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对梅尧臣诗歌的接受_陈文苑

第３５卷　第１期２０１３年２月

湖州师范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ｚｈｏｕ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Ｖｏｌ．３５　Ｎｏ．１

Ｆｅｂ．，２０１３朱熹对梅尧臣诗歌的接受＊

陈文苑，马　蕾

（黄山学院旅游学院，安徽黄山２５４０２１）

摘　要：南宋理学家朱熹对梅尧臣诗歌的接受态度基本是否定的，他一改梅诗的“平淡”说法，而说“枯槁”，又说梅诗“平庸”，多是“上门骂人”。这种看法跟宋代绝大多数诗人对梅诗的接受态度大相径庭，究其原因，主要是朱熹因自身固有的思维定势及文艺观念导致朱熹对梅尧臣诗歌的不喜爱。

关键词：梅尧臣；朱熹；接受；诗歌；平淡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２２７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１７３４（２０１３）０１－００１６－０６

北宋诗人梅尧臣是宋诗史上一位重要的人物，被刘克庄奉为宋诗的“开山祖师”，但在南宋时期他的诗却遭受到了朱熹的不满和严厉的指责。《朱子语类》（以下简称《语类》）有云：

或曰：“圣俞长于诗？”曰：“诗亦不得谓之好”。或曰：“其诗亦平淡”。曰：“他不是平淡，乃是枯槁。”（卷１３９）

择之曰：“欧公如梅圣俞诗，然后圣俞诗也多有未成就处。”曰：“圣俞诗不如底多，如《河豚》诗，当时诸公说道恁地好，据某看来只似上门骂人底诗。只似脱了衣裳，上人门骂人父一般，初无深远底意思。”（卷１４０）

虽然朱子也称许过梅诗，如在给门人的书信中就说到：“少时尝读梅诗，亦知爱之。而于一时诸公所称道，如《河豚》等篇，有所未喻……至于寂寥短章，闲暇萧散，犹有魏晋以前高风余韵，而不极力于当世之轨辙者，则恐论者有未尽察也。”［１］（Ｐ２１５）其《语类》曰：“所以他（欧阳修）喜梅圣俞诗，盖枯淡中有意思。”（卷１４０）可见并不是对梅全盘否定，但上述的两则非议实是惊世骇俗之论。从欧阳修到苏轼、黄庭坚再到陈师道后到陆游、刘克庄这些大家无不敬仰这位宋诗的开拓者。而朱熹独标异议，尤其是枯槁之论更是如平地一声雷轰动了诗坛。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以理学家的身份名震千古，但我们丝毫不怀疑他的文学造诣。李重华曾云：“南宋陆放翁堪与香山踵武，益开浅直路径，其才气固自沛然有余，人以范石湖配之，不知石湖较放翁，则更滑薄少味，同时求偶对，惟紫阳朱子可以当之，盖紫阳雅正明洁，断推南宋一大家。”［２］（Ｐ１０）便称赞了朱熹的文学成就。其中虽然有溢美之嫌，但客观的说，朱熹确能算是南宋诗坛的名家。他的文学评论自然不是别见空华的目翳者和旁指鬼物的热病者的信口开河、胡言乱诌之语。那么，他为何独标新意，说梅诗“枯槁”、“上人门骂人父一般”呢？笔者拟从以下几点来加以阐述。

一、吹毛求疵的思维定势

完美本是理想王国的名词，世界因为不完美所以才真实，是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被朱熹奉为至圣的孔子曾近说过：“大德不踰闲，小德出入可也”，表示出了对人的宽容。但朱熹却总以完美无瑕的标准评騭人物，除了孔孟外，历史上几乎无人符合朱熹的标准。屈原、韩愈、苏轼这些一贯受人敬仰的士大夫，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２－２０

基金项目：２０１２年安徽省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项目“梅尧臣诗歌在宋代的接受历程及其诗学意义发微”

（２０１２ＳＱＲＷ１４７）、黄山学院校级课题（２０１０ＸＳＫ００４）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文苑，讲师，从事宋代诗学研究。

