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韩非子与法治

浅谈韩非子与法治、人治

姓名：李淼

[论文摘要]就我们所知，法治是指“由统治者通过强制性的法律来治理国家，管理社会。法律由人民制定，统治者严格依据法律进行统治，形式上统治者只对法律负责，统治者通过对法律负责来间接对人民负责。”人治是指“个人或少数人因缘历史原因掌握了社会公共权利，以军事、经济、政治、法律、文化、伦理等物质的与精神的手段，对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其他成员进行等级统治的社会体制。”由此可以看出，韩非子的“法治”并不是当代意义上绝对的法治。他在以“法”、“术”、“势”三者的结合来为君王提供王权的保障的前提下，争取为社会提供一个平等的环境。

[关键词]法家，儒家，韩非子，法治，人治，君权

作为治国的基本办法，法治和人治是许多学者争论探讨的地方。韩非子作为法家的集大成者，到底他提倡的是“法治”还是“人治”？他的“法”，仅仅是“刑”吗？他所设立的法对君主有没有约束？

当我们严格地从“法治”与“人治”的定义看，似乎韩非子提倡所谓的“法治”偏向于人治，但人治理论有个特点，就是那个治理的“人”一定是一个“贤人智者”，人治建立起来的基本假设中有“社会应当有而且确实有办法将这些贤人智者选拔出来，赋予他们以决断事物的最终权利”。通过以下的论述，我会逐步证明韩非子提倡的“法治”从真正意义上既不完全是“法治”，也不完全是“人治”，但总体偏向于“法治”。我们只能辩证的看2000多年前的法律思想，毕竟能从“人”向“法”的转变已经是很不易了。

韩非子的“法治”

冯友兰认为法家是出于“法术之士”，而法术之士就是“当时之一种专以政治为职业之专家”。“之所以别家没有冠上法术之士的称号，是因为别家对于政治的见解，多解于理想，与实际政治相差甚远。”我认为冯友兰的说法是正确的，这就是为什么只有法家的刑罚特别苛刻但是平等。为什么终于从“人治”的观念逐渐转变到“法治”的观念。这样看来，韩非子是一位政治现实主义者而不是政治理想主义者。

首先，这个政治现实主义者提出的法是公正的。“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法者，国之权衡也。（《管子·七法》）”以上论述表明，法家从一开始就是把法认定为客观的，公正的而不是君王意志的派生物。《韩非子·五蠹》中“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者谓之公”自环，就是专为个人一己打算。较早说明法的“大公无私”的是慎到，而韩非子也继承了慎到以公私来区分法与非法的传统，“明主之道，必明于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韩非子·饰邪》）

另外，从“大立法令者，以废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废矣。私者，以乱法也。（《韩非子·诡

使》）”可以看出，为法家法所禁之私，不仅包括了“臣私”而且还包括了“君私”。韩非子明确的主张“上无私心”、“上无私威”君王的“私心私威”是法律所不能容得。在法家人士眼里“臣私”违法，而“君私”同样违法。因此，不能说君代表了公，臣代表私。公正的法律对君臣一视同仁。而且，在管子看来，君之私尤其需要反对：无道之君，既已设法，则舍法而行私者也。为人上者释法而行私，则为人臣者授私以为公。这里就是说的君主和臣子“上梁不正下梁歪”。

同时，《韩非子》中强调了法律不宜经常变动，认为“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五蠹》）对此，韩非做了进一步分析：“凡法令更则利害易，利害易则民务变，务变谓之变业。故以理观之，事大众而数挠之则贼其泽，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贵静，不重变法。”（《解老》）这正是法家与儒家的分歧之处，儒家不注重法，标准不定，是非赏罚可以随统治者的意愿而变动，会造成人心不稳；法家则主张法令不变，则治理国家的原则不会因人而异。

并且，法家反对孔子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说法，坚持同样的法适用于所有的人，不分高贵卑贱。韩非子在商鞅之后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作了进一步的说明：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法律绝不屈从偏袒尊贵者，正如作为量直之具的绳不能缠于曲的东西一样。对过错的刑罚不能避开大臣；对善行德奖赏，也不能撇开匹夫。对于历来法律偏私“尊贵之臣”，对于“刑罚之所以诛，常于卑贱”，韩非子深感不平。作为法家集大成者的韩非子比管子、商鞅、慎到等人更为注重君权，但他没有放弃他们一以贯之的要求君王守法的传统。“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能正一国······使中主守法术，拙匠执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韩非子·用人》）”以上论述表明，韩非子并没有将君主置之法外。他告诫君王，如果肆意妄为而不守法，亡国是必然的结局。君王守法，是君王治国必不可少的。同时，在此段“中人”指的是除了尧舜这些“上人”和舜纣这些“下人”以外的大多数君王。如果所有君王都像尧舜那样，法术势都不必要。这里看出韩非子并没有要求君主一定是一个“智者贤人”，这也与“人治”中对君王的要求不符。

韩非子的“人治”

虽然韩非子所提出的法也具有了“立法、执法、守法”三个方面，但是我们仍然不能笼统将他完全归于法治的范畴，毕竟法家的“法”不是由人民制定，而统治者也没有对法律负责的义务。法家人士无疑都以君王为立法者：一切法律都是由君王制定的。尽管君王在立法时会听取大臣，尤其是宰相的意见，但是，这种立法程序远远不够规范。比不上古罗马时代由元老院立法的制度。例如，虽然法家人士主管上孜孜以求君王守法，但并未设计出一套客观的制度来使君王不得不守法。而在罗马法体系中，则有监察官来转门负责监督执行法的情况。正如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所言：法家最大缺点，在立法权不能正本清源。法何自出？谁实制之？则仍曰君而已······立法权在何人，则废法权即在其人。夫人主可以自由废法立法。

梁启超如此评说法家是非常中肯的。在立法和守法缺乏规范的情况下，君王守法难以有客观的保证，而维系与君王个人的主观品质。因此所谓法治完全可能会变成人治。

按照韩非的思想体系，立法权完全操纵在君主一人手中。韩非提出“法自君出”、“言无二贵”（《问辨》）的观点。申不害断言“一言正而天下治，一言倚而天下靡。”君主一张嘴就是法，实际上就等于无法。纵然法家在措辞上有所侧重，但其所谓法治的内容实际上还是体现君主个人一直，只是希望君主不要凭自己一时喜怒而随时变动，要有一个比较稳定的规范，所以，这和现代的法治不可同日而语。从君主一个人独掌立法大权看出还是有一定“人治”成分存在的。

另外，在韩非的立法思想中，他认为法不必求民众满意。在他的思想中，民众都是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