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

1．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

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初始阶段，丹麦的拉斯克（R·Rask）、德国的格里姆（J·Grimm）和葆扑（F·Bopp）被称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奠基者。拉斯克在他的《古代北欧语或冰岛语起源研究》一书中第一个对基本语汇中的词进行系统的比较，找出其中的语音对应规律，由此确定语言的亲缘关系。格里姆在拉斯克一书的启发下，在他的《日耳曼语语法》里确定了希腊语、峨特语和高地德语之间的语音对应关系，即所谓的"格里姆定律"（Grimm's Law）。格里姆明确指出，语音对应规律是建立印欧语系和其他语系的基础，语音之间有严密的对应关系。但是语音系统中始终存在着一些例外是格里姆定律难以解释的。维尔纳（K·Verner）后来补充解释清楚了"格里姆定律"难以解释的一组例外，世称"维尔纳定律"，这就使音变规律的研究日臻完善，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也就有了扎实的理论基础。葆朴的主要著作是《梵语、禅德语、亚美尼亚语、希腊语、拉丁语、立陶宛语、古斯拉夫语、峨特语和德语比较语法》，旨在把梵语和欧洲、亚洲的几种其他语言相比较，找出它们在形态上的共同来源。远离欧洲的梵语在这些语言中找到了它应有的位置：它既不是拉丁语、希腊语和其他欧洲语言的母语，也不是由其他语言演变而来，它和其他语言都出于一种共同的原始语言，只不过它比其他语言保存更多的原始形式。

19世纪中期，历史比较语言学发展到第二阶段，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德国的施莱歇尔（August Schleicher），其代表作是《印度日耳曼语系语言比较语法纲要》。初期的比较语言学者已经认识到历史上有亲属关系的语言的共同原始母语是一种不再存在的的语言，到了中期施莱歇尔则开始具体"构拟"这种原始母语的形式，并用星号*来标示构拟的形式。他受到生物学物种分类的启发，为有亲属关系的语言的历史演变过程设计了一种树形谱系图，使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以直观的形式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这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一大进展。这一理论的弱点是只考虑语言的分化，而没有考虑语言的统一和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后来他的学生施密特（J·Schmidt）用"波浪说"对此作了修正。


19世纪的最后25年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新语法学派"时期。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奥斯特霍夫（H·Osthoff）和布鲁克曼（K·Brugmann），他们在自己创办的刊物《形态学研究》上正式宣布：语音演变规律不允许任何例外。前面提到的"维尔纳定律"也是这一时期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他们在坚持这个原则时，以语言材料为

依据，借鉴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强调"类推"在语言演变中的作用。这个学派的代表著作有布鲁克曼和德尔布吕克合著的《印度日耳曼语比较语法纲要》和保罗的《语言史原理》。

2,（一）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形成
讨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成就与发展，我们不能忽视古印度语言研究在历史比较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古印度的语言研究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就已蓬勃发展，富有成效。巴尼尼（约公元前四世纪）的梵语语法《八章书》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其讨论问题的深入程度、自身的系统性以及表述的简练性是其他语法书无法比拟的。在巴尼尼之后，古印度的语言研究更加兴旺，先后出现了十多种语法派别，尽管它们或多或少都打上了巴尼尼语法著作的烙印。古印度的语言研究有两个方面是西方传统语言学望尘莫及的：一是对语音问题研究；二是对单词内部结构的研究。虽然直到18世纪末西方学者才开始大量接触到古印度学者的语言研究成果，但正是因为古印度学者对梵语语音所作的准确详尽的描写才使得梵语同拉丁语、希腊语和其它日耳曼语言的比较成其为可能。

