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宁夏的移民状况

论隋唐时期宁夏的移民状况

摘要：宁夏自古就是就是一个民族交往比较濒繁的地区，丝绸之路开通之后更是与国际有了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这些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在历史上甚至是今天都对宁夏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历史上关于宁夏地区的移民情况（确切的说应该叫做历史时期人口的变迁）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从约三万年前宁夏北部出现“水洞沟”居民开始，到“塞上江南”美誉的出现，再到今天首府银川的发展，“移民”这个问题确实令我们深思。由于隋唐两个朝代，尤其是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最高峰。它气势恢宏、兼容并蓄，并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盛世。所以本文选取这两个朝代旨在说明在这段辉煌的大历史背景下宁夏的人口变动及移民情况。

关键词：移民隋唐少数民族

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隋代在宁夏的建制。隋朝的地方行政区划分为郡、县两级，全国有190个郡，县1255个。今天的宁夏地区分别属于平凉郡之平高（今宁夏固原）、百泉县（今固原南）、盐川郡之五原县（今陕西定边）、灵武郡之回乐（今灵武西南）、弘静（今永宁东北）、怀远（今银川东）、灵武（今陶乐南）、

鸣沙（今中宁东北）、丰安（今中宁东）县。整个宁夏在当时都是政府重点防御突厥的地区。灵州、原州更是设防的重镇，特别是灵州的军事地位尤为重要，经常会有朝廷的大员驻守。而且隋朝的名将大多都在宁夏抗击过突厥。由于为了抗击突厥，防止突厥的入侵，隋代采用了修筑长城这种古老的方式，也就引出了关于隋朝时期宁夏移民的特殊情况——修筑长城。

开皇五年（公元585年）“令发丁三万，与朔方、灵武筑长城，东至黄河，西拒绥州，南至勃出岭，绵亙七百里”。[1]在第年（公元586年）又有两次大规模修筑长城的情况：“上复令仲方发丁十五万，与朔方已东缘边险要筑数十城，以遏胡寇”。[2]“丁亥，发丁男十一万修筑长城，二旬而罢”。[3]隋文帝最后一次修筑长城是在公元587年：“是月，发丁男十余万修筑长城，二旬而罢”。

[4]到隋炀帝时期更是大规模的对长城进行修筑，大业四年（公元608年）：“丙申，发丁男十万掘堑，自龙门东接长平、汲郡、抵临清关、渡河、至浚曦、襄城，达于上洛，以置关防”。[5]“秋七月辛巳，发丁男二十余万筑长城，自榆谷而东”。[6]通过上述的文献资料我们可以看出，文帝和炀帝两代都不断的对长城进行补充筑建和维修。虽然时间不长，只在一到二旬之间，但每次动用的人数却很多，有十万、二十万甚至百万之众。按常理推算，这些修筑长城的人肯定不会全是青壮丁，但至少也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以当时宁夏的实际情况来看，不可能一下子召集这么多的劳动力，所以可以说在宁夏境内修筑长城的人一

部分时来自周边地区的，还有屯驻在当地的军队。因此在修筑长城的过程中给宁夏带来了短暂性的移民。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问题是在修筑长城的过程中，由于劳动条件的艰苦加上繁重的体力劳动，使得很多人积劳成疾而死去，史书上也有关于此的记载，有时死亡的人数甚至高达“十有五六”。[7]这其中也包括很多宁夏的当地居民，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宁夏的本地居民减少了很多。但两者又是相互的。

由于当时宁夏的很多地方是国家的边防的重镇，粮草的运输因为路途遥远，也就十分的不便。再加上当时修筑长城的人数众多，所以粮草的供给不可能全部都有国家来负担。在朝廷之内就有号召“长城以北，大兴屯田，以实塞下。又于河西勒百姓立堡，营田积谷”。[8]在屯田的过程中，这些来自农业发达地区的外乡人，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和农耕文化，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宁夏农业和经济的发展。

