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际冲突中的宗教因素

当代国际冲突中的宗教因素
梁丽萍　(山西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内容提要]宗教文化的对立与冲突是冷战后国际和地区冲突的焦点之一,具体表现为宗教
因素引发民族冲突与地区冲突,以及宗教极端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的结合破坏世界和平。但是,
宗教冲突决非纯粹的宗教战争,宗教冲突的真正根源在于政治与经济之间的矛盾运动,在于各种
政治集团和社会力量围绕利益问题所做的争夺。注重宗教因素与国际冲突的关联,客观分析其
间的互动规律,并由此制定相应的文化策略,应该成为国际问题研究和宗教问题研究的共识。
[关键词] 宗教因素　国际冲突　宗教极端主义　恐怖主义
在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发展中,宗教是重要
的影响因素。随着“冷战”的结束,宗教文化的对立
与冲突成为国际冲突和地区冲突的重要焦点, “世界
宗教已经培育了具有巨大权利和资源的宗教精英和
政治精英,他们有能力动员军队和人民,能够形成跨
文化的认同感和效忠感,或者能够提供根深蒂固的
神学基础和合法的社会基础。在这些方面,世界宗
教毫无疑问构成了前现代时期最强有力的和最重要
的文化全球化形式”①。“9·11”之后,越来越多的学
者注意到宗教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影响,美国学者甚
至将宗教因素作为“了解历史、政治、社会甚至经济
的一个关键因素”②
一、宗教因素的两极性作用
宗教,是人类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坐标之一,同
时,又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自然物崇拜、
原始宗教到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成熟宗教再到
当代社会种种具有“非神学”特征的新宗教、准宗教
运动,无不对其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的各个
方面产生重大影响。纵观人类的文明史,宗教的影
响力和号召力是不能等闲视之的社会力量。但宗教
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具体功能却需要冷静分析。社会
学家莫顿(P. K.Merton) 在其社会分析的理论中曾建
立了独创性的“功能分析图式”(paradigm) 。他认为,
社会功能有一个明显特征,即它的两重性,就其社会
作用而言,任何社会系统,都不只有正功能,因为有
些事情的后果,常会带来负功能(dysfunction) ,也就
是说这些后果,会减少社会的适应与调适能力。③
宗教因素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力量,与其
他许多社会力量一样,在其演化过程中亦表现出正
向与负向两种功能。就宗教与社会政治的稳定与发
展的关系而言,宗教既可以通过其社会控制功能、道
德教化和行为规范功能而对社会政治的稳定与发展
起到整合作用,又可能由于某种宗教偏见与宗教狂
热对政治的稳定与发展产生裂散作用。社会学家彼
得·贝格

尔(Peter Ludwig Berger) 曾说:“宗教在历史
上既表现为维系世界的力量,又表现为动摇世界的
力量。”④ 从维系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看,宗教因“使
人类的生活和行为神圣化,于是变成最强有力的一
种社会控制”⑤。宗教作为社会控制的一种方式和
手段,其最大的特点是借助于神灵的威名,通过为信
徒提供共同的信仰体系和价值观念达到对信众的心
理控制;同时,又通过制定教规和从事宗教仪式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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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吕大吉著:《西方宗教学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年版,第181 页。
何锦熙、王建敏主编:《西方社会学说史纲》,四川大学出版
社1995 年版,第290 - 293 页。
彼得·贝格尔:《神圣的帷幕:宗教社会学理论之要素》,上海
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20 页。
Kark Clayton , “Scholars Get Religion”,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Feb. ,2002. p. 26.
[英]戴维·赫尔德等著,杨雪冬等译:《全球大变革———全球
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年版,第465
页。
对信教群众的组织控制。从分解社会关系角度来
看,由于信仰是构成宗教的核心要素,宗教信仰对其
教徒的思想、行为方式会产生全面而深刻的影响,虔
诚的教徒可能将其全部的挚爱和感情寄托在信仰
中,而当一个“太窄的心灵只可容一种感情之地,在
爱上帝的感情占有了这颗心时,这种感情就把一切
爱人类,并为人类效用的心除掉了”①。凡物皆度,
当对宗教的信仰达到失去理智的程度时,就可能导
致偏见与狂热。这种宗教狂热,可能从教义来看是
符合的,从感情上看也是圣洁的,但它作为一种失去
理智调控的行为,会对社会产生破坏性的冲击,甚至
导致社会动荡。从历史上看,宗教狂热曾激起过多
次极端的社会运动,而在现实世界,宗教狂热也制造
了一例例骇人听闻的惨案。具体分析,受宗教信仰
的影响,信教群众的政治态度和行为常常表现出两
极化的趋向,即一般情势下的冷漠与特殊情势下的
狂热。所谓一般情势乃是指当社会秩序比较安宁,
宗教活动比较正常时,信教群众比不信教的群众更
加冷漠;所谓特殊情势是指当社会比较动荡,或社会
变化过于迅速,人们普遍难以把握,或社会出现了侮
辱或损害宗教信仰的情况时,在宗教上层人士的影
响下,信教群众显得比较活跃,可能出现宗教狂热。
这种情形就如宗教文化学家卡西尔( Ernst Cassirer)
所说:“它(宗教) 鼓励我们与自然交往,与人交往,与
超自然的力量和诸神本身交往,然而它的结果却恰
恰相反;在它的具体表现中,它成了人们之间最深的
纠纷和激烈斗争之源泉。”②
二、影响路径
宗教因素