虽然语言学界公认19世纪是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时期，但早在12世纪，冰岛一位姓名不明的学者就根据词形的类似来确定冰岛语与英语的关系，进行了语言的比较研究。14世纪初，意大利著名诗人但丁的《俗语论》问世。虽然这是一本讨论方言问题的著作，但也涉及到了语言的起源问题：不同语言是同一源语经过时间的推移和说话人的移居而造成的。16世纪的斯卡利格（1540－1609年）和17世纪的莱布尼茨（1646－1716年），都对语言的起源问题感兴趣，并试图将语言分成不同的语系。到了18世纪，已经有人收集有助于比较研究的各种语言材料，如德国人帕拉斯的《世界语言比较词汇》就是一例。18世纪末，西方学者开始接触并掌握古印度语——梵语。通过比较研究，他们发现梵语和欧洲的几种主要语言在某些词汇层次和语法结构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其中，英国学者W. 琼斯爵士（1746－1794年）在1786年举行的亚洲学会上宣读的论文影响最为显著。在这篇论文中，他根据梵语、希腊语和拉丁语在动词词根和语法形式的相似性断言，这三种语言源于同一原始语言。从而正式揭开了语言学史的新的一页。

（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
19世纪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世纪。1808年, 施勒格尔（1772－1829年） 发表了题为《论印度人的语言和智慧》的学术论文。他强调语言内部结构方面的研究，指出梵语和拉丁语、希腊语、日耳曼语等在词汇及语法关系方面有着亲缘关系，并首次使用了“比

较语法”这一术语。19世纪初从事语言历史比较研究的学者中,最著名是丹麦的拉斯克（1787－1832年）与德国的格里木（1785－1863年）和葆朴（1791－1867年）。拉斯克在1811年出版了一本讨论古北欧语的语法书，1830年又出版了一本讨论古英语的语法书。在这两部书中他首次使用语音对应关系来比较不同语言中的词源形式。后来的“格里木定律”中的各种对应关系实际上是由拉斯克首先提出并用例子加以证明的。格里木1822年出版的《德语语法》（第二版），用较大的篇幅来讨论字母，阐述了德语与其它印欧语言之间的语音对应关系。他所发现的这些语音对应规律被后人称为“格里木定律”。葆朴的语言研究目的是为了找出语言的原始语法结构。他在《比较语法》一书中宣称，他的目的在于对有关语言进行比较描写，探索支配这些语言的规律及其屈折变化的起源。就是在探索原始语法结构的过程中，他发现了比较语法的原理。有人在评价他发现比较语法原理时认为他的发现可以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相媲美。

19世纪中叶的语言学家几乎都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语言，其中最为著名、影响最大的是施莱歇尔（1821－1868 年）。在他众多的著述中，最主要的当属《印度日耳曼语言比较语法纲要》。该书于1861年出版，后来曾再版过四次，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施莱歇尔根据语言的共有特点而将其分为不同的语族，并用谱系树形图来表示语言的历史渊源和体系。他受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影响，认为语言的生命同动植物的生命一样，都有成长期和衰老期，因此语音的变化是严格按照规律进行的，这些规律与自然规律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语言学家的任务就是研究语言发展史，研究语音的变化规律。在《印度日耳曼语言比较语法纲要》中，他用了约三分之一的篇幅来研究语音。他的这种观点对后来的青年语法学派的影响尤为明显。

地位：历史比较语言学在语言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历史语言学产生以前，语言学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语言学，一般称之为语文学，和不是独立的学科，只是别的学科的附庸。语文学时期的学者，对语言的研究多是主观的规定和臆测，缺少客观的描述和检验，研究对象往往仅限于书面语，目的是校勘古书，解释传统经典中的微言大义，不准违背古人的说法，忽视语言本身的结构与发展，更不理解语言作为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的社会功能。历史语言学建立了比较的方法，既注意语言古今的对比，又注意现代不同语言的对比，重视当代活的语言的研究，运用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考察语言的历史来源和

亲属关系，为语言建立了谱系，对各种语言作了谱系分类。所以，历史比较语言学是语言学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的标志，是语言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历史比较语言学所采用的比较方法，给其它学科以很大的影响，像比较法学、比较宗教法、比较史学、比较文学等学科，都是仿效比较历史语言学的比较研究方法建立起来的，这可以说是语言学对社会科学的一大贡献。

3,第二讲 历史比较语言学
以语言的发展变化规律作为研究对象的语言学，叫历史语言学。历史比较语言学作为历史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以历史比较法为基础来构拟语言的原始基础形式，确定语言间的亲属关系，从而展现语言发展变化规律的。它为现代语言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语言学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的标志。