下面来看一下唐代宁夏的移民情况。我们知道，由于大唐王朝经济、文化的繁荣昌盛和军事上的强大，再加上唐王朝所实行的较开明的民族政策，这样对边疆的少数民族除了具有军事上的威慑力外，更有着一种文化上的强大的吸引力。这一时期的宁夏移民多以唐王朝安置内附的突厥、吐谷浑、党项羌等少数民族为主。

突厥是在贞观年间开始归附唐朝的。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大败突厥颉利可汗，其部落有的投奔了薛延陀，或是往

西迁到的西域，而剩下归附唐朝的人口有十余万。唐太宗采用大臣温颜博的建议，即汉武帝安置匈奴的办法：使他们不离开旧土和不改变自己的风俗，授之生活之业，在幽州至灵州一线上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予以安置。[9]也就是说一部分突厥降户被相应的安置在了宁夏境内。贞观十年（公元636年），突厥首领阿史那社尔率部万余人降附与唐，唐“授其为左骁卫大将军，处其部众于灵州境内，以衡阳长公主妻之，为驸马都尉，统领屯兵”。

[10]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二月，“癸丑，西番沙钵略叶护率众归附，以其俟斤屈裴禄为忠武将军兼大俟斤。”[11]置于皋兰、祁连二州，隶属灵州都督府。突厥的几次归附唐王朝，而被安置在宁夏地区，促进了当时宁夏人口的增加。同时，也给宁夏带来了不同于汉族农耕文化的游牧文化。

吐谷浑也是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其中以养马业最为发达，产良马。在唐高宗咸享三年（公元672年）“吐谷浑全国尽没，唯慕容诺葛钵及亲信数千帐内附，仍徙于灵州界”。[12]“……于是吐谷浑遂为吐蕃所并，诺葛钵以亲信数千来内附，诏武卫大将军苏定劣为安置大使，始徙其部众于灵州之地，置安乐州，以诺葛钵为刺史，欲其安而且乐乐也。”[13]在《新唐书》卷221（上）中也有记载：“诺葛钵以吐蕃盛，势不抗鄯州地狭，又徙灵州，帝为置安乐州，即拜刺史，欲其安且乐云。”

唐高宗调露二年（公元679年），但《新唐书》卷37上认为是调露元年，载：“调露元年，于灵、夏南境以降突厥置鲁州、

丽州、含州、依州、契州，以唐人为刺史，谓之六胡州。”六胡州虽然最先为安置突厥人而设置，但后来“昭武九姓”的粟特人也居于此。“昭武九姓”指居住在今中亚地区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粟特人。《新唐书·地理志》载：“开元十年（公元722年）复置鲁州、丽州、契州、塞州。十年，平康待宾，迁其人于河南及江淮。十八年（公元730年）复置匡、长二州。二十六年（738年）还所迁胡户宥州及延思等县，其后乔治经略军。” 而且在当时宁夏南部的原州也有粟特人聚集。

党项族在宁夏是一个比较有作为的民族，一般认为它是羌族的后裔，他们最初活动在今天的青海一带。在武则天天授三年（公元692年），吐蕃、党项羌内附者20余万人，散居于灵、夏之间，以其地分别置朝、吴、浮、归等州安置他们。《旧唐书》卷198载“其再西北边者，天授三内附，凡二十万口，分其地置朝、吴、浮、归等十州，仍散居灵夏等界内。”在《新唐书》卷221（上）也有这样的记载：“在西北者，天授中内附，户凡二十万，以其地为朝、吴、浮、归十州，散居于灵、夏间”。《资治通鉴》卷249《唐纪》中：“党项部落在银、夏以北，居川泽者，谓之平夏党项；在安、盐以南，居山谷者，谓之南山党项。”这个古老的民族在宁夏这片土地上辛勤的耕耘，几代人的努力为建立与宋对峙的西夏政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成为今天宁夏最为自豪和骄傲的地方。

在宁夏早期的移民中，还有吐蕃这个高原民族。吐蕃占据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