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中的鲁迅

鲁迅眼中的传统文化
汉语言文学1501王亮201404010626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同样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

——郁达夫
鲁迅生于清光绪七年，卒于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做了一辈子的反动派，至死不妥协可谓善始善终，就这一点是历史上大多数文人比不了的。

由于从小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洗礼，鲁迅从骨子里拥有传统文人的一种气节。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鲁迅是成长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石上，纵他一生与中国传统文化联系是密不可分的。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相当丰富和复杂的概念，它最为确切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呢?如果要对此点进行界说的话，也许就可以写出不少的论著来，然而鲁迅并不是一位系统探讨和专门研究某一种学科的学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阐述和剖析也同样是如此，他并不是从概念的界说着手，列举中国传统文化究竟包括哪几个基本的方面，分析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或尖锐矛盾的种种关系，探索这种传统文化的起源、演变以及发展的轨迹。

鲁迅是一位异常犀利和深刻的思想家，像他这样对于传统文化的猛烈批判和深刻剖析，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他对于表现在中国的许多书籍、绘画、建筑里面，以及渗透于社会生活每个角落中间的这种思想文化状态，通过自己独特的观察、感受和理解之后，作出有力的批判。

作为鲁迅对传统文化批判重要著作《摩罗诗力说》，在今天这样一个传统文化沦丧且新文化没有完全建立的时代就具有其重要意义。

从青年时期开始，鲁迅就以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主潮的深切感受，作出过下述的宏观性的判断，认为“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应该说这种从他自己切身感受中间升华出来的哲理概括，抓住了中国传统文化很重要的特征。

“理想在不撄”，确实是在这几千年中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面貌，这种“不撄”的“理想”，规定着世世代代的人们的思维与行为方式，成为一种主导性的精神现象，教诲着人们既不要去直面或改变严酷的现实，又不要去坦诚地披露或触动内心中的思想，而只需沿着一条既定的思想和精神轨迹，按照早已定型的道德伦理规范去思想与行动就成了。

由于这种传统的文化理想，在极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文学审美品格的缺乏真情实感，缺乏思想的震撼力量，从而变得平庸和荏弱，用鲁迅的话来说是“无有为沉痛著大之声，撄其后人，使之兴起；即间或有之，受者亦不为之动。

从中国文学史的整体情况来看，“伟美强力高尚”的审美品性确实是相当缺乏的，其问自然也偶或有咏叹“沉痛著大之声”的伟大诗人出现，然而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理想已经渗透和笼罩在许多人的顶空，所以那些杰出的诗篇也就无法很好地打动他们。

按照鲁迅的这种逻辑推理，即“不撄”的传统文化理想造就了“不争之民”，而“不争之民”又无法很好接受反对这种“不撄”传统的声音，鲁迅的感受和结论无疑是十分符合于整部中国思想文化历史的。

问题还在于这种严酷和枯燥的专制主义文化精神，早已成为广大民众的惯性思维方式，很少有人能够意识到这种传统文化，是在虐杀和麻醉他们的思想与精神。

鲁迅那种控诉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主张，不但几乎无法从他们中间产生出来，而且就是产生了这种光辉的思想认识之后，也很少有人会去理解和接受，这是因为在本质上虐杀人们的传统文化的主导精神线索，麻痹和陶醉着广大人们，鲁迅将这称为“软刀子”。

因为“我们看这些古东西，倒并不觉得于中国怎样有害”，“古老东西的可怕就正在这里。

倘使我们觉得有害，我们便能警戒，正因为并不觉得怎样有害，我们这才总是觉不出这致死的毛病来，因为这是‘软刀子”’。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这把“软刀子”，确实是很难被人们清醒地认识的，尽管已经有鲁迅这样的伟大启蒙主义者，早就发出了“警戒”的声音，然而这种思想主张竟也像流进沙漠的泉水
一样，顷刻之间变得干涸了，无法在广大的人们中间留下深刻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这种历史惰力的侵蚀和危害作用，确实是异常可怕的。