一、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兴起

1、产生的背景及外因

经过中世纪的漫漫长夜，文艺复兴等思潮犹如一声清脆的啼晓，带给了西方文化、思想领域前所未有的光明。历史比较语言学作为19世纪语言学中一股汹涌澎湃的潮流适时而至，不容忽视的是它的出现与如此社会文化背景息息相关。具体表现在历史主义观点及辩证法在科学中的贯彻为其产生提供了方法基础，浪漫主义思想的发展为其产生提供了材料基础。

（1）历史主义观点及辩证法——方法基础

所谓历史主义是指从历史的联系和变化发展中考察对象的原则和方法。辩证法则是关于对立统一、斗争和运动、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哲学学说。它们与达尔文进化论和黑格尔的辨证哲学密切相连。由于这些观念较好贯彻于自然科学中，在18世纪上半叶，生物学领域开始了有系统的科学旅行和探险，科学家们积累了大量的材料，使得比较的方法成为可能。并由此陆续诞生了比较解剖学、比较植物学、比较自然地理学。正受此影响，当时的语言学家们开始运用历史主义的原则，用比较的方法，用发展、联系的视角来观察和分析语言现象，这是历史比较语言学产生的重要方法基础，同时也直接促进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迅猛发展。１９世纪的语言学正是由于吸收了上述比较法和历史分析法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从而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2）浪漫主义思想的发展——材料基础

“浪漫主义”一词起源于中世纪法语中的Romance（意思是“传奇”或“小说”），作为一种思潮，是在人们对启蒙运动“理性王国”的失望，对资产阶级革命中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幻灭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不满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作为创作方法，浪漫主义侧重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抒发对

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形象。这种思想，反映在语言研究中，主要表现为人们追溯语言过去的历史的兴趣，尤其是对所谓“原始共同语”构拟的兴趣。这样大量的语言标本得以积累，也为对语言进行历史比较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基础。材料积累多了，人们便产生了排比、分类研究的兴趣。一些学者开始了初步的比较和分类工作。最初的比较研究是从１９世纪初对日耳曼语族、罗曼语族、斯拉夫语族内部各种语言的比较开始的。

2、产生的内因

促使历史比较语言学产生的最直接原因是发现梵语和希腊语、拉丁语之间的相似性。18世纪的许多传教士为了传教的目的，也开始学习梵语。他们发现梵语中有许多跟拉丁语相似的词，并指出这两种语言间存在相同的语法结构。随着印度论为英国的殖民地以后，欧洲人逐步积累了有关梵文的大量第一手材料，19世纪初，英、法等国已积聚了相当多的梵语材料，尤其是法国巴黎图书馆保存了不少梵语手抄本文献，因此吸引了不少学者去那里学习和研究梵语。也由于当时全球交通线的建立，使得当时的欧洲学者有了了解欧洲以外的语言的条件。通过对这些不同语言材料的收集、整理进而与梵语言比较，欧洲学者发现这些不同的语言有许多相似之处，因而猜测它们可能有一个共同的来源。这种比较研究，直接促使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产生。

二、历史比较法

1、历史比较语言学VS 对比语言学

历史比较语言学：主要采用历史比较法研究语言的亲属关系及其历史发展。如：汉语和藏语的比较。

对比语言学：与前者最大区别是对比的语言间没有亲属关系。如：英语和汉语的比较亲属关系：是借用生物的概念的一种比喻的说法，实际上不是什么“母与子”、“兄弟姐妹”的关系，随着社会的发展演变，一种语言可以分化成几种不同的语言，这种被分化的语言就是所谓“母语”（又称“共同来源”、“共同体”、“基础语”），而从同一“母语”分化而来的语言——“子语”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渊源关系，这种关系就是“亲属关系”。存在这种亲属关系的语言也被称作“亲属语言”。历史比较语言学就是要研究这种“亲属关系”及其发展，尤其侧重于构拟其原始共同语——母语。

2、历史比较法的界定

“历史比较法”，历来学者也说法不一，从现代语言学观点来看， 它是根据语音对应的关系，比较方言或亲属语言之间的差别来拟测原始“母语”的方法。（叶蜚声《语言学纲要》233页）所谓语音对应关系，指方言或亲属语

