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翻译

浅谈中国哲学的翻译

摘要：中国哲学作为世界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其独特性和重要性。对于中国哲学的研究应当结合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背景来研究。中国哲学的翻译存在西方哲学化、文化利用型两大翻译误区，应当从对哲学关键术语的翻译以及哲学典籍的翻译两方面来完善对中国哲学的翻译，以此让中国哲学同西方文化更好的交流，传播中国哲学。

关键词：中国哲学翻译哲学术语

中国哲学分为古代哲学和现代哲学。古代哲学主要指“春秋百家争鸣”“汉唐儒道三玄”“宋代儒学的发展”“近代中西融合”四个阶段。现代哲学主要指“对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和“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古代中国主要有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为主要的哲学流派，其中尤其以儒、道、墨三家影响深远。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合一观念、阴阳变化规律、和而不同思想等哲学资源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中国哲学的翻译和诠释是一个很重要和现实的问题，涉及到中国哲学的文本、思想、概念、语汇等理解和转译的态度和方法问题。但是数百年对中国哲学的译介和研究存在着很多的误解和歪曲。尤其是毫无批判地套用西方宗教和哲学的概念、术语和命题来解释中国哲学，既误解了西方哲学，又抹杀了中国哲学的特点，丧失了对其精髓的现实把握。忠实准确地理解和推介中国哲学的丰富资源，有利于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和中西文明的交流，也有利于促进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建设。

一、中国哲学的性质、功能及翻译的重要性

哲学是民族文化的核心部分，而中国哲学史中华民族文化的产物，中国哲学典籍承载着中国哲学的核心价值。作为经典文本，它维系着一个民族得以安身立命的根基。以儒、道、释三家为主体兼及其他诸子百家的中国哲学典籍，不仅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更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因此，中国哲学典籍的翻译是关乎一个民族哲学文化的传承、交流、发展的大事，是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文化参与全球文化的一个极好的途径，而忠实准确的理解、推介中国哲学的丰富资源则更有利于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以及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从而构建“和而不同，相得益彰”的文化多元化的全球文化格局。

由此，对中国哲学典籍忠实准确的翻译显得尤为关键，对于中国哲学的翻译首先要以对经典的正确解读为前提，而后才是如何把这种解读的含义更加恰当的转化为其他的语言而被西方的人们所了解。

二、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及翻译中的误区

观察近代中外学者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大多采用以西方哲学的概念、术语、理论框架来诠释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方法，即刘笑敢提出的“反向格义”的名词术语。反向格义可能会发现中国古代哲学与西方哲学可能相通的思想观点或

概念。但是，由于文化历史不同、思维方式不同，西方的思想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也大不相同，无法有效地、准确地对应中国古代的哲学语言或概念。因此反向格异很容易导致对中国哲学思想、术语、概念的误解，导致机械地、错误地套用西方哲学概念的可能性。这种“以西解中”、削足适履的研究方法使得中国哲学不中不西、非驴非马。我们提倡“以中释中”，即以中国哲学解释中国哲学，以中国哲学自身特有的概念、范畴和历史文化背景来研究中国哲学。中国哲学不能“照着”西方哲学讲，而应该创新式地“自己讲”和“讲自己”，以自己的话语体系来讲自己的核心话题和思想观点。

当前，西方对于中国哲学的理解，主要是将西方哲学和神学假定引入到了翻译中的结果，而这种方式一直是向西方世界介绍孔子思想的主流。但是对于中国哲学的翻译，多会陷入西方哲学化以及文化利用型两大翻译误区。一是西方哲学化翻译。中国哲学术语的现行翻译往往没有充分考虑和尊重中西世界观和思考方式之间的差异，西方译者一般想当然地将最先跃入其脑际的，最符合西方语言习惯的，感觉最舒服的词汇视为最贴切的翻译。正如安乐哲、郝大维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思想文化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在其精神、道德和政治的感悟方式的表达中，缺乏对于超越性的真正充分的意识。随意使用超越的概念来表达中国的感悟方式，多半会导致严重的混乱。中国哲学的名词术语显然不能轻率套用西方哲学的语汇来翻译，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一样，只是人类一种特殊的哲学，因而有其特殊的传统和问题，我们不应轻易去比附它。所以，我们不可以把“道、理、气、德、性、心、仁”这些名词定于一项翻译，我们只能透过比较、分析、训诂、诠释、疏解，把这些名词所代表的概念引进西方哲学中，以丰富和发展西方哲学思想。