能够广泛地介入国际冲突的旋涡之
中,其根源在于宗教与政治、宗教与民族、宗教与国
家之间千丝万缕、难解难分的关系。
在社会结构中,宗教与政治既同属于观念上层
建筑,又同属于体制上层建筑,他们之间有着非常复
杂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一方面,从政治对宗教
的影响来看,当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统治阶级自然
要求社会的宗教结构与政治结构相适合,并与自己
所维护的社会秩序相适应,因此总是要千方百计地
利用宗教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因此,政治力量无论
是当朝的还是在野的,总是从本集团的利益出发考
虑和处理政治与宗教的关系。另一方面,从宗教对
政治的影响来看,在阶级社会中宗教成为或明或暗
的政治斗争的工具。宗教之所以成为阶级斗争的工
具,除了阶级斗争的外部环境之外,还有其自身的内
在原因。(1) 宗教具有政治、法律所具有而哲学、艺
术和伦理却没有的特点,即宗教既是观念上层建筑,
又是体制上层建筑,也就是说宗教既可以作为思想
理论去影响群众,又可以作为组织制度去统辖群众。
这就注定了它与政治的关系更为紧密,也更易为社
会斗争的各方面所利用; (2) 宗教还能够利用甚至包
容艺术形式、伦理内容和哲学思想,从而使自己的影
响更为深刻、有效、广泛,而这方面连政治、法律也望
尘莫及。特别是宗教在很长时期内控制着极其广大
的人口,因而其蕴含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力量。
民族是组成国家的一个基本要素,是国家存在
和发展的基础。国家亦总是由一定的民族构成,国
家的合并与发展则又为民族的组合和分化创造了外
部条件。从人类历史与现实的发展来看,世界各民
族都有自己所属的宗教,而宗教也总是借助于民族
共同体而存在并实现自己的社会功能。宗教虽与民
族密不可分,但宗教不因这一民族国家的毁灭或民
族独立自主权的丧失而消亡。相反,某一民族在政
治上的失败往往更容易激起其在宗教上的热情而奋
起,将宗教视为民族之魂,并以此作为复兴民族国家
的旗帜。宗教是形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基础之
一, “一种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控
制、一种思想体系、一种方式,亦即一种广义的文化
思想系统”③。而宗教所具有的神圣性与超越性,各
民族必然会捍卫自己的宗教信仰,因而宗教既可以
成为具有相同宗教信仰的民族、国家融合的精神纽
带,也可能成为具有不同宗教信仰的民族、国家分裂
的原由与根据。
三、宗教因素渗入国际冲突的主要形式
宗教因素对国际冲突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宗教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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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③
陈荣富著:《比较宗

