的开头便开始频繁出现：“杜鹃啊！我该把你叫做鸟？”，“我躺在草地上，倾听着你”等，自然景物的主体表现性逐渐因作者思维的介入而丧失。在诗人与鸟儿理性的交流中，始终是诗人是诗人鸟是鸟式的“物我相隔”。景物的具体性往往因为作者的介入分析说明而丧失其直接性，趋向抽象思维。

不可否认《致杜鹃》和《致云雀》确实是两首浪漫主义的抒情诗歌佳作。《致杜鹃》简朴中蕴含深奥，宛若一首婉转悠扬的小夜曲；《致云雀》则直接中满含激情，如同高亢激昂的交响乐。《致杜鹃》它是写听觉的艺术。诗人的,想象、联想和布谷鸟的特性都分不开，这是构思的起点。想象、联想、象征三者过渡得十分自然。在华兹华斯眼里,杜鹃是魅力和纯真的化身，是诗人童心的体现，理想的寄托。当诗人聆听着杜鹃甜美的啼声在山谷回荡，“忽远忽近，细语频频。”他感觉欣喜不已，对童年的向往油然而生。他回想起儿时也曾四处寻觅那美妙的歌声：“在林中，在天空。为了找你，我到处游荡，穿过树林和草场。”由于鸟声是一个谜，诗人所追求的鸟声，就具有了象征意义。最后，诗人与鸟合而为一，充分表现了诗人自己。虽然《致云雀》中的云雀与杜鹃一样都是不见其影但闻其声，但它的形象更为别具一格。它不但代表向上一直飞进苍穹的大自然形象，更是诗人理想的自我形象以及艺术理想的形象载体。从始至终，雪莱都陶醉在云雀的快乐和弦之中。在他看来，云雀不是尘世凡鸟，而是来自天堂的欢乐精灵：“你好啊，快乐的精灵！”。诗歌开篇寥寥数语便勾勒出了云雀的跃腾欢畅以及它那毫无雕饰的天籁之音。王维在《鸟鸣涧》中营造出这样一个环境：寂静的春山中，连桂花的飘落都是悄无声息的。明月破云而出,正栖息在山涧中的鸟儿，由于被惊醒而在山谷中发出阵阵啼鸣。当然这也是诗人的想象，但从此对比我们明显的可以感觉到三位诗人的艺术特点各有千秋。华兹华斯的想象力的源泉是平凡而真实的农家田园生活。他的诗天然去雕饰，没有恢弘的场景，更具有一种纯朴静穆的美。因此他的诗缺乏瑰奇的色彩。正好相反，雪莱的想象力不限于自然景物。他的想象力象天马行空，你看那小小的云雀,从地面升腾,象一朵火云，扶摇直上，在落日的余辉中穿过彩云，飘逸飞驰，简直与宇宙合一。”具有一种鼓舞人心的魅力。而王维他的想像就是一种意向的表达，没有直抒胸臆，而是营造了一种意境将各种可能留给读者去想象，从而赋予诗歌一种多义的朦胧美。

王维的《鸟鸣涧》语言笔法非常平凡、写实、自然,，但它所传达出来的意味却是永恒

的。相比之下华兹华斯和雪莱更为注重想象，自然意象多承担演绎解说的载体功能。他们追求“观物思本”的尽说之理，而王维则讲究言有尽而意无穷的不露之美。

王维《鸟鸣涧》的精美还在于诗境与禅境的完美结合。在诗人眼中，自然是永恒的动静、虚实相融。因此，诗人创造的恬淡空幽的意境中透着淡泊宁静的禅趣，借山水万物之空旷静寂表现宇宙的空无永恒。同时王维也表达出了一个深刻的哲理：只要我们抛弃过多的欲念，净化自己的心灵，便可更加通达去体认宇宙万物，从而获得内心的安宁。当然，王维的创作理论是有其历史背景的。他所在的农业社会生活，生活简单平淡，即使有不得意之处也是官场失意惆怅满怀，总的来说他是生活个盛世文明安乐的时代氛围中。所以山水田园对他来说，主要还是一种调节心理、怡悦情性的精神享受。华兹华斯则有着与王维截然不同的自然观。因为华兹华斯认为在英国的工业文明使整个社会污浊不堪时，只有回到具有神性的大自然之中，才能拯救社会，因此自然具有神性之意味。他的心中上帝在第一位，自然和人居后。他不仅能从最平凡的事物中清楚的看到美，而且往往能透过表面，找出事物的内在涵义。他确信：整个自然界充满了不朽的宇宙精神,，在一切事物中都体现出所谓“神灵”，即是上帝的存在，大自然的风光有治愈人们心灵创伤的能力。然而雪莱的《致云雀》它表现了诗人所要达到的理想境界，因为诗人并不是云雀，诗人是希望自己成为云雀。在诗中这是写得很明白的。诗人请云雀把美妙的思想告诉他，问云雀欢歌的源泉在哪里？要云雀把胸中的欢乐分一半给他。我们听到了诗人自己的灵魂在歌唱，那歌声散发着自由昂扬的精神也满载着诗人强烈的渴望。

王维追求禅的境界，信仰佛。而雪莱则是信仰基督教。作为中西方有代表性的宗教，禅宗与基督教都渴望让人摆脱现实的束缚，进入一个没有烦恼，达到人格自由的理想境界。禅宗与基督教都有追求的最高至境，但实现的途径却大相径庭。禅最终追求的是空，而基督教义的根本是“原罪”说。禅宗认为，只有放下，心才能净，世界才成其为空，才能走向涅槃之境。而这一切的获得均依靠“顿悟”的方式。基督教则认为而只有上帝才是神圣的，至高无上的，是一个不容质疑的存在。因此，人只有信奉上帝，在现实中不断地克制自己的欲望要求，等待上帝的救赎。所王在王维的自然诗中，“空”境的表现占了主导。《鸟鸣涧》诗中创造了一个空寂、静谧的境界。但鸟、月、花、人组合起来寂静而不枯寂，王维在诗歌中善于创造这种内涵独特的空境，即空灵之妙境使作品充满着无限的生机。而在华兹华斯的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