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汉学家 [《湖海文传》与清代汉学家的古文理论]

《清代汉学家 [《湖海文传》与清代汉学家的古文理论]》摘要：”所选作者大多数都是后世盛称的汉学家，惠栋、戴震、钱大昕、段玉裁、阮元、沈彤、江声、王鸣盛、王念孙、王引之、洪榜、凌廷堪、汪中、武亿、桂馥、孙星衍、焦循、程晋芳、纪昀、任大椿、洪亮吉、吴玉捂、卢文诏、江藩、钱坫、钱塘、邵晋涵、钱大昭等人均有文章人选，俨然是一部汉学家文选，而朱�《国朝古文汇钞》选戴震文章15篇为：《法象论(有序)》、《与方希原书》、《送右庶子毕君赴�秦阶道序》、《郑学斋记》、《宁乡县修城台楼堞记(代)》、《凤仪书院碑》、《沂川王君祠碑》、《于清端传》、《张义士传》、《王廉士传》、《戴节妇家传》、《四川布政使李公墓志铭》、《辑五王先生墓志铭》、《昆山诸君墓志铭》、《戴童子圹铭(并序)》，沈粹芬等编选《国朝文汇》选戴文9篇为：《与方希原书》、《送右庶子毕君赴�秦阶道序》、《郑学斋记》、《于清端传》、《张义士传》、《王廉士传》、《戴节妇家传》、《辑五王先生墓志铭》、《戴童子圹铭(并序)》摘要：王昶编选《湖海文传》一书，鲜明地体现了清代汉学家的古文理论，包括经史为本、考据为文、对文体与学问考据关系的辨析等几个方面。

关键词：《湖海文传》经史为本考据为文文体辨析王昶与《湖海文传》王昶(1724～1806)，字德甫，号述庵，又号兰泉，青浦(今属上海市)人。

乾隆十九年(1754年)进士，官至刑部右侍郎，他工诗善文，早年与王呜盛、吴泰来、钱大昕、赵升之、曹仁虎、王文莲并称为“吴中七子”，著有《春融堂集》六十八卷。

在金石考证方面，他编成的《金石萃编》一百六十卷是一部极有价值的资料性、学术性著作；在总集编纂方面，辑有《湖海诗传》、《湖海文传》、《明词综》、《国朝词综》等多种著作。

王昶早年就学于惠栋，学术上深受惠栋影响，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云：“肆业紫阳书院，时从惠征君定宇游，于是潜心经术，讲求声音训诂之学。

”王昶钻研经学儒术，以汉学为宗，讲求音韵训诂之学，钱大昕《述庵先生七十寿序》云：“经术专宗汉儒，名其斋日郑学，以示圭臬所在。

”王昶曾拟著《群经揭橥》，未完稿，江藩解释其“揭橥”之意云：“取《周礼・职金》注‘今时之书有所表识，谓之揭橥’之意，盖以汉学为表识，而专攻毁汉学者。

” 《湖海文传》七十五卷，编成于嘉庆十年(1805年)，即王昶卒前一年。

道光十七年(1837年)，其孙王绍基得到阮元的资助，开始付刻，同治五年(1866年)刻成。

《湖海文传》选人自康熙中叶到乾隆朝100余家、700余篇文章，其作者都是编者交游所及者，王昶《湖海文传凡例》云：“乃本《诗传》之例，就生平师友及门下士所作，汇为《湖海文传》。

其往时名手，及当世盛有文名而为投契所未及者，姑恝置焉。

”所选作者大多数都是后世盛称的汉学家，惠栋、戴震、钱大昕、段玉裁、阮元、沈彤、江声、王鸣盛、王念孙、王引之、洪榜、凌廷堪、汪中、武亿、桂馥、孙星衍、焦循、程晋芳、纪昀、任大椿、洪亮吉、吴玉捂、卢文诏、江藩、钱坫、钱塘、邵晋涵、钱大昭等人均有文章人选，俨然是一部汉学家文选。

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评价云：“所选都是清朝极盛时代的文章，最可代表清朝‘学者的文人’的文学。

