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论文：晚清中日两国现代化不同结局探析

晚清论文：晚清中日两国现代化不同结局探析

摘要：晚清时期，中日两国相继开始了现代化进程，但现代化的结局却大不相同。日本比较顺利地进入了现代化国家行列，而中国的现代化却一波三折。晚清时期中日两国现代化之所以有着差别巨大的结局，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两国现代化面临的历史起点（即制度和文化）不同；两国应对西方文化冲击的速度和能力不同；两国推进现代化的主导力量不同。

关键词：晚清；中国；日本；现代化

晚清时期，中日两国相继开始了现代化改革，虽然两国几乎处在同一起跑线上，但结果却大不相同，为何结局有如此之差异？本文拟从现代化理论的视角，对中日两国的现代化历程进行比较研究，期望能够为解答这一历史难题提供一些线索。

一、两国制度和文化方面的差异

中日两国现代化的起点有不少相似之处，但也有根本的不同。两国在制度和文化方面的差异是我们在研究其现代化进程时首先应当关注的。根据学术界的研究，中日两国在制度方面的最大差别是晚清实行的是集权官僚制，而日本是封建制。那么，这两种政治体制有何区别？哪种更能促进现代化？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集权官僚政体和封建政

体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传统政体。集权官僚政体具有内部结构稳定性，封建政体则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中国自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以后，政治制度很少有变化，正所谓“百代皆行秦政制”。显然，这种制度是中央集权的，权力是一元化的。在农业社会，这种制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对于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中国的发展被纳入现代化轨道，集权官僚政体的弊端也暴露无遗。这种政体严重阻碍了中国对西方文明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导致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曲折而漫长。德川时代的日本为封建分权的，权力是多元化的。正是这种政体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使其对于现代化有较强的应对能力，使日本的现代化道路相对于中国要顺利得多。

有人曾将中国传统官僚制度的特点概括为：专制化的政治体制、等级化的权力配置、集权化的组织结构、官本化的政治文化、工具化的天道观念、差序化的官场生态、形式化的官僚作风、人情化的政治关系、科举化的选官方式。①在西方工业化的冲击之下，晚清帝国在组织体制、社会动员与参与能力、推进动力诸方面均不适应，原因就在于这种集权制并不是发展现代化所需要的那种。实际上，中国的传统官僚体制与现代的官僚体制虽然同样具有中央集权的外表，但二者“貌似而神异”。现代官僚体制有六个特点：专业化、

法规化、层级化、公务化、非人格化和理性化。对此韦伯给予高度评价：“它乃是对人类行使支配的已知方式中，最为理性者。在明确性、稳定性、纪律的严格性及可赖性方面，它都比其他形式的组织优越。”②传统官僚体制，在集权的方式、目的上均不同于现代官僚体制，因而不能够适应现代化的要求。晚清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的失败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同期日本的政体却是权力分散的封建制政体。在土地方面，通过“寄进”、“分封”两种形式和途径形成了自下而上层层依属的封建等级土地所有制，即本所——领家——庄官的层层庄园领主结构；这种土地所有制的形成过程，决定了下级领主对上级领主的依赖性，上下级之间有很强的家族控制和依附关系。其间权力下移，贵族和武士的独立性越来越强，皇室衰落。天皇在形式上是国家最高统治者，但不能左右国政，其经济地位也极度衰微。各藩大名拥有自己独立的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和税收权，还有自己的军队，将军对各藩领地不能直接行使统治权。③这种权力的分散化和多元化局面表面上不利于现代化，事实上反而使日本能够在面对西方冲击时顺利实现了政治转型。原因在于，这种权力分散的封建制度，导致产生政治精英的基础甚广，不仅能在几百个家族中产生领导人，而且也能在其他社会集团中产生领导人。如果日本社会的一个地区或部门不足以应付现代化

带来的挑战，另一个就会很快取而代之，填补政治权威的真空，其间很少出现大规模和长时间的政治动荡。

中日两国的文化差异也非常明显。中华文明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原创性农业文明，四周邻国皆为落后地区，长期扮演文化输出者的角色，很容易在国民中形成盲目尊己鄙外的民族观念和故步自封的陋习。这种文化自我中心主义既不利于外国先进文明的输入，又抑制了本国现代因素的产生。还要看到，儒家思想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里一直是正统思想。政治上的复古倾向，对等级秩序的过分强调，内敛的人格价值取向等，都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日本文化中的许多东西，是直接从中国移植过去的，日本在中国血缘家族伦理基础上发育的“家元”组织，颇有创新价值。美国著名学者埃德温赖肖尔给予较高评价，“事实上，日本(地理上)的孤立状态倒是迫使他们创造出可能比世界上任

何一个类似民族更多并更具有自己显著特征的文化。”④比较发现，中日两国的文化心态差异导致其学习异质文化的能力有很大不同。中国作为农业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儒家文化圈的核心地带，很难接受一种高于自己的异质性文明，尤其是这种文明对自己带有威胁性时，它会本能地抵制。两种强势的异质性文明相遇，必然要发生激烈的碰撞，而不可能和平共处或者轻易融合。正因为如此，中国人是在与列

强的多次战争中逐步认识和接受西方的工商业文明的。而长期面对生存危机使得擅于采借外来文化成为日本民族的特点。日本学习西方基本没有传统价值的羁绊，其民族发展主要靠摄取其他民族的文化滋养自己，19世纪在借用西方世界的文明时，发生的冲突较少、痛苦较小。总之，中日两国传统社会在制度和文化方面的差异使日本站在了一个有利的现代化起点上。这也是两国现代化不同结局的重要原因。

二、两国应对西方文化冲击的不同速度和能力

汤因比把非西方世界现代化的启动过程概括为“挑战——回应”的模式。“挑战”是指来自西方强国的冲击；所谓“回应”，是指在受到挑战与冲击后所做出的反应。中日两国虽然同样遭受西方列强的挑战，但反应速度和反应能力有很大差别。

中国的农耕文明，内敛保守，其文化观念优越感很强，导致中国人对于西方文明的冲击反应迟钝。而日本为四面环海的多地震的岛国，具有很强的生存危机意识，对外来的新信息、新知识有很强的学习欲望和悟性，在发现西方文化优越性后能很快开始大幅度引进西方文化。

中日两国在学习西方文化方面无论是速度还是力度上都有巨大差别。中国学生直接到西方留学晚于日本30年，当时人们都视出洋为畏途，最早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容闳、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