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宋代茶叶的生产与流通

2019年第03期作者简介：李璟（1979-），女，河北南宫人，教授，研究方向：优秀传统文化。

收稿日期：2018年12月15日。

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朝代，其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均在汉唐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尤其是经济方面。

英国著名学者伊懋可（Mark Elvin ）认为，唐宋之际发生了一场“经济革命”，它不仅涉及农业、水运、货币和信贷等方面，还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市场结构的变动。

哈佛大学宋史研究专家黄仁宇甚至宣称，中国的物质文化是由宋展开的。

以“茶”为例，茶初兴于唐，却繁盛于宋。

宋代三百年间，茶的生产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种植、管理、采摘日趋精细，产品种类层出不穷，加工工艺不断革新。

作为上至帝王下至百姓日不可缺的商品，茶叶的生产、流通及消费还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繁荣和文化兴盛。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甚至改变了整个社会经济尤其是农业的产业结构，使宋代呈现出现代社会气息。

加之文人雅士频频吟诵歌咏，宋茶逐渐走进社会各个阶层，渗透到世人生活的每个角落。

1宋代茶叶生产在我国，茶叶的种植和饮用历史悠久。

早在西汉，就有“武阳买茶”、“烹茶尽具”[1]的记录。

隋唐时，茶叶的种植更加普遍，陆羽在《茶经》中就提及了产茶的43州郡。

到宋代，淮北及江南处处有茶，其中以东南诸路（包括福建）种植最广、产量最大、茶质最佳。

据专家测算，仅北宋茶叶产量就超过了1亿斤。

1.1茶园的类型与运营宋代茶园按所有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政府直接控制的官茶园，名盖群芳的北苑御茶园就属其中，宋代高档名茶多出于此。

另一类则是民间经营的私茶园，分布地域广泛，出产茶叶品类不一，质量也参差不齐。

私茶园的拥有者身份各异，有寺院、官僚士大夫、也有普通茶园主和茶农。

据《宋会要辑稿》记载“产茶州军诸寺观园圃甚有种植茶株去处”，著名书法家黄庭坚也在家乡双井拥有茶园。

即使是园主和茶农经营的茶园，规模也大小不一，年产量从几万斤到一二百斤均有，因而经济实力相差悬殊。

作为个体小生产者的茶农多为一家一户经营，从种植到采摘加工都亲力亲为，有些规模稍大的茶农会在采摘的繁忙季节，雇短工“薅采”。

大茶园主，包括寺院和官僚士大夫既可以将占有的茶园分租给无茶园或茶园甚小的茶农，自己坐地收租，也可以直接参与经营，只雇佣农民及客户作为短工或日工。

在两宋未施行榷茶之期，园主可直接将茶叶出售给商人，有时商人也会提前预付一笔钱作为明年购买茶货的定金，园主可以利用这笔定金来雇佣人工，开展生产。

因此，在宋代商业资本已与茶叶生产缔结了紧密联系。

在资金紧张，茶园无法维系之时，园主也会“逐年举取人上摘利粮食，雇召人工”，待茶售出后，“得钱填还债利”[2]。

由此可见，宋代高利贷资本也已渗透到茶园的日常运营之中。

此外，由政府直接经营的官茶园虽然总量不多，但管理却极为严格。

这些茶园主要负责督办官焙贡茶，运营所需的各项费用及支出都有保证，绝大多数产品只为帝王专享，即使作为朝廷重臣的宰执，如能稍沾余润也是莫大荣耀。

众所周知，欧阳修是一位爱茶之人，但其身居要职二十余年，也仅得过一块皇帝赏赐的茶饼。

更有甚者，据北宋王巩《随手杂录》记载，哲宗皇帝曾让人秘密传带贡茶给苏轼，想来也是怕其他重臣知晓而眼热心酸吧。

1.2茶叶的种植与加工宋时，茶叶从种植到采收一般要历时三年，培植、管理、制作等各个环节都需要精心劳作。

茶树要种在倾斜背阴的山坡上，选择排水性较强的地块，用糠、焦土、蚕沙培植，以淘米泔水或小便粪水浇灌效果更好；茶叶采摘必须在日出前完成，只能用指甲迅速掐断，不能以手指揉拧；加工时要将鲜叶精挑细选，濯洗干净，上甑蒸香，火候恰当。