言之间的同义或意义上有联系的一组词在语音上显现出来的系统性差异。如：武汉方言中n 和l两音不分，凡北京话中n音均可读做l,“南方”可读为“lanfang”、“愤怒”可读为“fenlu”,凡北京话中的浊鼻音均可通过这样的规律去寻找它和武汉话的对应关系。

3、历史比较法的理论依据

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语音发展的规律性。从表面上看，两者是矛盾的，由于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不同语言的音义结合是不同的，因此很难从中发现不同语言语音之间的联系。但是，如果排除了不同语言或方言之间的偶然同音或词语借用导致的语音近似，它们之间仍能表现出语音对立的规律性，那么这种语音对应关系就不是偶然的。即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语音发展规律性的对立统一为寻找语音关系提供了可能。

历史比较语言学以历史语音标准作为语系分类及时期分类依据不是偶然的：一是语言要素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语音变化即使在语言的发展延续了相当一段时间后，仍能保留一些语言学家易于观察的特点，而词汇对社会发展的反应最敏感语，变化较快，语法发展速度则过于缓慢；二是社会制度更不可能作为标准，因为语言虽是一种社会现象，但语言不是上层建筑，语法和语音结构中的变化并不取决于社会制度的更替。

4、历史比较法示例

汉语的“纳”、“擦”、“百”三个字是入声字，它们在下列方言中的读音是：

纳 擦 百

北京 na ts‘a pai

苏州 n ts‘a pa

梅县 nap ts‘at pak

广州 na:p ts‘at pak

厦门 lap ts‘at pa

比较这些字的韵尾,有的方言有[p][t][k]三种，有的方言只有[ ]一种，有的方言失去辅音韵尾。这三种共存的状态可以构成历史演变的三个阶段，最早是[p][t][k]，它们后来合并成[ ]，这个[ ]后来又脱落，变成北京话的开音节。上述这个结论正好和记录中古音系统的韵书分类一致，由此推断出汉语在中古时期存在[p][t][k]三个韵尾，后合并为[ ]，只至最后脱落。

又如：在武汉方言中以a、o、e开头的零声母字，常在前面加舌根鼻音ng，如将“安”读成“ngan” ，“欧”读成“ngou”，“恩”读成“ngen”，根据这一语音对应规律，再联系一下这种现象亦存的广州方言，不妨推断出在中古时期，元音之前的ng是存在的，只是随后在语音的发展中消失了，成为今天北京话零声母的一个来源。

三、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

1、孕育时期

代表人物：英国学者威廉·琼斯、法国浪漫主义诗人史莱格尔

威廉·琼斯

主要观点：①1786年在印度加尔各答的亚洲学会上宣读了一篇论文，认为梵语与欧洲的许多古代语言由着共同的来源（例如，希腊语，拉丁语和梵语中，“三”的词首辅音都是t，“父亲”的词首辅音都是p，这几个词有着对应关系）。②梵语具有发达的屈折形式和丰富的形态变化，断定“比希腊语更完善，比拉丁语更丰富，比二者都提炼得更高雅”。

史莱格尔主要观点：①1808年发表了《论印度人的语言和智慧》一文，认为梵语与欧洲许多的共同点不是偶然的，并提出“比较语法”这个术语。②语言的有机性。有机性表现在：词根就像生命的苞芽；词根的基本特征是能产性，屈折是词根内部生成的，是词根本身的有机组成部分；语言如动物一样，也有发展阶段。 ③把语言作等级类型的划分，孤立语是最低阶段，黏着语中间阶段，屈折语是高级阶段。

他们可以称作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先行者，但这还不能算是真正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因为他们还没有真正探求语音的对应规律。因此这一时期被称作孕育时期。

2、奠定时期

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丹麦的拉斯克、德国的格里姆和葆朴。他们被称作“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奠基人”。拉斯克的主要著作《古代北欧语或冰岛语起源研究》（1818年，丹麦出版），认定古冰岛语属于日耳曼语系，并且和波斯语、印度语有一个共同来源。他是第一个对语言进行系统比较并找其中出的语音规律，由此确定语言的亲属关系的学者。在该书的启发下，格里姆在《日耳曼语语法》（1819年，德国出版）一书里确定了希腊语、峨特语和高地德语之间的语音对应关系，即所谓的“格里姆定律”。他认为，日耳曼语与其他印欧语言之间，存在如下的语音对应规律：