”《湖海文传》一书，比较鲜明地反映出清代汉学家的古文理论。

经史为本，考据为文作为一名汉学家，王昶非常重视作文之本，其《与彭晋函论文书》云：“然时文古文不同者如此，似同而实不同又如彼，惟足下自是绝笔不为。

湛于经史，以养其本，久之后达，则取于心而注于手，得其真也必矣。

”王昶认为，要做好古文，就应该“绝笔不为”时文。

要得古文之真，就要“湛于经史，以养其本”，他将经史视为古文之本，要求求古文之真于经史之中，代表了汉学家一个相当普遍的看法。

其《与门人张远览书》又云：“夫学古文而失者，其弊约有三，挟搜闻浅见为自足，不知原本于六经，稍有识者，以大全为义宗，而李氏之《易》，毛郑之《诗》，贾孔之《礼》，何休服虔之《春秋》，未尝一涉诸目，于史也亦以考亭纲目为上下千古，不知溯表、志、传、纪于正史，又或奉张凤翼、王世贞之《史记》、《汉书》，而裴驷、张守节、司马贞、颜师古、李贤之注最为近古者，缺焉弗省，其失也在于俗而陋；有其学矣，骋才气之所至，横驾旁骛，标奇摘异，不知取裁于唐宋大家以为榘蠖；而好为名高者，又谓文必两汉，必韩柳，不知穷源溯流，宋元明以下皆古人之苗裔，其失也在于诞而夸：其或知所以为文，与为文之体裁派别，见于言矣，未克有诸躬，甚者为富贵利达所夺，文虽工必不传，传亦益为世诟厉，其失也在于畔而诬。

夫以为文之难，而其所失又复多如此。

则有志于古人不可以不知所务明矣。

”认为“挟鼗闻浅见为自足，不知原本于六经”，“不知溯表、志、传、纪于正史”、“不知穷源溯流”是“学古文而失”的最主要原因，其意也在强调经史对于古文的本源作用。

《湖海文传》在选文定篇时则体现了“考据为文”的理论主张。

所选多为考据之文。

胡玉缙《湖海文传书后》云：“其时考据之学正盛，如日中天，故所录皆炳炳琅琅，并以见国家之气运，阮元推为有明三百年来所无，此盖提倡实学者之言，实未足为论古文者之标准，而议者必欲以古文派相责难，则于知人论世之识，抑何缺如也?”指出其选文以考据之文为主的特色，与一般古文家选本明显不同。

如《湖海文传》选戴震文章23篇：《在睿玑玉衡以济七政解》、《周礼太史正岁年解一》、《周礼太史正岁年解二》、《周髀北极睿玑四游解一》、《周髀北极瑞玑四游解二》、《毛诗补传自序》、《六书论自序》、《隶八分辨序》、《九数通考序》、《记尧典中星》、《记夏小正星象》、《与王编修凤喈书》、《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论韵书中字义答秦尚书书》、《江慎修先生事略状》、《于清端公传》、《与是仲明书》、《大戴礼记目录后语》、《书玉篇卷末声论反纽图后》、《书卢侍讲所藏宋本广韵后》、《书刘�切韵指南后》、《读淮南子洪保》、《顾氏音论跋》，基本上都是经史考证之文。

而朱�《国朝古文汇钞》选戴震文章15篇为：《法象论(有序)》、《与方希原书》、《送右庶子毕君赴�秦阶道序》、《郑学斋记》、《宁乡县修城台楼堞记(代)》、《凤仪书院碑》、《沂川王君祠碑》、《于清端传》、《张义士传》、《王廉士传》、《戴节妇家传》、《四川布政使李公墓志铭》、《辑五王先生墓志铭》、《昆山诸君墓志铭》、《戴童子圹铭(并序)》。

沈粹芬等编选《国朝文汇》选戴文9篇为：《与方希原书》、《送右庶子毕君赴�秦阶道序》、《郑学斋记》、《于清端传》、《张义士传》、《王廉士传》、《戴节妇家传》、《辑五王先生墓志铭》、《戴童子圹铭(并序)》。

后两部选本所选戴文则多为词章之文，三部选本仅1篇文章相同，而《国朝古文汇钞》与《国朝文汇》对戴震的选文则大体相同，可见《湖海文传》与其他选本在选文标准上的巨大差异。