二是文化利用型翻译。西方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传教士和汉学家对中国儒家经典的翻译和研究，经常是为了通过翻译和著作来直接或间接地表达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庞德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和利用就是一个证明，他翻译《论语》等儒家经典和创作《诗章》等著作，不在于重视原作的内容，而是要通过翻译寄托自己的思想，目的是为了给腐朽堕落的西方社会找到一种药方。他相信儒家思想所代表的旧秩序、旧价值观为处于混乱无序的现代社会提供了一条出路。对庞德而言，“翻译即是再创作”。但是翻译应该是“阐释”，而不是创造。庞德翻译《论语》的方法不是语文学的、客观的，而是带有政治性的、主观的，他经常在翻译中加入自己的思想，抒发个人的政治和诗学观点。并且目前颇为流行的一种对中国古代哲学典籍进行的断章取义、为我所用式的现代解读，不仅误读和挪用了中国哲学的概念，而且也使中国哲学思想庸俗化、简单化了。

三、中国哲学的翻译方法

我们要探讨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方法，首先要从认识论上避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负面影响，强调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差异性，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我们的哲学典籍不能只局限于自身文化内部的发展，更要参与到当代哲学的对话中，

既要找到对话的共同背景，也要对差异性保持敏感。对于中国哲学的翻译要注意把握以下几个原则性的问题：一是注意保留中国文化的特征和原貌；二是译文要能体现中国文化艺术和语言创作的水准；三是注意语言流畅，具有较大的可读性。

（一）对关键哲学术语的翻译方法

对于关键哲学术语的翻译，一定要体现中国哲学的思想以及要结合中国哲学具体的语境。中国哲学中特殊名词的概念不必套用西方哲学的名词概念。一方面可以采用音译加注释的方法，这样才能保证中国哲学的丰富性及其特点。如“道”、“德”、“天”、“仁”、“礼”、“义”分别音译成dao、de、tian、ren、li、yi。音译或不译对于一些内涵丰富、思想独特、中西文化差异巨大的中国哲学概念尤为必要。再如，在《中国文学思想读本》一书里，宇文所安将“气”这一概念一直固定地用罗马式的注音法Ch’i 来音译，但是他不仅在该书前面的译介性诠释分析中对“气”进行解释和交代，而且在该书后附的“术语汇编”中给出一些相应的英文解释性释义如breath、air、steam、vapor、humor、vitality。

另一方面，可以采用综合翻译的方法。由于中国哲学在语言、思想、文化、概念、内涵等方面与西方哲学存在巨大的差异，往往很难找到一个确切对应的译名，而需要在不同的上下文里使用不同的译法。如，对于“礼”会有rutual，rites，customs，etiquette，ceremony，propriety，decorum 等不同译法，每一种翻译都可以间或表达“礼”的部分涵义。针对不同的语境和诠释而言，不同的译名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都需要加以综合考虑和利用。

（二）对哲学典籍的翻译方法

对于哲学典籍的翻译，我们要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充分的表达，即对典籍的正确诠释之后转化为别的语言。包括诠释方法跟和转换方法。一方面，作为典籍的翻译者，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也是典籍的诠释者，特别是经典的跨文化诠释者，但我们的任务不是去发展或建立新的哲学体系，而是要努力做到如何忠实地再现不同历史阶段的哲学典籍的内涵，并且要立足当下，使中国哲学典籍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参与世界哲学之间的对话，使中国文化的精神在异域发扬光大。因此，我们必须要潜回到相应的历史背景，把握儒学动态的发展过程，在对典籍文本的深入阐释过程中发展出新的哲学理念。作为当代的中国哲学典籍英译者，我们一方面先要回归元典，从中找到核心概念的训诂学意义，其次要从典籍中的核心概念的演变发展史中把握其丰富的内涵，这也是黄俊杰教授所说的概念史的研究方法。除此之外，还要注意经典诠释者是在哪一种具体的历史脉络或情景脉络中解读元典的，这对经典的理解大有裨益。

另一方面，就是典籍翻译的转换。理解之后就是表达，即如何把原汁原味的中国哲学典籍所蕴含的中国文化精神转换成以英语语言为载体的哲学文本，这是中国哲学进入当代世界哲学体系的时代诉求，同时也是弘扬民族文化，稳固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身份的重要步骤。迄今为止，西方哲学研究视野中关于中国哲学的探讨，往往是将中国哲学置入与其自身毫不相干的西方哲学范畴和问题框架中加以讨论。像这样把中国哲学典籍视为一种西方哲学传统的附属物，就完全遮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