宋时许多茶园对茶叶的生产、加工都极为重视，以建安地区（今福建建瓯）北苑御茶园为例，其采茶时每日雇工二百二十五人，只挑选当地土著居民或谙晓茶性之人，于每早辰时鸣锣聚集。

鲜叶采摘拣选完毕，进行烘蒸研治时甚至要求茶丁剃去所有须发（后变更为净手更衣），之后再经蒸、榨、研、造、过黄等程序制成茶饼，最后再以珍膏油其面才算完工。

其出产的大小龙团，密龙、翔龙等为北宋贡茶的巅峰之作，被誉为“独冠天下，非人间所可得也”[3]。

当然，并非所有茶叶的加工都能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一般片茶制造仅较注重“蒸”和“碾”的环节，加工者将清洗过的茶叶放人甑中用沸水蒸，既不能过熟，又不能不熟。

“碾”的工序虽然对技术要求并不高，但所需的劳动强度却很大，有条件的地区往往会借助水力驱动磨盘来加工茶叶，因此有“水磨……比之陆磨，功力数倍”[4]之说。

南宋时，民间更是大量生产出迎合中下层人民需求的散茶（即草茶）和末茶。

宋代葛立方在《韵语阳秋》中记载“自建茶入贡，阳羡不复研膏，只谓之草茶而已”，名噪一时的“双井”、“顾渚”就属散茶之类。

末茶或散茶的加工比片茶要简易得多，便于大量生产，因此价格也相对较低。

值得注意的是，南宋加工散茶略论宋代茶叶的生产与流通李璟（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文史教研部，河北石家庄050000）摘要：宋代时期，精细化的茶叶种植与加工技术成为中国制茶史上的一个亮点。

在交引榷茶法与贴射通商法交替施行的背景下，宋代逐渐形成了茶叶流通的各级市场，政府与大茶商利用各种政治经济手段，获利颇丰。

本文将从茶园运营、茶叶加工、茶货运销等方面对宋代茶业的生产与流通进行简要分析及探讨。

关键词：宋代；茶叶；生产；流通历史·文化2512019年第03期学术专业人文茶趣时除蒸清之外，还出现了“不团不饼”的炒青之法，可以说是茶叶制作工艺的一大变革。

2茶叶的流通茶叶作为重要农产品之一，其交易往往经历从分散到集中再到分散的诸多环节，而这一过程也必然建立在宋代国家法律基础之上。

2.1茶法的变迁北宋初年，田赋或者说是农业税是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后茶、盐、酒等构成的商业税所占比重逐渐增大，“夫邦国之本，财赋攸先；山泽之饶，茶苑居最”[5]，这直接导致了由政府高度控制的征榷茶法被频繁采用。

宋太祖乾德二年始设榷茶场，除川峡、广南诸路外，茶户在缴纳茶税之后要将所有余茶出售给官府，不得藏匿。

宋政府还在主要的茶叶生产地和集散地设置“六榷货务”及十三山场，集中控制茶叶购销环节。

商人只能从设在京城的榷货务购买茶引，再凭引前往产地榷务部门领取茶叶。

通过这种“交引法”，国家获得了巨额茶利，也不可避免地引发了政府、商人与茶园户之间的矛盾。

太宗时期，西北战事频繁，物资匮乏，为鼓励商人向边防输送各类物资，“交引法”发生了变更，所谓的“贴射法”开始施行。

“许商人输钱京师，给券就茶山给以新茶”[6]。

虽然商人仍要于京师付钱领券，但其后可以直接到产地同园户交易，榷茶机关不再干预，政府对茶叶贸易的控制相对放松，因而这项做法也被称为“通商法”。

然而，不久通商之法又被变更回交引榷茶法。

规定商人向西北输送粮草或钱货后到京师榷货务领取报酬，这种报酬传统上称之为“三说法”，即将输入货物的总价析而为三，一份给付现钱，一份以犀象杂货冲销，还有一份用茶引折抵。

