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的道统哲学思想

韩愈的道统哲学思想标准化工作室编码[XX968T-XX89628-XJ668-XT689N]

韩愈的道统哲学思想

韩愈是唐代着名的文学家，古文运动的领导者，也是一个对宋明理学有着重大影响的哲学家。韩愈年幼时生活在新禅学学说浓厚的环境中，深受其影响，韩愈为了抵御、压倒佛道两派，继承和发展了前贤的人性论学说，提出了自己的性三品论并建立自己的一套‘道统’理论体系。

一、以仁义为核心内容的道统传承谱系

韩愈道统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原道》一文中，“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而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他的道统思想是以仁义为核心内容的，脱离了仁义而宣扬的道和德则是小人之德，“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韩愈的思想继承了孔孟等先秦儒学家的“仁义”思想，他指出，儒家的仁义思想是天下大爱，是合乎理义的行动，区别于其他学派所讲的仁义之说。

韩愈的道统论区别于前人所创道统思想之处，关键在于韩愈提出了完整的道统传承谱系，“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因此，从韩愈的说辞，我们不难看出，道统思想起之远古圣神，传之于孔孟，孔孟之后再无真正意义上的儒学家继承孔孟的道统思想，直到韩愈的出现。

韩愈的道统论时以仁义为核心内容的道统传承谱系，继承孔孟的儒家思想，在中唐统治者信佛、尊佛、崇佛的环境中，志于宣传儒家思想，将儒家思想发扬光大，同时用儒家思想指导自身的行为，这是韩愈穷其一生所做的事。

二、批佛排佛，传扬儒家思想

韩愈尊崇道统学说，宣扬儒家思想，在现实和行动中积极地排佛、批佛。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唐宪宗从凤翔迎接佛骨到京师，京师之内上至王公贵族，下达黎民百姓、僧尼信徒，奔走相告，一时出现了万人空巷的景象。韩愈对这一社会现象非常的反感，向朝廷敬呈《论佛骨表》一文，这该文中指出了国家大肆佞佛的危害，这一行为也同样触怒了对佛教具有高涨热情的宪宗，韩愈至此被贬为潮州刺史。

在《论佛骨表》一文中，韩愈列举事实，指出了佛教未入中原之前，中原的统治者以仁义道德治理天下，“此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然而，自佛教传入以后，汉明帝崇信佛教，“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指出了佛教祸国殃民的证据。

韩愈在当时全国上下自王公贵族至黎民百姓大肆佞佛的社会状况之下，大胆直谏，斥责佛教兴盛，修理佛堂，导致增加赋税，劳民伤财，致使百姓“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这种情况之下，必然出现全国信佛而不能安居乐业，最后导致国家衰亡的现象。因此，韩愈在本身前景光明的情况下，不畏权威，从百姓出发，以造福和唤醒万民为己任，大胆上呈《论佛骨表》一文，乞求统治者能够弃佛教，从政业，造福天下苍生。

三、韩愈的“性情三品论”

人性由“性”、“情”两方面组成，这是韩愈“性情三品说”的前提基础。这样的思想在董仲舒、荀悦的人性论中也有论述。董仲舒认为“性”“情”均为先天生成，他将五行阴阳纳入其人性论之中，又把两者定义为阴阳对应的关系。认为性的本质是善，情的本质是恶，根据情的不同，人性可以分三类：情少的圣人之性；有情的中民之性；情多的斗俏之性。同时董仲舒认为心能够控制情，只有教化，才能使中性之民为善；荀悦认为“形

神为性”“善恶多少非情也”，只承认先天命运的不同，而认为善恶是由性情的后天环境决定的。

韩愈的“性情三品”之说，是对孟子心性论和两汉三品说的总结和创新，他直接继承董仲舒的“性”“情”两分法，赋予了二者新的概念：“性”为先天所有，它所展现的品级有上中下三品，构成“性”的要素有仁、礼、信、义、智；“情”为后天生成，情也有上中下三品，由喜、怒、哀、惧、爱、恶、欲七种感情组成。由此可以看出，韩愈的三品说的结果和董仲舒的三品说是一样的，两者都是调和了“性善”“性恶”“性混善浑恶”三种学说的矛盾和不足，将“性善”论，“性有善有恶”论及“性恶”论统一在“性三品”说之中。

但在具体的内容及论述之中，两人有着很大的不同。在董仲舒看来“性”由“情”定，“性”善“情”恶，情多即性恶，情少即性善。“性”“情”均是先天注定，是善是恶，生而自成，所以圣人之性因情很少而为善，斗魈之性由于情很多而为恶，这两种性是不能改变的，只有“中性之民”由于“情”的程度居中，因此不教化就为恶，教化就为善；而韩愈认为，“情”由“性”定，性品决定情品。“性”“情”无所谓善恶，“性”为天生，“情”为后天所成，这样就将董仲舒的“性”“情”对立的人性观转化为“性”“情”统一的人性观。

韩愈主张儒学正统，他将“性”定义为“其所以为性者五：曰仁、曰礼、曰信、曰义、曰智。”这五者都是儒家的道德法则，这样人性就是由先天的道德决定，而其“上焉者之于五也，主于一而行于四”，以“仁”为上品之本的标准无疑是吸收了孟子“性善论”的思想。而“情”包括“喜、怒、哀、惧、爱、恶、欲”，其三品的划分标准是“中”，这就使其具有宋明理学的意味。由“性三品说”韩愈提到“上之性，就学而愈明”，明确了教化的重要。心性论在韩愈之后成为儒家学者反击佛教的主要武器。到了宋明时期，心性论已经成为宋

明理学各派论述的核心内容。宋明理学各派关于心性的论述不同程度地受到韩愈的影响。例如：张载的对“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划分。他说：“行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由上可以看出，为了儒学的复兴，韩愈提出“道统论”，使儒学的发展有了一条明确的主线；重提儒家人性论，将“仁义”充实于“道”中，重新使儒学从政治回归到了道德范畴；给“性情”以重新定义，使“性情”问题成为理学的主题，对宋明理学的产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还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明确了儒学的境界，这样韩愈的心性论体系就基本建成了。总之，韩愈作为汉唐经学向宋明理学转变的关键人物，提出了心性论上的几个重要方面。在经过宋明理学的继承和发展后，儒家文化作为社会政治文化的主体地位重新确定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