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代孝德教育

论汉代孝德教育卢明霞王立仁摘要“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是汉代孝德教育的内在基础，“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是汉代孝德教育的外在保障，浓郁的孝文化背景为汉代孝德教育奠定了坚实的民众心理基础。

汉代孝德教育的基本途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通过《孝经》的推广传授孝德理论；通过选官制度诱导人们崇尚孝德；树立孝行榜样，为人们践行孝德作出示范；加强民间教化，形成崇孝风俗。

与历史上其他朝代相比，汉代孝德教育具有以下特点：“移孝作忠”———浓厚的政治性和官方色彩；纲常化与神秘化倾向初步显现；孝德教育的基本模式得以确定。

关键词汉代孝德孝德教育儒家中图分类号B82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627（2010）03－0068－08作者：卢明霞，女，1978年生，黑龙江佳木斯人，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读博士，白城师范学院政教部讲师；王立仁，男，1954年生，吉林舒兰人，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长春130024汉代统治者肯定道德教化对于巩固政权的重要作用，非常重视以孝德教育为核心与基础的儒家道德教育。

在“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保障之下，汉代充分利用比较完备的先秦孝德教育理论，全面展开孝德教育的实践，如大力推广《孝经》，设置以孝德为主要推选标准的“孝廉”、“三老”、“孝悌”等官职，广泛树立孝行榜样，甚至历代皇帝“庙号率用孝谥”。

总之，汉代利用各种物质与精神奖励大力表彰和推行孝德教育。

从汉代以后，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实践中，孝德教育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

一、汉代孝德教育的由来和基本途径孝德教育之所以能在汉代受到重视并得到全面实践，并非出于偶然，而是由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基础决定的。

首先，“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是汉代孝德教育的内在基础。

汉代的“国”与“家”在组织结构方面具有同构性，这种同构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论汉代孝德教育是家长制与君主制的同构，父子、君臣之间都是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不平等关系；其二，父慈子孝和君仁臣忠也是一种同构的对应关系，在家族的亲属关系和国家的政治关系中，都包含着统治关系和伦常关系的混同。

“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使得“忠”与“孝”具有了逻辑上的内在相通性，为汉代实行孝德教育提供了内在基础。

反过来说，正是由于孝德适应了汉代“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有助于建立君主集权的等级制度，能够高度满足统治阶级的需要，孝德教育才随之受到非同一般的重视。

其次，“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是汉代孝德教育的外在保障。

儒家的道德教育以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而孝德又是其中居于核心和首要地位的道德规范，因为“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经·开宗明义章》）。

汉代既然选择了儒家思想作为治理国家的统治思想，那么孝德教育自然受到重视。

在“独尊儒术”政策的直接推动下，汉代推出了一系列兴太学、设学校、广育人才的重大变革，确立了我国封建官学制度，有效地促进了传统孝德教育的发展。

从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到董仲舒概括出三纲五常之道，儒家建立起严密的等级制度和道德规范体系。

儒家的等级制度就像一座巨大的金字塔，稳固地支撑着高居于塔顶的君权，同时也庇护着处于塔底的父权。

所以，尽管倾向黄老之学的司马谈对儒家颇有微词，但也肯定其“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再次，浓郁的孝文化背景为汉代孝德教育奠定了坚实的民众心理基础。

大量文献证明，孝德在周初即已产生，并于春秋战国时期，经过儒家的阐释发挥而逐渐得以完善。

成书于汉代的《春秋繁露》又从形而上的哲理层面，对孝德进行了更为系统的论证。

通过历代儒家学者对孝德的深入阐发，孝德的内涵越来越丰富。

作为一种家庭道德，孝德以仁爱之心为基础，符合人类的情感，得到了广大民众的心理认同。

在被上升为政治伦理以后，它又与忠相通，能够发挥以“孝”劝“忠”的作用，因此受到统治者的青睐，被统治者奉为治理天下的至德要道。

汉代贾谊曾提到：“谨为子孙婚妻嫁女，必择孝悌世世有行义者。

如是，则其子孙慈孝，不敢淫暴，党无不善，三族辅之”（《新书·胎教》）。

可见，在汉代人眼中，一个人是否具备孝德是相当重要的。

在汉代孝德教育的实践中，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推广孝德教育，其中很多一直为后世所沿用。

归纳起来，汉代孝德教育的基本途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通过《孝经》的推广传授孝德理论汉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在学校中以《孝经》为教学内容，以此推广《孝经》。

《汉书·艺文志》已将《孝经》列入“六艺”类，作为当时基础教育的内容。

汉武帝时增补《孝经》为第七经，并将其定为学校的教科书。

从那时起，无论官学还是私学，都将《孝经》作为必读教材。

郑玄《六艺论》言：“孔子以六艺题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道离散，后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经》以总会之”（《孝经序》疏引）。