教学》,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 年版,第12
页。
卡西尔著:《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年版,第199 页。
吕大吉:《宗教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版,第
632 页。
题与民族问题的纠结上,即宗教问题的民族化与民
族问题的宗教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冷战结束
后,宗教与民族问题的复杂关联成为世界的热点和
人们高度关注的焦点,成为国际社会不安定的重要
因素之一,并造成了地区冲突和国家分裂的严重政
治影响。
首先,宗教信仰问题涉入民族、国家的矛盾,增
加了民族、国家问题的复杂性。民族的形成是一个
漫长的历史过程,宗教在民族形成的过程中,其促进
作用集中地体现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上。
宗教与民族的融合以及宗教与民族文化的共生发展
使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交织共存,相伴相随。因此,
假如民族矛盾不限于政治经济利益的冲突,还有宗
教信仰上的分歧掺合其中,必定会使原本就变化多
端的民族与国家矛盾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例如,当
今世界东西方的矛盾,既有国家矛盾和民族矛盾,又
有思想观念及信仰的矛盾;既有政治经济利益的冲
突,亦有宗教和非宗教价值观的冲突。东亚人强调
由传统宗教和传统哲学所形成的“亚洲价值”———诸
如重社会、重和谐、重道德等等;而西方社会则强调
重个人、重竞争、重利益区别的以基督宗教为基点的
“西方价值”,并且企图把其价值观全盘强加给亚洲
社会,对别国的内政横加指责,甚至公然干涉。而美
国政治学权威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 更直接
地将东方儒家和伊斯兰教两大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
突视为未来国际社会冲突的焦点,实质上是在苏联
解体后为美国寻找新的敌人,说明包括宗教在内的
信仰问题可以被人利用来强化民族对立与冲突,乃
至引起国家间关系的紧张,从而影响到世界的和平
与发展。
其次,宗教是民族利益的重要表现形式,宗教、
民族的冲突可能导致民族国家的分裂。民族是宗教
的载体,宗教是民族的意识,民族性本身就包含着宗
教的因素。当民族之间能够和平相处时,即使他们
的宗教信仰不同,也大体能够互相宽容;但当民族之
间发生矛盾甚至冲突的时候,各自不同的宗教信仰
就可能进一步加剧这种对立。民族与国家的矛盾就
其根本方面来讲,乃是政治经济利益的冲突,如领土
主权之争、市场财富之争、控制与被控制之争以及历
史上遗留下来的恩恩怨怨。但历史与现实又显示,
民族与国家政治经济利益的冲突又常常采取宗教的
形式和表现形态。因为,宗教的虔诚、信仰的象征以
及神秘的精神力量可以为这种利益的争夺提供合法
性外

衣,提供神圣的光环、文化的色彩、狂热的激情,
并成为动员和组织民众为利益而战的最便利、有效
的支持和手段。在当今世界,原南斯拉夫解体的同
时也伴随着激烈的宗教、民族冲突,其结果是直接导
致民族国家的分裂。当然,南斯拉夫的解体主要是
由于民族矛盾的激化和大国的干预,但交战各方亦
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在原南斯拉夫国家中,有信
仰天主教的克罗地亚民族,有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族,
有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族。冷战刚刚结束,这三
个不同宗教信仰的民族就展开了相互的残杀,而美
国和一些西方国家以民主化、人权、宗教自由为旗号
从中干预,从而进一步激化了当地的民族对立和宗
教分歧,最终导致统一的南斯拉夫分裂为南联盟、波
黑、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马其顿。
第三,宗教的排他性加剧了民族的隔阂和矛盾,
宗教、民族的冲突成为触发战争的渊源。宗教是以
信仰为心理基础的文化,而信仰对象作为外在的异
己力量,对于信仰主体自身具有主宰一切、至高无
上、神圣而不可侵犯的特征,由此而产生的心理定势
不仅十分强固,而且极为敏感,带有强烈的排他性。
因而宗教文化一旦受到侵害,就会引起激烈的抵触
情绪。纵观人类历史,由于宗教信仰不同而导致或
激化民族矛盾与冲突的事例不胜枚举。在欧洲和西
亚的中世纪历史上,信仰基督教的拉丁民族和信仰
伊斯兰教的阿拉伯民族由于信仰不同而长期发生冲
突乃至流血战争。而当今世界,中东地区宗教、民族
的冲突是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宗教、民
族的冲突。耶路撒冷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三教共有的圣地和圣城。二战以后,巴勒斯坦地区
被分为一个犹太国家和一个阿拉伯国家,耶路撒冷
则被定为联合国直接管理的国际城市。1948 年5
月14 日以色列建国,这遭到阿拉伯国家的普遍反
对。其后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展开多次“圣战”,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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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宗教、民族的冲突一直持续到冷战结束后的今天,
尽管和谈仍在继续之中,但和谈的每一步都非常艰
难。中东地区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与犹太人民族
矛盾的公开化与不断升级,从宗教意义上明显反映
了伊斯兰教与犹太教的差异与斗争,并直接和间接
地反映了基督宗教与二者的交叉关系。在南亚地
区,信仰印度教的印度人与信仰伊斯兰教的巴基斯
坦人之间长期对抗,并经常发生暴力冲突,乃至国家
间的核竞赛。宗教冲突显然仍是该地区恐怖事件不
断的重要症结。
宗教因素对国际冲突的另一重大影响,是宗教
极端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相结合,威胁人类的和平。
在全球