《湖海文传》选姚鼐文章也是如此，《湖海文传》、《国朝古文汇钞》、《国朝文汇》三部选本也仅1篇文章相同，而《国朝古文汇钞》与《国朝文汇》所选姚文则同样大体相同。

姚鼐虽然提倡义理、考据、辞章三结合，但与汉学家对考据与义理、辞章之间关系的认识则大不相同，汉学家古文理论由此可见一斑。

《湖海文传》还另列两卷专收考证文体类的文章，卷十一“考”体文中选有胡虔《二南考》，丁杰《驺虞考》、《首饰考》，钱塘《三代田制考》，韦协梦《无算爵考》，桂馥《明堂月令考》，顾栋高《春秋三传稀袷考》、《春秋谥法考》，胡虔《豫章考》，洪钟《豫章考》等文章，卷十二录孙星衍《日缠考》、《河图洛书考》，翁方纲《王莽大泉五十考》、《铜柱考》，冯敏昌《魏故南秦州刺史司马使君墓志铭考》，邢澍《长兴谢文靖公墓考》，查礼《畏吾村考》，汪中《石鼓文证》等文，这在其他古文选本中是非常少见的。

这表明《湖海文传》在选文定篇时与其他选本显著不同，既反映出乾嘉时期考据学风的盛行，也体现出汉学家重考据的文论主张，故汤寿潜云《国朝文汇序》：“嘉庆时青浦王氏昶录并世之文为《湖海文传》，特详于考证，乾嘉诸老之论大略在焉。

”对文体与学问考据关系的辨析王昶《湖海文传》对学问考据与散文文体的关系作了辨析，这也是汉学家文论的一个重要特点。

《湖海文传》入选各类文体达30多种，但这些文体在选本中的地位则有显著的区别。

赋、颂文、讲义是“欲使逢掖之士略窥程式，以为他日拜献之资焉”，仅仅为了使逢掖之士知道其体例，以便应酬时可用而选。

哀诔、祭文乃是“近世视为应酬之作，过情之誉，几同谀墓。

求其情文相生、词无溢美者，百不得一”，“至于铭赞，必句奇音雅方合体裁。

文传中各取数篇，以备一格”，哀诔、祭文、铭、赞是“以备一格”而选，以表示这种文体的存在。

杂著是因为“其有无可附丽而文足采取者”而附于卷末，可见，王昶对以上这些文体只是聊备一格并不重视。

序跋类是《湖海文传》中选文最多的文体，王昶对序跋类与学术考据的关系作了细致的辨析。

他将序跋类一分为三：序、书后、跋。

他说：“叙文次第，稍以经史子集为先后。

诸作皆能于本书推见原委，是以所收较夥。

诗文集叙，则必于原流派别与其人之性情、学问有所发明，方始登载。

至赠行寿言，昔贤集中不废斯作，故亦间为采录。

”他首先肯定序体文“能于本书推见原委”，所以收录较多。

他对序体文的编排次序“以经史子集为先后”。

他后面又专门提到诗文集叙，认为“必于原流派别与其人之性情、学问有所发明”的诗文集叙才予以选录，可见他是将有关经史之序和一般的诗文集叙区别对待的。

至于赠序，只是“间为采录”而已，并不予以重视。

这从他的选文定篇电可得到证实，序体文选文共十五卷，其中有关经学的序文五卷，有关史学的序文四卷，有关子类序文二卷，诗文集序三卷，赠序一卷。

由此可见王昶明显更加重视有关经史之学的序文。

而所谓“推见原委”、“有所发明”则是指考据而言，就是序文必须对经史子集有所考据，方能人选《湖海文传》。

谭献《复堂日记》云：“阅《湖海文传》。

录诸书序文最黔，是其用意所在。

”这一点他在“书后”、“跋”体文中说得更加明白：“经传、碑版、题跋，或究其原，或正其失，言简而赅，皆于本文互相发明。

翁阁学方纲、钱少詹大昕、阮抚军元诸君所撰金石跋尾，尤足资经文考证。

”汉学家对题跋体多有偏爱。

钱大昕著有《潜研堂金石跋尾》二十五卷行世，卢文昭《抱经堂文集》三十四卷，其中题跋类居然占到十卷之多，原因在于题跋类文章能够“或究其原，或正其失，言简而赅，皆于本文互相发明”。

所以王昶专门称述汉学家翁方纲、钱大昕、阮元的金石跋尾。

可见，王昶认为序跋类文章颇能“推见原委”、“有所发明”、“足资经文考证”，因而选入特多。

对论辨考证类文体，王昶说：“说经论史，言人人殊，各据所见，原属并行不悖。

《文传》中所录论、辨、考、释、解、说诸篇，虽持论问有异同，然皆学有本原，辞无枝叶，正足资学者疏通而证明焉。

故不敢执一见以为去取。

”论辨类主要就是说经论史之文，汉学家不但经论以考证为主，就连史论也以考证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