歌特语
f P b θ t d h k g

拉丁语

希腊语

梵 语
P b f t d t c g h

P b ph t d th k g kh

P b bh t d dh s j h





葆朴的主要观点：①自然主义的观念。认为“语言应该看成自然有机体，那是因为一切语言都按照固定的法则形成，按生命内部原则的进程发展，逐渐死亡”，并表示要用比较的方法描写这个有机体。 ②《论梵语动词变位系统——与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日耳曼语比较》通过对有关语言词的屈折形式的比较，认为它们同出于一个共同的原始母语，只不过梵语保留了更多的原始形式。如拉丁语的r是从更古老的s（梵语）变来的，希腊语两个元音之间的s脱落。（拉丁语 generi、希腊语 geneos 、梵语 genasas）这样，不仅建立了语音和语法形态上的对应关系，

从而确定了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为历史比较法开辟了新的领域。
3、成熟阶段

19世纪中期历史比较语言学进入成熟阶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通过历史比较的方法绘制出了谱系图。第二，学者摆脱了前一时期单一地研究某几种语言的语音对应关系，开始用构拟的方式重建始源语（parent language）。第三，开始重视对元音的研究。

历史比较语言学成熟阶段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洪堡特、波特、施莱歇尔和青年语法学派。

其中洪堡特和波特开启了这个辉煌的时期；施莱歇尔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既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又启发了青年语法学派；青年语法学派是历史比较语言学中比较特立独行的一群学者，他们的理论有很多不同于前面的学者，正是这些不同把历史比较语言学推向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下面分别介绍：

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德国人，著作有《人类语言结构的多样性》。他对语言学的贡献主要是三方面：

第一，人天生有创造语言的能力，语言是一种创造能力，而不是客观结果。正是因为如此，人才能运用有限的语言手段创造出无限的语言行为。只有这样，儿童才会在没有人教授的情况下学会并运用语言，人们才能说出没说过的话，听明白没有听过的话。

第二，语言的特性是其民族的特有财产，即“语言具有社会性”。一个民族的语言和思维是不可分割的，思维往往决定语言，语言也会反映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

第三，区分了三种语言类型。他的主要根据是词的结构。孤立语（isolating language）的特点是一个词代表一个意思，如汉语；黏着语（agglutinative language）的特点是用简单词组成复合词而词的形式和意义又都不变；屈折语（inflectional language）的特点是用词尾变化来表示语法关系。

他的理论虽然有不完善之处，甚至又错误的地方，如他认为，语言有先进与落后之分，孤立语最落后，曲折与最先进，这种看法有很大偏见；但是他的理论影响了好几代语言学家，对于推动语言研究的发展有很大的作用，如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和沃尔夫发展了他的关于语言和思维的关系的理论，提出了著名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

波特（A.F.Pott,1802-1887），德国语言学家，1833年发表了《词源探讨》（EtymoIogical Investigations）,书中指出，某个语言形式的词源，就是这个形式的历史，要得到某个语言形式的词源，不仅要找到它在该语言里较古的形式，而且还要找到它在各亲属语言里的形式，因为他们都是同一个母语形式的变体。他开始运用比较的方法构拟词语，例如通过对古英语和其它相近语言地比较，构

拟出英语mother的原始印欧语形式是﹡mater。

施来歇尔（A.Schleicher,1821-1868)，他是十九世纪中期最主要的历史语言学家，他总结了前人的成果，致力于古印欧语的重建。他的主要著作是《印度日耳曼语比较语法纲要》（1861-1862），他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贡献有三方面：

第一，对古印欧语的重建工作。所谓重建，就是为每个词或语素的形式构拟出对每个语言都适合的“一般历史性的公分母”，来代表那个词或语素的最原始的形式。重建是通过比较的方法，比较不同的词语，得出它们的共同点，并对不同之处作出合理解释。