化的今天,现代宗教朝着两个完全不同的方
向前进:一方面是宗教的世俗化趋势愈加明显,社会
开始摆脱宗教的影响与控制,变得更加理性化,宗教
在社会系统操作中的重要性逐渐下降;而另一方面,
在伊斯兰教、印度教、犹太教以至于基督教、佛教等
其它宗教中,都出现了较为强烈地向它的原旨教义
复归的主张或要求,这就是所谓的“原教旨主义”现
象。①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是宗教政治化与
政治宗教化的运动,其核心是恢复伊斯兰教在政治、
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统治地位,建立神权高于一切的
政教合一的国家形式。近年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势力在西亚、北非迅速蔓延,中东地区所有穆斯林聚
居区也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原教旨主义运动,出现
了各种非法和合法的组织及政党。其中的极端派鼓
吹“圣战”,采取暴力手段达到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
最终实现“绿化”世界的目标。就如美国学者亨廷顿
所说:“在所有这些宗教中原教旨主义运动都专注于
对宗教教义、体制的净化,其方式是好战的,并根据
宗教信条来重塑个人、社会和公共行为”。② 在当今
世界的热点地区,许多事件是由宗教极端主义引发
的,据美国兰德公司统计,1995 年登记在案的国际
恐怖活动25 %为宗教极端分子所为, ③宗教极端主
义不仅可能继续激化那些热点地区的固有矛盾或者
使之进一步恶化,而且还会成为冷战后民族或种族
矛盾、冲突或战争的精神支柱。
在当今世界,宗教极端主义已与恐怖主义和分
裂主义结合并形成三位一体的怪胎。而在这三者
中,宗教极端主义更多地表现在思想和意识形态方
面,因而构成了恐怖主义与分裂主义的精神支柱和
灵魂。如在本·拉丹狂热的政治宗旨后面是伊斯兰
教中的极端原教旨主义;而参与所谓“圣战”的塔利
班士兵则是长期受原教旨主义熏陶的虔敬教徒,由
于信仰纽带、教胞情谊及宗教情感的介入,这样的恐
怖组织不仅内部有着强烈的认同与忠诚感,而且有
着为其信仰而献身的信念。
四、科学认识和评价当代世界
宗教冲突的实质
“冷战”结束后,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领域,意
识形态冲突弱化,宗教文化冲突彰显。以“两个阵
营”为主要标志的意识形态对立,是二次大战结束后
世界处于“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的重要特征。冷战
结束后,业已存在的宗教文化的对立与冲突很快凸
显出来,并成为世界不稳定的主要因素和国际冲突
的新焦点。据美国学者库尔马·路佩辛格的统计,在
冷战结束后的最初两年里,死亡达千人以上的民族、
宗教冲突曾在世界32 个国家和地区发生过,并造成
数十万乃至数百万的难民

