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灭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明朝灭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土地兼并严重，造成大量流民

明朝初年，朱元璋对土地的管理是比较紧的，贫寒出身的朱元璋当时已经意识到兼并土地会造成农民变成流民，从而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他曾下达诏令，“耕者验其丁力，计亩给之。使贫者有所资，富者不得兼并。若兼并之徒多占田为己业，而转令贫民佃种者，罪之。”朱元璋限令王公大臣们“其山场水陆田地，亦照原拨赐例为主，不许过分占为己业”，他还铁榜九条申诫公侯，严禁功臣和公侯之家倚势强占官民田产。为了让农民安心耕田，朱元璋制定了“路引制度”。路引相当于通行证，需要向官方申请。没有路引，就不能随便离开土地，这种制度将农民的行动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到了朱元璋的后代统治时期，明朝的土地制度渐渐发生了变化。明朝中期开始出现了太监直接管理、收税的皇庄，这样就出现了大规模强占土地的问题。明孝宗年间，有皇庄四处，官田不到两千顷，后来逐渐发展到五处皇庄，占地一万二千八百顷。明武宗年间，皇庄增加到三十六处，占地五万三千多顷。皇室开皇庄占地之风，其他皇亲贵戚纷纷仿效。据《明会要》记载，洪武二十六年，田地总数是八百五十多万顷，到了弘治十五年，减至四百二十二万顷，这减少的一半就是被皇亲贵戚们兼并了，所以这些数字都不在官册。土地的大量被兼并，使得无数农民无地可种，从而流离失所，又因为明朝的路引制度，这些流亡到外地的农民被官府追捕，自然而然成了所谓的“流民”。明末流民的数量到底是多少无法统计，但有一个数字比较能够说明问题，1639年（崇祯12年），躲在商洛山中的李自成带着只有50来人的队伍重出商洛，轻骑走河南。河南流民听说后，纷纷前来投奔，李自成一下子发展到了七、八万人的队伍。说明当时的流民实在是太多了。

二、朝廷赋税增加，农民苛捐杂税沉重

土地少了，朝廷的赋税反而增加了，有地可种的农民担负着更加沉重的苛捐杂税，于是有田的农民也开始大规模弃田出逃，加入了“流民”的队伍。明朝由于外忧内患，使得军费大幅度增加，朝廷不得不减少不必要的开支，而更重要的是增加赋税。万历年间，因明神宗的贪婪而加重了对民间的收括，天启年间更是再加赋税，到崇祯时更是大加特加。崇祯末年，加派辽饷900万两、练饷730余万饷，一年之中，单是军费就达到2000万两，而万历初年全国岁出不过400万两左右，国家财政和全国经济在这样大的压力下已濒于崩溃。从明万历四十八年（1618年）至崇祯十年（1637年），明朝的赋税竟然增加了6倍。据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三》记载：“民田一亩值银七八两者，纳饷至十两。”当时福建的粮食亩产最多三石（不到300公斤），正常年景不过卖一两银子。就算福建粮价疯涨，三石大米也不过卖六两银子，再加上地方各级官员的层层盘剥，一亩产出六两银子的田地，至少要交纳十几两的税。所以到了崇祯末年，盗贼四起，年谷屡荒，人们都以无田为幸运（钱泳《履园丛话》），从而导致流民遍天下的现象。很多史学家认为，过度的征税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明朝的灭亡。另外，由于开支紧张，崇祯皇帝不得不采取紧缩银根的措施。崇祯二年（1629年），崇祯皇帝大规模裁减驿站（相当现在的邮电局兼地方招待所），崇祯三年（1630年），李自成不幸被列入裁员名单之中，失业下岗，当时正值农民起义风起云涌，24岁的李自成杀死驿站上司，出了被裁员的恶气，加入到

他的舅舅高迎祥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中，当了一名八队闯将，从此走上推翻明朝政权的道路。

三、军队纪律涣散，严重害民扰民

朝廷发不出军饷，剿贼剿寇的官兵便到处害民扰民。明朝郧阳巡按高斗枢在《守郧纪略》中记载，崇祯十四年（1641年），他奉命驻守郧阳，在他抵达郧阳前的十几天，左良玉率领的官兵路过此地，二三万官兵一涌入城，城中没有一家没有官兵的，“淫污之状不可言”。住了几天大军开拔，又将城里所有人家清洗一空，十多天后他到了，竟然找不到米和菜，士绅和百姓见到他，无不痛哭流涕，不恨贼而恨兵。李清在《三垣笔记.下.弘光》中说，左良玉的兵一半要算强盗，甚是淫污狠毒。每入百姓家勒索，用木板将人夹住，小火烧之，胖人有的能流一地油。他们抢掠妇女，公然在大街上奸污。将她们拉到船上抢走时，有人望着岸上的父亲或丈夫哭泣，立刻被这些兵砍下脑袋来。官军抢劫百姓，主要是官府严重拖欠军饷。1644年初，军饷欠缴已达数百万两，而从南方来的税款只有几万两，国家的粮仓实际上已经空了，没有足够的大米充军饷，户部就买杂粮凑数。当北京被围时，驻军已有5个月没有发饷，执行任务的军队没有炊事用具，每个士兵领到100枚铜钱，由他们自己买东西吃。明朝大臣马世奇在向崇祯皇帝解释老百姓起义的原因时说：“非附闯也，苦兵也。”“苦兵”，是因为官军破家、杀人、屠城，“人之居者、行者，不得安保其身命”。老百姓“遂至视贼如归，人忘忠义”。当时，朝廷用官军剿“寇”，而百姓望“寇”剿官军，可见民心所向。这样的军队早已军心涣散，不能打仗。据明朝人写的《甲申传信录》中讲，李自成攻北京时，明朝守北京大营的军队是40万人，部将数以千计，“临敌力战，死于疆事者仅二人而已。嘻！”40多万人的军队打仗，死于战场的只有二人，可见人心军心早已不想打了，明朝的气数已尽。

四、攘外安内军事失败

内忧外患元气大伤就实力较量而言，明朝实际上是在内忧外患、内外夹击两重打击下走向灭亡的。明万历年间，北方女真部落崛起，努尔哈赤经过30多年的东征西杀，先后统一了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东海女真和黑龙江女真，形成了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女真人空前强大和统一。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58岁的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城（即兴京）建立了女真少数民族政权大金，史称后金，努尔哈赤成为“覆育列国英明汗王”，建元天命。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后金天命三年），努尔哈赤发布明军“七大恨”檄文，公开打出反明旗帜，向明朝宣战。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朝集结十多万兵力，分兵四路反攻努尔哈赤。结果在萨尔浒被努尔哈赤打得大败，从战争开始到结束只有5天时间，明军的十多万人损失了6万，文武将官死了300多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萨尔浒之战”，被列入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100次战争。战后，明朝元气大伤，东北部边境形势更加严峻，从此辽东局势起了根本变化，明朝在军事上失去主动进攻的力量，被迫处于防守地位，而后金则由防御转入进攻。此后，明军又相继在宁远、锦州、大凌河、松山等战役中失败，尤其是松山失陷，对明朝影响极大，从此明朝在关外已不能再战，完全无力应付辽东局面。在抵御努尔哈赤的同时，明朝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生产落后，赋税徭役严重，加之连年发生灾荒，农民生活困苦，引发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天启七年（1627年），陕西大旱，庄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