施莱歇尔还发明了表明重建语言形式的办法——在词的左上角打一个星号。

第二，他根据语言的词的结构特点，把语言划分为三种类型：孤立语（isolating language),黏着语（agglutinative language）屈折语（inflectional language）。孤立语是语法形式对意义没有任何影响的语言，如汉语；粘着语是语法单位既包括形式又包括意义的语言，其组成过程十分明显，组成成分固定不变,如土耳其语；曲折语是语言的意义和形式综合在一起，词根有自己的内部变化，还可以附加前缀、后缀和中缀，词缀引起意义的变化，如拉丁语和希腊语。

第三，他建立了语言谱系树的模型，用来描写世界上各语言的亲疏远近关系，开了谱系分类的先河。



日尔曼语 日尔曼语

斯拉夫

日尔曼语 斯拉夫 斯拉夫语

立陶宛语 立陶宛语



克勒特语

印度－日尔曼母语 意大利语




希腊意大利克勒特语 阿尔巴尼亚语

希腊语



阿利安、希腊 伊朗语

意大利、克勒特语 印度语

青年语法学派（Junggrammatiker），语音的变化不是偶然的，也不是零散的、任意的、杂乱的，而是有其内在的原因和规律，要找出原因和规律必须采用严密的科学方法而不是教条。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19世纪70年代，由德国莱比锡大学的勃鲁格曼（Brugmann,1849-1919）奥斯托霍夫（Ostohoff,1842-1907）雷斯琴（Leskien,1840-1916）保罗（Paul,1846-1921）组成了青年语法学派，也称为新语法学派（Neogrammarians）。他们的阵地是刊物《形态学研究》，青年语法学派形成了自己的基本原则，如下：

（1）历史语言学必须是解释性的，既要描

写语言的变化，又要找出语言变化的原因。

（2）历史语言学的解释必须以语言事实为基础。猜想假设是靠不住的，必须到说话人的语言行为中去寻找，说话人在使用语言时改造语言，应该调查活的语言。

（3）为了找出变化的原因，应该限制调查研究的范围。不应该无限的追溯古代语言的状态。比较两个时期的状态即可。

（4）语言变化的第一类原因是发音方法，即生理方面的原因。所以语音定律像机械运动一样是盲目的；当一种语言状态发生某种变化时，没有一个词能逃脱。

（5）第二类变化原因是心理方面的原因：人都有类推的倾向。所谓类推，就是以语言中某些词和形式为标准，使另一些词和形式向它们看齐，从而构成新的词或新的形式。

（6）对语言变化的解释必须从历史上找到根据。如果要断定一个词的基本意义是什么，就要证明这个意义是出现的最早的。

用申小龙先生的话说就是“四个挑战”，第一，语言学科的人文属性；第二，语言的心理属性；第三，现代活语言的价值；第四，语音规律的严密性。这四个挑战很好的概括了上述的六个原则。

针对语音定律无例外，青年语法学派的学者总是对一些例外做出解释，证明这些例外并不是例外。例如，有一条音变规律是原始印欧语的两个元音之间的/s/，在拉丁语中变成两个元音之间的/r/，但是在拉丁语中的causaa（原因）中保留了元音之间的/s/，新语法学派对此作了如下解释：causa是从caussa演变而来的。这样解释就维护了这个定律。

还有一些例外的情况，是由于人们的类推造成，如希腊语中的一对反义词prosthen（在前面）和opisthen（在后面）。因此只要有不符合音变规律的，他们就归结为是类推的作用，类推成了他们的得意理论。

从原则中可以看出新语法学派反对猜测假设，认为应该在语言的运用中研究语言。他们号召人们不要在重建“原始语”上耗费精力，他们更注重数据、材料，即第一手资料，而不太注重理论。

新语法学派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他们总结了十九世纪比较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的成果，同时预示了二十世纪初结构语法的诞生。他们敢于打破常规，创新理论，这种精神值得后人学习。

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主要观点：强调它的共同性，就是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归纳，来和别的流派理论比较