。④ 亨廷顿教授在《文明
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曾指出:“在冷战后
的世界,文化既是分裂的力量,又是统一的力量。
??文化的冲突正在增长,而且如今比以往历史上
任何时候都更加危险, ??未来的冲突将由文化因
素而不是经济或意识形态所引起。”⑤ 这里,笔者并
不完全赞同亨廷顿教授将文明间的冲突视为世界和
平的最大威胁,但亨廷顿教授关于“在新的世界里,
文化认同是一个国家结盟与对抗的主要因素”⑥ 却
也不无道理。亨廷顿指出:“由于现代化的激励,全
球政治正沿着文化的界限重构。文化相似的民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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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⑥
同前引《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129 页。
同前引《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7 页。
宁骚著, 《民族与国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199
页。
Mark Juergensmeyer : Terror in the Mind of God - The Globle Rise
of Religious Violence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0 ,p. 6.
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
建》,新华出版社1999 年版,第94 页。
见Martin E. Marty &R. Scott Appleby , Fundamentalisms and So2
ciety (1993) and Accounting for Fundamentalisms (1994)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国家走到一起,文化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则分道扬镳。
以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确定的结盟让位于以文
化和文明确定的结盟,重新划分的政治界限越来越
与种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的界限趋于一致??。”①
特别是在战争过程中,“多样的认同隐退了,与冲突
相关的认同开始占上风,这种认同几乎总是以宗教
来定义的。??在现实中,宗教的或文明的群体,是
卷入冲突的地方集团能够寻求支持的最为广泛的群
体”②。可以说,当代世界国际形势瞬息万变,而宗
教、民族问题是许多重大事件背后的驱动力量,并引
起国际局势的痉挛性波动。
但是,宗教冲突,决不仅仅是“神神战争”———即
宗教内部的结构或派别之争及作为其沉淀的各种流
派之间的争端。人类社会没有所谓纯粹的宗教战
争,宗教战争的真正根源乃在于政治与经济,在于人
类各种政治集团和社会力量围绕利益问题的争夺,
如领土主权之争、市场财富之争、控制与被控制之争
等等。所以, “神神战争”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人神
战争”,在更大的意义说是“人人战争”。因为,自进
入阶级社会以来,宗教与政治就结合得较为紧密,一
方面,作为统治阶级自然要求社会的宗教结构与政
治结构相结合,并千方百计地利用宗教来巩固自己
的统治;另一方面,宗教既可以作为思想理论去影响
群众,又可以组织制度去统辖群众,它拥有广泛的群

众基础,因而能够释放巨大的社会能量。
就性质而言,宗教,特别是作为成熟的世界性的
宗教,总体上是温和的,是文化以信仰形式表现出来
的部分,正如文化学家克里斯托弗·道森所说:“伟大
的宗教是伟大的文明赖以建立的基础。”③按照道森
的观点,所谓的宗教,并非一种抽象的意识形态,也
不仅仅是一种古老的精神资源,而是一种绵延历史
的文化传统和潜移默化的文化习俗。从这个意义上
讲,真正的宗教都是向善的,都是主张和平的,也是
热爱和平的,决不能把分裂主义和恐怖活动与任何
一种作为正信的宗教相联系。但是,我们又必须看
到,任何宗教都以自身特有的信仰和礼仪而与其他
宗教相区别,虽然每一种宗教都宣扬它所具有的普
世与宽容,但宗教的普世与宽容不能掩盖更不能替
代它们在教义、教理之间的分歧和差异。而为了获
得更广泛的认同和影响力,宗教组织在一定范围内
还会扩大这种差异,从而表现出对其他宗教的排他
力。特别对有些地区或民族而言,由于宗教意识形
态、教义主张已渗透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甚
至形成以宗教意识形态为核心、灵魂的民族传统信
仰、传统文化。当民族之间发生冲突时,由于信仰的
介入,会使冲突更加扑朔迷离。而某些政治极端势
力正是借助于宗教旗号,利用信徒的虔诚信仰,以教
干政,来实现其政治目的。美国著名伊斯兰学者约
翰·埃斯波西托曾指出,“宗教极端主义在今天仍然
是一种威胁,如同在过去一样。但它并非局限于或
固有于某一宗教之内”,“应当把大多数人的信仰和
活动与少数极端分子以宗教、种族或政治意识形态
的名义确证其侵略和暴力的行为区分开来”。④ 应
该说,在当代世界,宗教已不仅仅是人类社会生活中
起重要的精神抚慰作用的文化体系,而且也逐渐成
为提供意识形态支持的政治资源。在这样的社会背
景下,客观分析当代世界所存在的种种宗教现象,肯
定宗教作为人类精神归属的文化地位,同时,也冷静
地认识它在社会运行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
应该成为我们思考当代国际政治与宗教因素互动的
一个立足点。
宗教与宗教问题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一个极为敏
感的问题,它向内关涉人类之整个的生存方式,向外
则往往与民族、国家及政治问题交织相伴,使人类所
面临的许多问题复杂化、尖锐化,使人类的社会生活
和政治生活经常性的面临由此而来的麻烦和困境。
注重宗教因素与国际冲突的关联,客观分析其间的
互动规律,并由此制定相应的文化策略,应该成为国
际问题研究和宗教问题研究的共识。○
(责任编辑:张文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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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国际关系》　200

3 年第6 期
①②③
④ [美]J . L. 埃斯波西托著,东方晓、曲红等译:《伊斯兰威胁
———神话还是现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123 页。
Fernand Btaudel : On History.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pp. 210 - 211.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303 页。
同前引《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12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