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行政抗诉案件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民事行政抗诉案件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民事行政抗诉概述

现行的民事行政案件的抗诉机制是根据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而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的，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㈠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㈡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㈢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㈣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1990年9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高检会【1990】15号”发布了《关于开展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法律监督工作的通知》确定了广东、湖北等六个省市作为试点单位，进行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法律监督试点，但是试点中的做法与现在抗诉案件的做法差别较大，其监督不仅包括对生效案件的监督，而且包括诉讼过程的监督。1991年8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法（行）函字【1991】91号”《关于人民检察院对行政诉讼进行法律监督具体程序问题（给广东省高院）的复函》指出，根据《行政诉讼法》第64条、《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18条的规定，参照民事诉讼法第186条和第188条的规定，对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行政案件，法院应当再审。再审开庭时，应当通知检察院派员出席法庭，并将裁判结果告知检察院。至此，民事行政抗诉案件结束了试点阶段，开始了正式的实施阶段。同时，民事诉讼法正式实施也为检察机关开展民事审判的法律监督提供了法律依据，从此检察院抗诉工作蓬勃开展，抗诉案件数量迅速增加。客观地说，近年来检察机关通过办理大量的民事、行政抗诉案件，较好地发挥了对民事行政案件的法律监督职能，对维护司法公正、救济当事人的权利，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抗诉案件的再审改判和撤销原判决的情况却逐年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检察机关追求抗诉数量，忽视抗诉效果的倾向。不可否认，民事行政案件抗诉中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和不足，也存在许多急待改善和完善的地方，

二、当前民事行抗诉案件中存在的问题

㈠抗诉范围的过宽性

对所有生效的民事、行政案件的判决、裁定，检察机关都可以提出抗诉。而不管此裁判文书生效时间之长短，执行完毕之与否，案件类型之所属。这即民行抗诉对象时间上的无限性、对象上的不受限制性。其弊端主要有以下两点：

近年来，在抗诉案件数量不断增多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在受理和审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中也面临一些困惑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1、抗诉时间上的无限性。使一些法院裁判定纷止争的功能大打折扣。现实中，这些案件占的比例较大，由于时间久远，给再审带来较大难度。

2、抗诉对象上的广泛性。民事案件双方当事人地位平等，享有同等的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检察机关在进入抗诉程序后，其往往支持一方进行再审，因此，在抗诉的过程中，检察机关的实际地位往往失去中立，而是支持一方进行诉讼。相对于一方当事人而言，其强大的收集证据、举证能力，往往使双方当事人之间相对平等的诉讼权利义务关系失去平衡，对方当事人往往因此而处于不利的诉讼地位。因为检察机关的参与取证、举证，非一般的当事人所能为之。对方当事人如果要对此证据反驳的话，也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费用，这些时间、金钱对抗诉的检察机关来说，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对于当事人而言，则可能是非常巨大的。

㈡抗诉效果上的不确定性

检察机关抗诉的理由依据是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的第一款㈠至㈣规定的情形，当然这四种情形，在抗诉时只处于“可能”状态，而并不能确定属实。因为如果抗诉时就确有其事，那就不是有抗必“审”的问题，而是有抗必“改”的问题了。检察机关，在抗诉时，除了应具备法律的情形，还要注意社会效果。目前，在这方面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种情况：一是集团诉讼案件。如果纠纷已经化解，矛盾基本平息。遇有少数人的申诉，应多做说服化解工作，非裁判有重大缺陷，不应启动抗诉程序，否则，往往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如某县水利局打井队诉严某打井工程承包合同工程款纠纷一案，申诉是被告严某提起的，检察院抗诉后，原审被告（即申诉人）东躲西藏，拒不到庭，而其不到庭又无法查清案情，且其年龄已高，不便采取强制措施；而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主体应变更为严某所在的村民组负担，本案涉及的北三组70余农户数次涌入法院，给再审带来较大难度。二是抗诉时一方当事人下落不明的案件。当事人不到庭致使再审的事实无法查清，案件无法审理下去，只得中止，一个本来有了结论的案件又处不确定的状态，不利于稳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

㈢证据上的滞后性

近年来，法院系统加大审判方式改革的力度，把审判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庭审中来，强调当事人的当庭举证、质证，加强当庭认证。这就出现了一种情形，即当事人在原审中不尽举证责任，而导致败诉的案件，在裁判文书生效后，又提出新的证据，向检察机关申诉，检察机关以“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为由提出抗诉，从而导致推翻、撤销原判决、裁定。实践中，包括三种情况：一是一方故意不举证，如上面所举的案件，其目的有的是为了引起再审，以拖延执行，有的是明知胜诉无望，而不愿花时间、精力去举证；二是由于过失、疏忽而未能尽到举证责任；三是一审裁判后，不愿缴纳上诉费用，而故意待到裁判生效后，向检察机关申诉时再举证。无论哪种情况，都会影响裁判的权威，都会直接动摇当事人举证责任制度的基石。使“当事人不尽举证责任将要承担不利的裁判结果”这一举证责任存在的基石受到动摇，也不利于证据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㈣弱化了上诉制度的功能

我们国家的审判制度，除最高院直接审理的案件外，实行的是两审终审制，这是基于效率和保护当事人权利两者平衡。实质是兼顾了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两方面的有机统一。经过两审，裁判文书就发生效力，就要进入执行程序。而在目前，由于抗诉是审监程序的必然启动者，加之提起抗诉，不象上诉程序中要预交上诉费，要承担上诉理由不成立而导致承担上诉费用的风险。加之，检察机关在各个法律服务所门前设立的抗诉案件申诉点，给人一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