在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中，儒家无疑占有支配性和主导性的位置，而儒家学说的创始者孔子，又无疑是中国思想和文化史中至高无上的最为神圣的人物。

由孔子集大成的儒家学说，在两千多年以来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

这种儒家学说为了能够更加适应于专制帝王统治的需要，在自己的全部发展过程中，曾不断吸取了其他各种学说与宗教的主张。

譬如在汉代就吸取了黄老之术和法家之律；而对后世更形成精神桎梏的宋明理学，也吸取了道家和佛教的不少内容与恩辨方式。

作为思想家而不是作为研究思想文化史学者的鲁迅，自然不会具体而微地去阐述儒家学说在中国思想文化中发展变化的全貌，而只能是从自己对于它进行犀利观察和深邃感受的角度，作出了不少富有宏观性和启迪性的见解。

鲁迅在对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中间，最为突出的锋芒自然是针对着儒家学说的。

他在“五四”启蒙主义运动中间，抨击了儒家学说的“一意提倡虚伪道德，蔑视了真的人情”，认为“‘孝’、‘烈’这类道德”是“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

儒家学说提倡“三纲”，从其中的“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出发，就必然会责成儿子的一切行为和言论都得服从父亲，妻子的一切行为和言论都得服从丈夫，即使是父亲和丈夫没有丝毫的道理可言，即使是儿子和妻子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也得这样去做。

像这样不顾一切利害与情理提倡盲目服从，只能造成“幼者”和“弱者”的痛苦，如此残酷地束缚和蹂躏着他们，用野蛮的手段限制他们“真的人情”的正常发展，这种被统治者利益的极端片面的伦理观念，就必然会形成十分有害的。

鲁迅对道家思想的评价是“老子书五千言，要在不撄人心，以不撄人心故，则必自致槁木之心，立无为之治”。

认为道家思想的实质在于“不撄人心”，逃避人世的斗争，主张“无为之治”，这确实是抓住了老子思想最为重要的特征，不过鲁迅又认为“老子之言亦不纯一，戒多言而时有愤辞，尚无为而仍欲治天下，其无为者，以欲‘无不为也’”。

老子身经乱世，厌倦了人世的纷争，却又有救世的图谋，于是就确立了“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后来逐步形成稳定秩序和与民休息的黄老之术，对汉初政治和经济局面的稳固与发展，产生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道家思想的另一位始祖庄子，进一步发挥了老子“无为”的思想。

鲁迅认为“自史迁以来，均谓周之要本，归于老子之言，然老子尚欲言有无，别修短，知白黑，而措意于天下；周则欲并有无修短白黑而一之，以大归于‘混沌’，其‘不谴是非’，‘非死生’，‘无终始’，皆此意也。

中国出世之说，至此乃始圆备”。

比起老子来，庄子确实是更进一步“自无为而入于虚无”，完全陷于失去一切是非标准的相对主义境地，即宇宙万物都并无质的规定性的区别。

他主张“等是非”、“等贵贱”、“齐物我”、“齐生死”，像这样完全取消了事物之间的界限和区别，实际上也就是彻底地否定客观世界的存在。

他形成这种非理性主义的主张，是出于对战乱和黑暗秩序的否定与逃离。

在佛教的诸种派别中，鲁迅是欣赏小乘的，他表述过自己“对于佛教是有一种偏见，以为艰苦的小乘教倒是佛教，待到饮酒食肉的阔人富翁，只要吃一餐素，便可以称为居士，算作信徒，虽然美其名目大乘，流播也更广远，然而这教却因为容易信奉，因而变得浮滑，或者竟等于零了”自然在主张“普渡众生”的大乘教派中，也有艰苦修行的，看出他是主张言行一致，艰苦卓绝地为理想和信仰而奋斗的，这正是鲁迅精神的重要实质。

也正是从这样的出发点，他才不赞同“欲以佛法救中国”，佛学确实不能成为拯救中国的奋斗理想和目标，鲁迅的这个见解是十分准确的。

至于佛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作用和影响，也像鲁迅对于道家的学说那样，并未引起他自己充分的注意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