朱熹也颇有微词。他批评屈原“过于中庸”，甚至指责韩愈“一心讨官”，苏轼“德行不减”，秦观与李廌“浮诞

佻轻”，“不知廉耻”。考察韩苏等人的品行，朱熹的话是不符合实际的。概朱熹不喜他们的某一点而不惜

造语设境加以诋毁。甚至一直受广大学林敬仰、被认为臻善人格并奉为典范的陶渊明、杜甫也不免受到朱

熹的批评，他说陶渊明：

陶渊明说尽万千言语，

说不要富贵，能忘富贵，其实是大不能忘。它只是硬将这个抵拒将去。然使它做那世人之所为，它定不肯做，此其所以贤于人也。（《语类》卷３４

） 隐者多是带负性之人为之，

陶欲有为而不能者也，又好名。（《语类》卷１０４）或许这是朱熹读《感士不遇赋》等作品后的有感而发，他极力讽刺陶渊明“重名”

。钱穆先生在其力著《论语新解》中曰：“死则与草木同腐，淹忽随化，一切不留，惟名可以传世，故君子以荣名为宝。名在而人如

在，

虽隔千百世，可以风仪如生，居游增人慨慕，謦咳亦成想像……世不重名，则人尽趋利，更无顾虑矣。”［３］（Ｐ４１０）“名”是儒家格外注重的，陶渊明为何不重名？他“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

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①傲视权贵、淡泊自守一直是陶渊明人

格魅力中最为耀眼的闪光点。重名不代表“

好名”。朱熹的评价实在不切实际，有失公允，朱熹的这种特性，

诚如莫砺锋先生所说的“这是理学家评价历史人物时常有的习惯，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４］（Ｐ１９９）总之，吹毛求疵是朱熹的思维惯性和习惯。

这种思维定势自然体现到了文学批评中。朱熹与文学评论家思维模式不同，似乎有偏爱肆意夸大某

一次要风格的习性，以彰显独特的“慧眼”

。他一方面承认陶渊明的平淡，一方面又说：

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

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语类》卷一百四十）

醉卧菊丛，悠然相忘，历来以真率超然著称的陶渊明，确有不太平淡的时候。比如，《读山海经》之“刑

天舞干戚，

猛志固常在”，《拟古》之“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以及《咏荆轲》之“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确有“本有济世志”。对于这点，前人也有谈论过，黄庭坚在《宿旧彭泽怀陶令》中就说到陶渊明怀才不

遇，志向难伸，作品的字里行间中隐约渗透着豪气。我们不能否定陶渊明曾有一展宏图的伟愿，毕竟他不

是天生礼佛的高僧。但是他退的潇洒，隐的自然，不为名利所累。我们也不否认他有沉雄的一面，志向难

伸，

作诗宣泄合乎事理。一个作家写出不同风格的作品很是正常，如果千篇一面，万首如一，一方面反映了作家的才思短限，一方面也会让读者倍感乏味、枯燥。

朱熹爱挑公论，以显才华。对于杜诗，黄庭坚曰：“好作奇语，自是文章病。但当以理为主，理安而辞

顺，文章自然出类拔萃。观杜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到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与

王观复书》

之二），“但熟观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诗，便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

更无斧凿痕，乃为佳作耳”（《与王观复书》之二），对此朱熹却说： 人多说杜子美夔州诗好，

此不可晓。夔州诗却说得郑重繁絮，不如他中前有一节诗好。鲁直一时固有所见，今人只见鲁直说好，便都说好，如矮人看戏耳。（《语类》卷一百四十）

杜甫夔州以前诗佳，

夔州以后自出规模，不可学。（《语类》卷一百四十）评价好奇矜新的韩孟诗说：

韩诗平易，

孟郊吃了饱饭，思量到人不到处。联句诗中被他牵得，亦著如此做。（《语类》卷一百四十）客观的说，这些评论是建立在对文本详细的考察基础上的，体现了“察之性情隐微之际”的识力，不是

信口开河。“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如果从法度角度来看，杜甫晚年创作的确不拘绳墨，超越

规范，

可以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因此不易后人模学，朱熹即是站在这个角度发言的。而黄庭坚说“平淡而山高水深”又是从美学和纯艺术的角度言论的。同样，“文从字顺”也是韩孟诗的一个特点。朱熹的观

点不能说有悖事实，但过于偏激，总爱挑评论家的疏漏，也总在挑作者的弊病。一有机会便大张挞伐，肆意

攻击。如果按照朱熹所说的言论，整个中国文学史只能写到先秦，因为后起的朝代尽是对文学的践踏和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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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第１期 陈文苑，等：朱熹对梅尧臣诗歌的接受①

苏轼《与李简夫诗集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