此后，茶法基本就在交引榷茶法与贴射通商法之间交替轮换了，至徽宗朝蔡京推行“政和茶法”时，两宋茶法进入了相对稳定阶段。

政和茶法结合了通商与禁榷两种做法，既不干预茶的生产过程，也不禁止商人同茶户进行直接贸易，但却通过进一步严密对茶户控制和茶商的管理，保证了国家在茶利分配上的最大份额。

2.2茶叶的运销宋代大型茶叶集散市场主要包括东南七路产地市场，汴京为中心的北方销地市场，川峡四路及西部和南部少数民族地区的产销地市场和永兴秦凤、熙河为中心的西北诸路及邻邦的销地市场，茶货多由南向北进行大规模长途贩运。

以崇宁元年（1102年）为例，茶叶从园户手中汇集到政府直接控制的十三山场，然后再输往六榷货务。

茶商要想取得茶货必须先向京师榷货务交纳钱物，再前往设在各个市场的榷货务领取，之后才能经水陆辗转到各地销售。

当时，政府直接设置的十三山场和六榷货务是全国重要的茶叶集散市场，每个山场都有自己相对固定的受纳茶源与运销路线。

而在在未施行榷茶的时期和地区，除大中型茶叶集散市场外，遍布城乡各地的小集市、草市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初级市场的作用。

“包茶裹盐入小市，鸡鸣犬吠东西邻”[7]、“鸡飞过篱犬吠窦，知有行商来买茶”[8]就是这一情况的生动写照。

宋代，茶叶之所以能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还与其运输方式和运输能力密不可分。

西南地区茶货主要依靠传统的陆路运输。

以四川为例，宋朝与西北少数民族贸易时多采取以茶易马的方式，这使得川茶主的主要销售市场就集中在熙秦路。

因此，政府沿茶马交易路线设置了多个茶递铺，由当地厢军或百姓充役，监管茶叶的运输。

尽管史书对此法多有诟病，常诉其劳民伤财之害，但这一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川茶的跨境运输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此外，宋代发达的漕运对茶叶运输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尤其是在北宋，运河上经常可见繁忙往来的运茶船只。

各类茶货源源不断输往北方、西北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着沿途的经济发展。

茶利甚厚，辗转销售，常能获利数倍，因此各大商贾趋之若骛。

宋代海上茶叶运销路线也非常发达，东亚、南亚、非洲等许多国家都通过海运从中国大量进口茶叶，茶货输出港多集中在明州、广州、泉州三地。

借助各种运输方式，茶不断突破地域限制，逐渐成为了全国性甚至是全球性的日用消费品。

2.3流通的利润在实行榷茶法的地区，宋政府通过低价购买园户所产茶货，加价出售给茶商的方式，坐享垄断式茶利。

据《文献通考·征榷考五》记载：宋政府买入蜡茶（今福建出产）的价格为每斤在35到190钱之间，片茶在65至250钱之间，散茶则在16至38.5钱之间，而出售给茶商时每个种类、等级的茶叶均有较大幅度的加价。

至道末年（公元997年），宋政府仅靠售茶一项就收入2,852,900余贯，天禧末年（公元1021年），这一数字又增加了450,000余贯，即使扣除运输途中的各项费用，宋政府仍然能够通过低买高卖的方式赚取巨额茶利。

除政府外，多数情况下，从事茶叶贸易的大商人也能获得数额相当的利润。

例如，之前提到宋太宗时期为调动商人向西北边境输送粮草物资而实行了交引榷茶法，此法通过以茶引偿付三分之一货款的做法吸引商人参与。

然而要想充分调动商人的积极性就必须在偿付货物价格、运费、正常利润的基础上加付一定比例的超额利润作为报酬。

这种额外支付的报酬常被称为“加饶”或“加抬”、“虚估”，且并无定分，可以由转运使酌情裁处，“当得十五六千至二十千，辄加给百千”[9]的现象非常普遍。

带来超高利润的“虚估”逐渐为商人酬劳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之相比货物本身的价值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了。

一些大茶商还借助其强大的行业影响力，在销售时采取规定市场价格的方法，进一步攫取茶利。

当时京城茶行中居垄断地位的大商人约有十几家，如有外地客商来京售茶，常会先宴请当地大茶商并请他们制定销售时的指导价格。

有了超强的经济实力做保障，大茶商们往往可以在茶法变更时参与讨论与决策，进而影响相关政策的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