因此，《孝经》和《论语》一样被视为研习儒经的前提，汉人入学的起点便是研习《孝经》。

王国维在《汉魏博士考》中言：“汉人授书次第，首小··96孔子研究2010年第3期学，习《孝经》、《论语》。

”可见《孝经》在当时属于士人必修课业。

这些都说明了汉代对普及《孝经》教学的重视。

自汉代开始，《孝经》作为兼经的地位便一直维持下来，直到北宋中叶以后方被《四书》所取代。

2.通过选官制度诱导人们崇尚孝德为了推行孝德，汉代统治者将孝德与做官直接联系了起来。

一个人具备了孝德，便有可能出仕为官，进而飞黄腾达。

汉文帝时，开始以诏令的形式将“孝悌”置为乡村常设官吏，将孝德直接与政治地位挂钩。

汉武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汉书·武帝纪》），由此正式揭开了“举孝廉”的序幕。

所谓“举孝廉”，就是察举孝子廉吏，即以儒家提倡的基本道德孝悌廉正为标准选拔人才，合乎标准者由朝廷任命为官。

实际上，孝廉科的入选条件是多方面的，出身、德行、学识、才干均可成为依据，但孝行毕竟是最基本的要求。

汉代孝廉当中多数人是以孝入选的。

例如：刘茂“少孤，独侍母居。

家贫，以筋力致养，孝行著于乡里”，哀帝时察孝廉（《后汉书·独行列传·刘茂》）；张霸“年数岁而知孝让”，“乡人号为‘张曾子’”，遂举孝廉（《后汉书·张霸列传》）。

《后汉书·百官志》注引应劭《汉官仪》记光武帝诏令四科举士，其共同的要求便是“皆有孝悌廉公之行”。

至少作为入门条件，“孝”是绝对不可或缺的。

孝廉的任用，大多数是授以郎官之职，任官前景是相当好的，因此对民众的行为产生强烈的引导作用。

另外，“举孝廉”的制度，使原本仅具有伦理属性的孝德，增添了许多法律色彩，对孝德的推行具有强制作用和保障意义。

孝是立身之本，廉是为官之基。

汉代通过举孝廉，在社会上形成了“在家为孝子，出仕做廉吏”的舆论和风尚，从而在民众中很好地宣传了孝德。

3.树立孝行榜样，为人们践行孝德作出示范在一定意义上，统治者的行为就是民众效仿的榜样。

为此，汉代的大部分统治者都能身体力行地倡导孝德。

刘邦首先以身作则，在灭楚称帝后，仍然“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礼”，后来又“尊太公为太上皇”（《史记·高祖本纪》）；惠帝被拥护的理由之一即“仁孝”，即位元年便“令郡国诸侯各立高祖庙以岁时祠”（同上）；文帝更深悟“孝”的精髓，对其母薄太后至敬至孝，甚至以一国之君的身份为母“亲尝汤药”，这一事迹被后人列入著名的二十四孝当中。

除了从自身做起，率先垂范之外，汉代还很重视树立民间的孝行榜样。

汉文帝十二年曾诏令赐予三老、孝者每人帛五匹，并要求根据户口之数，按一定比例置三老、孝悌，以保证每一乡里均能推举出孝德方面的先进分子，以作为民众的示范。

《汉书·冯唐传》记载“（冯）唐以孝著，为郎中署长”，可见文帝时具备孝行之人可被直接选拔为官。

此后，皇帝不断表彰孝悌者，将其树立为民众的孝行典范。

汉武帝时甚至“谕三老孝悌以为民师”（《汉书·武帝纪》），赋予“孝悌”一定的教育职责，将其作为民间掌教化和率民为善的乡官加以任用。

这种以表彰先进的方式来树立孝行榜样的做法，能够在地方上产生直接的影响，发挥显著的教化作用。

4.加强民间教化，形成崇孝风俗··07论汉代孝德教育民间的孝德教化往往由地方官吏根据本地具体情况而有针对性地开展。

例如，韩延寿任颍川太守时“好古教化”，“广谋议，纳谏争；举行丧让财，表孝弟有行”（《汉书·韩延寿传》）。

他是通过表彰孝悌行为，使孝德逐渐深入人心。

曾经任南阳太守的刘宽以及曾任蒲亭长的仇览等等，也都十分重视孝德教育。

汉代还在广大乡村专设“三老”、“孝悌”等乡官来对民众宣传孝德。

《后汉书·百官志五》记载：“三老掌教化。

凡有孝子顺孙，……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

”可见“三老”的主要职责是围绕着“孝”来进行教化，在潜移默化中进行着孝德教育，具有承担孝德教育职责的民师身份和教导作用。

“孝悌”也承担着农村中有关孝行方面的很多职责，如教育、表彰、劝诫等。

他们本身就是孝德的践行者，由他们来进行孝德教育，自然更容易让人信服，从而取得更好的教育效果。

二、“移孝作忠”———汉代孝德教育浓厚的政治性和官方色彩汉代人在提及孝德时，往往将孝德与忠君相联系。

比如“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亲”（《新语·至德》）、“孝者，所以事君也”（《礼记·大学》）、“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亲”（《礼记·祭统》）、“臣闻忠臣之事君，犹孝子之事父也”（《后汉书·傅燮列传》）等等。

将“孝”与“忠”有意识地联系在一起，逐渐形成了忠孝并论的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孝德教育的潜在目标往往是为了以孝劝忠，这就使孝德教育具有较强的政治性。

同时，由上述汉代孝德教育的途径中，我们可以看到，汉代孝德教育是由政府主导的，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

无论是推广《孝经》、举孝廉、树立孝行榜样，还是加强民间教化、兴敬老养老之风，这些措施都离不开政府的推行与支持。

在学校教育方面，官学由政府办学，由君主亲自掌握。

私学虽然不由政府直接管理，但国家以儒家的德教方针和伦理纲常来统一思想，并通过选士制度广泛吸收具有孝德之人为官，从而对私学的孝德教育进行着有效的控制。

因此，私学和官学一样，都以《孝经》为必读教材，以“学而优则仕”为主要出路。

可以说，在中国孝德教育的历史上，没有哪个朝代对孝德教育的官方干预程度能够超过汉代。

汉代对孝德教育的官方干预程度如此之高，主要是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孝德教育的实践在汉代刚刚全面展开，相对于后面的朝代，需要政府更多地引导和强制；二是由“移孝作忠”的思想决定的。

“移孝作忠”的思想最初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

孔子在《论语·为政》中提到：“孝慈，则忠”，指出以孝慈之道教化民众，可以使臣民忠顺于国君。

曾子继承了这种以孝德服务于政治的思想，并将其进一步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