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

——民国史读书报告

【摘要】梁漱溟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忽视的人物，其一生始终试图解决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认为中华民族不振的原因在于文化失调，并且解决问题之根本在于乡村，主张以儒家人生精神为根本，融合西方科学技术与团体精神，重构新文化，以农业振兴带动工业发展，进而实现民族自救。并且，梁漱溟还是一个积极的行动者，他一直通过实验来伸张自己的理论和主张。

关键词：梁漱溟文化失调乡村建设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兴起过一场乡村建设运动，以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平民教育会，山东建设研究院，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南京金陵大学，山东齐鲁大学等为代表的一些教育和学术团体以及大中专院校，为复兴日趋衰落的农村经济，实现所谓的“民族再造”或“民族自救”，到农村建立实验区，从事以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经融，提倡合作，公共卫生和移风易俗等为主要内容的乡村建设运动。其中，梁漱溟于1931年到1937年间在山东邹平进行了长达7年的乡村建设运动，一度成为全国乡村建设的中心之一。梁漱溟一生始终试图解决两个问题：人生问题与社会问题（人活着是为了什么及中国何处去）。以此出发，他研究了中西文化，提出了人类文化的前进方向，认为人类最终会走上中国“向内求索”的精神道路上。同时，梁漱溟也认为，中国所面临的根本问题是“文化失调”的问题，要拯救中国就应该再造新文化，而中国文化的根基在于乡村，因此，拯救中国就应该从乡村建设开始。

一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及实践的背景

首先是梁漱溟自身的理论背景。梁漱溟一生经历了三次明显的思想转变，从最初的功利主义，到青年时期的佛家思想，再到成熟时期的儒家思想，这三次思想的转变构成了梁漱溟乡村实践的理论背景。年少时，梁漱溟对社会对国家的强盛充满激情，受父亲梁济以及新式教育影响，逐渐形成了以“于人于社会是否有好处及好处之大小”为评价标准的功利主义。但随着社会动荡使梁漱溟认识到个人力量的单薄以及父亲梁济的自杀，梁漱溟转入佛家思想，想通过消极避世以得到解脱。但是，佛家思想并没有使他得到真正解脱，反而愈加体会到个人的社会责任感，认识到只有儒家的入世思想才能有助于国家强盛，于是最终转入儒家，并积极发扬孔孟实践品格，从事乡村建设运动。

其次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时代背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动荡，内忧外患，中国政治、经济濒临破产，传统文化遭受质疑，传统文化意识开始衰变，这便是当时乡村建设运动的时代背景。首先是政治上，在内外势力的冲击下，清政府逐渐瓦解，新的统一的政府迟迟未能建立，各种势力之间战争不断，社会动荡不安，随着混战而来的横征暴敛和苛捐杂税加剧了农民的贫困化。经济上，20年代末30年代初，世界经济大恐慌波及中国，帝国主义为转嫁危机，通过各种不平等条约向中国倾销产品，农民不得不廉价出卖自己的农产品，进一步加剧了农村经济的破产。而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物质文明的强力冲击下更是面目全非，大部分中国人开始厌弃自己的文化传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梁漱溟吸收了西方思

想家罗素的观点，认为要强大一个国家，必须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多方面强大起来，而文化又是最为根本的。在梁漱溟看来，中国本质上市一个乡土社会，必须从乡村本身出发，才能实现国家的强大。”[1]

二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主要解决了两个问题，即为什么要进行乡村建设，以及如何进行乡村建设。

关于第一个问题，梁漱溟认为，中华民族之不振，在于中国无法适应世界新环境而造成的“文化失调”，而政治、经济的问题也都是文化的问题。中国文化之根本在于乡村，所以，要拯救中华民族，只有从乡村入手。梁漱溟认为，中国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乡村社会，近百年的中国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而乡村之破坏在于外力和内力的联合作用。外力指外交、军事和国际经济竞争上的失败；内力是自觉的破坏，“所谓自觉的破坏，那就是为外力破坏所引起之几十年来的民族自救运动。这里包含对西洋的模仿追趋和对固有文化的厌弃反抗。”[2]

梁漱溟特别强调中国社会之特殊性，其特殊主要在于“伦理本位”和“职业分途”。“人一生下来就有与他相关系的人，人生将始终在与人相关系中而生活”“人类在情感中皆以对方为主，故伦理关系彼此互以对方为重”[3]这样的社会就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中国的家庭伦理推及社会便形成一套迥异于西方的社会规范。而“职业分途”则是否认中国具有“阶级对立”。梁认为造成阶级对立的原因在于生产工具和生产工作分属两部分人，而中国因为“土地自由买卖，人人得而有之”，“遗产均分”“无先进生产工具，以及流官制等因素，无法形成垄断而没有产生阶级，士农工商各司其职，他们各有前途可求，贫富贵贱深沉无定。而西洋文化的进入破坏了“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传统中国的社会组织结构，而又未进入西方“个人本位”和“阶级对立”的社会，而是陷入了一种“旧辙已覆，新规未立”的失范境地，这便是文化的失调。而文化的失调造成了整个社会陷入一片混乱，社会问题丛生。

因此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的崩溃是极其严重的文化失调的客观结果。主张取西洋文化之长处，应用于乡村，构造新的社会组织，复兴农业，从农业引发工业，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完成中国的文化重建和民族复兴。这里便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即如何进行乡村建设。

为了进行乡村建设，梁漱溟设计了一种“乡农学校”的农村社会组织，它引进了西方的“科学精神”和“团体精神”，又结合了中国儒家传统。梁漱溟认为，“中国失败，就在其社会散漫、消极、和平、无力。”[4]同时，梁漱溟认为，“儒家人生态度有两点：一是互相以对方为重的伦理情谊；一是改过迁善的个人向上。西洋人的长处有四点：一是团体组织（此点矫正了我们的散漫）；二是团体中的分子对团体生活会有利的参加（此点矫正了我们被动的缺点）；三是尊重个人（此点增进了我们以前个人的地位，完成个人的人格）；四是财产社会化（此点增进了社会关系）。”[5]于是，梁漱溟在五伦（父子、君臣、夫妇、朋友、兄弟）之外增加了团体对个人、个人对团体这第六伦，形成了以儒家人生态度为根本，融合西方“民主和科学”的“新礼俗”。

在具体组织上，乡农学校即是在村建村学，在乡建乡学，将学校与政权机构合为一体。而学校的组织又由四部分人组成：学众（全体学民）、学长（监督训导）、学董（行政管理）、教员（乡村社会工作），四部分代表四个独立不同的作用，学众即立法作用；学董即行政作用；学长即监督教训作用；教员即推动设计作用。如此设计，是为了通过农民民主参政，打消农民对政府及公共事业那种传统的疑虑和敌视，并且也期望政治的力量自地方有组织的民众上达于国家，而不再只是以往由上而下的官方命令。

同时，梁漱溟认为，乡村建设的各个方面必须以经济为先，经济上有发展，政治和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