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治维新和百日维新的区别

论明治维新和百日维新的区别

摘要：九世纪后期中国和日本都进行了一场向西方学习的震动全国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然而这两次运动却推动着两国朝着不同的历史轨迹发展，前者为百日维新，后者为戊戌变法，众所周知，日本与中国乃是一衣带水的关系，文化上也有许多相同之处那为何明治维新将一个落后封闭自守的日本改变成一个现代文明强大的国家，反观中国改革几乎没有起到丝毫作用，甚至于连改革者的生命都丢掉了呢？这个问题值得引起我们深思。

关键词:戊戌变法；明治维新；改革；部分西化和全面西化；统治者

引言：人类规律来讲，凡事要比较同一时代的两次改革，便避免不了要将两者放入相同的历史背景进行讨论，其影响因素就来源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民风传统习俗等，今天我谈论这两次改革就想从统治者、此次改革的重视程度，以及其将改革措施深入推进到某种地步，是否使民众真正的认识到此次改革的真正内涵，给人民带来真正的切实可行的利益方面来说明一下这两次改革的异同。

改革背景是一项改革是否需要进行的决定性因素，戊戌变法前的中国社会饱受列强欺虐，吏治腐败，国力衰弱，清政府公然与外国势力勾结，人们被地主 ,官僚资本家，外国侵略势力“三座大山”压得

喘不过气，民族资产阶级在夹缝中艰难生存，同时期日本当时的情景也跟中国类似，幕府统治下的经济是由农村的自然经济和城市的商品经济结合而成的，同中国明清时代苏杭地方所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一样，日本仔17世纪到18世纪由于在畿内、阿波、备中等地方也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雇佣方式，但也由于幕府政府的专制独裁，运用其政治特权压制其生长，这与中国明清的“重农抑商”政策何其的像啊，再也言，中国古代社会各阶层属性想必大家都很清楚，反观日本，也是由一套从幕府-将军-大名-武士-平名的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在幕藩制兵农商分离体制下，武士和工商都集中在城下町，身份制禁止武士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只能专事统治和“教化”人民，武士在经济上成为依靠贡出租米度日的纯粹消费阶级，到19世纪初期，武士贫困已经成为令幕府十分头痛的社会问题，据当时的文书记载，武士穷困潦倒，以至于进当铺卖刀、卖荣誉勋章以换取金钱已经成为了社会的一种风气，与此同时，19世纪的中国人民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就让人们产生疑问，相似背景的两个国家，同样是改革，同样是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运动，为何结果会不尽相同，甚至可以说走向两个完全相反的极端呢？以下是我个人收集一些资料得出的一些意见

1.领导者个人

发动这两场政治改革运动的领导人物有中国的光绪皇帝、康有为梁启超和日本的“维新三杰”木户孝允、太久保利通、西乡隆盛，先看中国，光绪就不用多说，康梁二人打小接受传统儒家经学教育，其

思想终究逃不出传统文化的束缚，例如被人批判笔下的孔子只是换了西装的康有为著书《孔子改制考》曾假借孔子的思想来做外衣，宣城孔子为改制的祖师，实际上宣传其自己的西方政治思想，其实就反映出其骨子里的软弱性和对改革变法的不坚定性，再比如康有为虽然两次浏览上海购买了大量西方书籍，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政治观点，再加上自己经历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反对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但对帝国主义本质缺乏认识，一度曾向英、日、美寻求援助，希望他们干涉后党政变，支持中国变法，结果落空，反观日本领导者，大多都出生于中下层阶级，相对比来说更了解下层民众的需求，且斗争经验丰富，例如出生于下层阶级的西乡隆盛就经历了大大小小不少于几十次战役，战斗经验十分丰富，太久保利通明治四年亲自任岩仓考察团的副使，周游欧美各地，见识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具体国情，从而为改革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2．实施的推行力度及实行成效

依据明治维新所推行的政策之“殖产兴业”就很明显的体现出这点，单从日本扶植和保护私人资本来看，为了加速工业化的进程，日本政府在1880年发布“官业下放令”.又在今后几年将部分官营企业廉价处理给三井、三菱、川崎、古河等特权大资本家（例如以象征性的价格将官方经营的长崎造船厂转手于当时对明治政府推翻幕府统治有功的商人岩奇弥太郎）,并对其进行后续跟进观察，适当给予相对的政治经济税收上的减免和优惠，营造一个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而当时清政府虽然出台了有关于放宽投资设厂的限制，提倡私人办实业，

在各省设商总局，商会，保护商务，推广口岸商埠，诚然，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状况，但就其力度来讲，还是有些欠缺，首先，放宽投资设厂的限制虽然消除实业的门槛，但缺少国家政府政策上的支持和经济上的帮助，民族资产阶级势必会被强大的外来势力挤得没有丝毫生存的空间，例如中国近代第一家资本主义工业企业的发昌机器厂，到18世纪90年代，机器厂已经在上海、广州，天津先后创立了16家分店，而后由于资本输出的增多，造成民族资本日益萎缩，不久后便倒闭关门了.

再如维新改革将教育改革和发展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日本学者曾经说到，明治维新“为前史未有之大变革，凡百庶政，殆皆创始于是时，而以教育制度为最”，其改革突出特点是构建了一套从初级道高级，从小学到大学完整的教育体系，至20世纪初期，日本的教育体系已经颇具规模（包括60所大学，345所中学，5万多所小学）,回头望望中国变法教育方面，废八股，建立新式学堂，选派留学生，建构新式师资培养模式，添加西方科学课程项目等，看似是全面学习西方模式，但这一系列改革政策在落实层面上并不简单，特别是其引起了士阶层的强烈不满，当中规定只有大学堂毕业生才可以成为中小教堂师资的规定，几乎断绝了毫无劳动能力的士子的收入来源，再如对比日本实行西方的义务教育来讲，清朝的教育制度则体现出不具有强制性，一个人是否读书要看家长是否觉得小孩有读书的天赋，且中国城乡，沿海内陆差别巨大，最后教育需要国家与政法的支持，可是清政府在中央一向没有专管新式学堂的教育部门，其自身也却缺乏资

金来源，全部交由地方自行依据民风去办理，其发展情势可想而知。

3.觉醒程度

观察同时期中日两国民众对此次改革的反应，日本政府在推翻幕府统治时就建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再加上其推行改革时做足了思想准备和时间准备，其许多改革措施都是针对下层民众量身而做的，故在普通人民具有良好的社会反响，而中国戊戌变法其变法内容多不为普通民众所知，下层民众变法意识淡薄，不详其变法措施和意义，再加上自鸦片战争以来，人民已对清政府敢骂而不敢言，政府早已在人民心中失去了威信力，又如何能指望变法时能得到人民的真心拥护呢？

结论

○1两国统治者对改革措施推进的掌控力不同

○2两国下层民众思想觉悟和群众基础差异

○3两国改革的具体措施是否完全到位的不同

纵观两次改革，清朝领导者和日本领导者相形见绌，中国更像是在进行自娱自乐的“游戏”而已，改革徒有其表空有其名，而题本领导者则是身体力行，积极考察国内与国外的情况，深切领悟到资本主义文化之所以先进的内涵，而中国既没有抓住其精髓，又缺乏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决心勇气和力量，其最终结局只能是以失败告终。

陈梦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