20世纪以前的语言学
20世纪的现代语言学

言语
语言

书面语
口语

历时
共时

规定性
描写性

原子主义（重视个别成分）
结构主义（重视结构系统）

个性（重视个别语言的特征）
共性（重视语言的普遍性）

四、历史比较语言学对西方现代语言学的影响

1、结束了语言是哲学的婢女的地位，使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一门学问要想成为一门学科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即独立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2、历史比较的方法影响深远。这种方法不仅影响了今后的语言学界，并且还超出本学科影响到其他学科。如美国描写主义的替换原则实质上是一种比较的方法。

3、为以后语言学界的发展提供了经验和教训。青年语法学派的保罗曾公然宣称：保罗曾公然宣称：只有研究语言历史的语言学才是科学，其他的研究都不是科学。从他的言论中可以看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衰亡有两个原因：唯我独尊、盲目乐观，研究范围狭窄。历史比较语言学只研究死的语言，忽视了现实存在的活语言，离开了现实社会的背景，就不可能有长久的生命力。

五、历史比较语言学对汉语研究的影响

1、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比较中古音的差别，寻找它们的演变过程和对应规律。

了解规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古代文化，吸取古代的精髓，尤其是文学方面。如唐代诗人崔颢的《长干曲》

家临九江水，来去九江侧。

同是长干人，生小不相识。

按照规则，“侧”和“识”应该押韵，但是现在看来并不是这样，如果不了解古音的变化，就觉得这首诗没有韵律。其实“侧”和“识”在古代是押韵的。

2、谱系分类的方法有助于我国多种语言之间亲属关系的研究。

施莱歇尔对印度－日耳曼母语的谱系分类促使后人研究不同的语言，并对其进行归类。

世界上有九大语系：汉藏语系、印欧语系、乌拉尔语系、阿尔泰语系、闪－含语系、高加索语系、达罗荼语系、马来－玻利尼西亚语系、南亚语系。其中，汉藏语系包括四大语族：汉语族、藏缅语族、侗台语族和苗瑶语族。藏缅语族包括22种方言，如藏语、景颇语、缅甸语、彝语和纳西语等；侗台语族包括15种方言，如壮语、傣语、泰语、老挝语等；苗瑶有三种，苗语、布努语和勉语。

每种语系都有一些自己的特点，这些共性正是它们联系在一起的基础。汉藏语系的各语言在结构类型上的共同点是：一般都有声调而没有词的重音；用词序、虚词表示语法关系，没有内部形态变化；虚词中还有一类特殊的类别词——量词。

3、推动了汉语普通话的推广。

利用比较的方法把各方言分类后，找出它们与普通话的差别，然后用类推的方法学习。这也有利于各方言区的人们相互交往。

各方言之间，各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对应关系。晚清白话小说家吴趼人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三十四回

有这样一段叙述。

端甫道：“其实广东话我句句都懂，只是说不上来；像你便好，不拘那里话都能说。”我道：“学两句话还不容易么。我是凭着一卷《诗韵》学说话，倒可以有’举一反三’的效验。”端甫道：“奇极了，学说话怎么用起《诗韵》来？”我道：“并不奇怪。各省的方言，虽然不同，然而读到有韵之文，却总不能脱韵的。比如此地上海的口音，把歌舞的歌字读成“孤”音，凡五歌韵里的字，都可以类推起来：‘搓’字便一定读成‘粗’音，‘磨’字一定读成‘模‘音得了。所以我学说话，只要得了一个字音，便这一韵的音都可以贯通起来，学着似乎比别人快点”。

上文中用上海话跟官话相比较，得出了他们的对应关系，如果要把上海话变成官话，只要反推过去就行。再比如，武汉话中n和l不分，“这道题很难”往往说成“这道题很蓝”，如果明白了它们的关系以及发音方法的不同，就能克服这种情况。



参考书目

冯志伟编著《现代语言学流派》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版

刘润情编著《西方语言学流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版

叶蜚声 徐通锵《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版

刘富华 孙维张著《索绪尔与结构主义语言学》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版

赵世开《现代语言学》上海知识出版社1983版

于根元主编《应用语言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03版

刘国辉《历史比较语言学概论》四传大学出版社2000版

聂志平《历史比较语言学简说》哈尔滨师专学报 1996年第2期

刘琼《历史比较语言学概说》 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1

申小龙《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范式革命》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4.2

申小龙《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论溯源》平顶山师专学报20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