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秋菊打官司》影评

纪实风格的经典

——评影片《秋菊打官司》

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举办了六十多界，在在这些年中评委会从未将多项大奖授予同一部影片，然而《秋菊打官司》却在第四十九界威尼斯电影节上凭借着“金狮奖”（最佳影片）和“伏尔比杯奖”（最佳女演员）两份大奖首开纪录，同时这也是我国当代题材的影片第一次在这样重要的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如此高的荣誉。这部描写我国农村和农民当代日常生活的影片在西方世界之所以能够引起如此大的轰动，充分说明了我国当代电影的艺术水准，说明了从导演、题材、制作到演员表演等方面都产生了重大的突破。

根据陈源斌的乡情小说《万家诉讼》改变而来的《秋菊打官司》，为什么能在西方陌生的语言环境中得到广泛的赞赏呢？面对这个问题，很多人认为是因为影片中所反映出来的那种中国乡村特有的纯朴真挚的人情、乡情打破了语言、文化的隔阂，观众都被告状农妇受屈时的愤懑和失落、告状时的坚韧和坦荡、结局时的茫然与内疚深深打动；还有人认为是张艺谋影片中一贯的“土”劲带给了西方观众一种全新的视觉和文化感受，甚至是一种冲击，让他们有了一种“猎奇”和“神秘”的特殊体会；当然，更多的理解是在影片中的那句话：“俺要讨个说法！”这句秋菊在丈夫挨踢后寻求公道的正义呼声，反映了法律意识战胜人情事故，在乡村民众意识中生根发芽的“良好状态”。

其实这部影片所蕴含的思想是深刻的，创作者的思考也是多层面的。故事所反映的第一个层面，也就是最表层的，即一个民告官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不仅有干部仗着官威打骂群众，而且在邻里之间、同事之间、家人之间常常发生这些不文明之举。影片在这一层面上既揭露了现实中存在的干部作风问题，也赞颂了在改革开放中普通人法制观念的觉醒。社会大众多在影片的这一层面与之沟通，这一点也是影片能够打动多数观众的重要原因。但是假如这部影片的内涵仅仅体现在这一层面，那么它充其量不过是国家的一部农村的法律宣传片；继续对影片进行深入挖掘我们会发现它的第二个层面，也就是对人物命运和性格的刻画层面。在影片的这一层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受到损害的弱者用尽力量来未回自身尊严的故事。

导演从一开始，就把镜头对准了人物的个性。在秋菊身上，我们很容易看出一种中国农村妇女所具有的坚韧、朴实、自尊和倔强，她为了洗清一家的屈辱，从乡告到县，从县告到市，一再地“要寻一个说法”，“钱不钱倒无所谓”。一天问题不解决，她能继续告一天。另

外，这个人物在整个告状过程中，又透出她善良、柔顺的一面，在她朴实的面孔下面，流动着一种亲切和幽默感。作为秋菊的对立面出场的村长王善堂这个形象，也颇具个性。这是一个耿直爽快又有一股“霸”气的人。这种性格冲突衍生出了影片的故事冲突，也对观众造成了悬念与情感的冲击。影片的第三个层面，也是影片中最引人思考的层面，借助故事、人物心理刻画在影片中显示出来。其实秋菊与村长打官司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她并不认为村长打人不对，而是认为村长不该“往要命处踢”；她咬定村长不放，还是因为她还不知怀的是男是女，这一踢之下“提前计划了”那还了得？！而村长怒踢庆来下身，也是因为庆来骂他“断子绝孙”。法庭的两头，他们心里延续数千年来男尊女卑的观念却如此一致，不得不令人深思。

再如秋菊打官司的结局使我们想到，生活中还有法制所不能及的地方，还有仅仅依靠法制而不能获得圆满解决的地方。这些文化层面的思考才是影片真正要引导我们去触摸的东西，它让我们产生这样的疑问：人与人之间是否还需要有另一种文明来进行调节？《秋菊打官司》能在不同文化层次的观众中引起反响，让每个观众都能从中体味到与自己的生活发生碰撞的东西。

这部影片在拍摄上完整地体现了纪实风格，使人们很难相信，它竟是出自一向追求风格化、刻意讲究画面造型绘画性、表意性效果的张艺谋之手。他为了寻求故事片与纪实片的有机结合，为了贯彻“把人物和情节淹没在生活流中”的导演意图，在《秋菊打官司》约有半数场景中采用“偷拍”手法，不厌其烦地在真实的乡村生活中寻找镜头，活生生地反映当代农村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各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偷拍是新闻片拍摄的重要手段之一，在拍摄《秋菊打官司》时有三台摄像机同时进入现场，而且采用了“四不”式的拍摄方式，即：导演不做精确的分镜头，演员不知道准确的机位，摄影不设计拍摄中的活动路线，现场的群众不知道有人给自己拍电影。这样做的结果，虽然有些画面光线不够细致，构图不够严谨，然而却捕捉到了极为生活化的银幕感觉。

《秋菊打官司》一片无论是在题材选择、艺术追求还是风格样式的掌握上，都开创了令人惊喜的新生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