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陆机《文赋》有感

陆机，字士衡，因卷入八王之乱的政治漩涡之中，终遭战乱之不测，死时年方四十三岁，但在生前亦曾经历了一段西晋史上相对稳定的时期，晋武帝灭吴之后，西晋文学在其间有了重要的发展，陆机亦在此际获得了张华的赏识，文名大噪，不仅创作了诸多的诗、赋，更写下了在文学史上具有承先启后价值的《文赋》，蔚为一时美谈。

《文赋》全文1700余字，包括序文共二十段，每段分论一个中心问题，综合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文章的起源，二、文章的构思，三、文章的写作，四、写作构思中的灵感问题，五、各种问题的特点，六、文章的毛病，七、文章的社会作用。

陆机的《文赋》是我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第一篇对文学性质、创作主体修养、创作动机生成、创作构思，以及构思中的想象、审美表达等进行完整、系统地描述的专论。它对文章的缘起、构思、写作、写作构思中的灵感问题、各种文体的特点、文章写作的毛病以及文章的社会作用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论述，其宗旨是为了解决创作中“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矛盾，因此以创作构思为中心。它继承着曹丕《典论▪论文》的理论遗产，并为刘勰《文心雕龙》的出现奠立了深厚的基础。

两汉以来，由于汉武帝对儒家文艺思想的“专尊”，使得儒家思想在整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儒家学派论诗，十分讲究、重视诗的教化作用，这些文艺思想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过多的强调了文艺的社会作用，相对地忽视了文艺的艺术特点。魏晋时期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使得文学走进自觉地时代。随着儒家思想的衰微，人的思想的解放，人道价值重新得到肯定，文学的地位日益提高，在文学理论上也一扫两汉沉闷凝滞的气氛。对文学的本质特征的认识更加深入，对文学艺术规律的研究全面展开。

《文赋》的出现，正是文学摆脱经学附庸地位而得到独立发展之后，在大量创作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理论结晶。《文赋》首次把创作过程、写作方法、修辞技巧等问题提上文学批评的议程。陆机写《文赋》的主要论述“作文利害之所由”，即文章写作的方法技巧和艺术性的问题。自然，这样做难免会从中流露出“形式主义”的痕迹，但是这显然不能影响陆机在《文赋》中的贡献。

虽然《文赋》不是一部专门性的修辞学论文,但它所反映的陆机的修辞学思想却是十分系统的,在修辞学史上相当有价值。陆机是文学史和文论史上争论的热点人物,文赋也自然成了历代论者议论的中心。

在《文赋》中，陆机从文学审美的高度,阐释了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其在文论史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其第一要素是语言;文学是以语言为材料构筑艺术形象,语言是文学的表现形式。陆机在系统论述文学创作规律的同时,也较为系统地论述了文学创作和文学语言中的修辞问题,因此《文赋》可以说既是创作论,也是修辞论。

文学创作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处理好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文赋》要对创作中有关问题进行论述,必然会涉及到“形式和技巧”的问题。陆机在序中阐明了他写作《文赋》的目的，搞清楚意一物一文之间关系，是理解全文的关键。

《文赋》主要讨论的就是构思问题。这涉及到对“意”、“物”、“文”三个概念的理解。这三者的关系实际上反映了创作中的三个阶段：认识和观察客观对象、形成构思活动、语言文字的表达。

从《文赋》的具体论述来看,全赋中心思想是要解决“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问题。怎样写才能“逮意”,自然是探讨如何表达内容的问题。陆机明确的讲到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仿佛主干与枝叶，此外,陆机还多次批判了纯粹追求奇丽的形式主义倾向。

由此可见,《文赋》的观点和陆机前期的创作,特别是和六朝时期推波助澜的形式主义者是有区别的。陆机既从诗文的“称物”、“逮意”出发来“论作文之利害”,又一再强调“贵妍”、“尚巧”等,这就正确地处理了当时的主要矛盾,承担了文学史上第一篇创作论的历史任务。

文章开头便开宗明义地提出文章写作的动因，陆机认为作文之由不外两途：一是感于物，即观察自然万物的感受；二是本于学，即研读古书经典的体会。秋天树叶凋落使人悲伤，春天树木抽芽使人喜悦，看到霜雪使人胸怀贞洁，面对白云激发人的高远志向。人们在研读古籍时会为古人崇高的品德，清正的节操所感动，而文章的辞采也会使人产生美的联想。这些都是促使人写作的动因，陆机把写作的动因归于生活、读书有所感受，并把生活感受看作是文章写作的主要源泉。

陆机认为，诗歌表现情感，在陆机看来，情感不但要符合雅正标准，而且自我的情感也要与众人的情感一样，才能被人接受，这样的作品才能被认为是美的。陆机试图消磨情感的自我性，以众人的情感来代替自我真实情感的表达。魏晋时代是个人与环境激烈冲突的时代，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就是优秀的作家突出了创作的独特性和情感表达的独特性，但陆机却对此持强烈的反对态度，否定了强烈的独特性，要求作品要和别人相通。

陆机的这种审美观点，反映了他对自我情感的压抑，这其实是他内心矛盾的表现，也就是在自我与社会或与时命之间矛盾的表现。在晦暗残酷的西晋时代，个人意志得不到自由伸展，陆机虽然在诗文中表达了这种迫不得已的心情，却选择了沉浮于世和听天由命。

由此看来，陆机虽然认为“诗缘情”，但在理论上又对情加以限制，如果认为这种观点是文论史上的标志性事件，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魏晋时代是情感表达相对自由的时代，而陆机对情感表达的这种限制，无疑是一种倒退。陆机虽然是用自己的生命去体验他人的作品，但他却努力地使自己的生命体验类同于他人，用别人的情感来代替自己的情感，陆机虽然认识到诗歌是表现情感的，但这种情感却是大家普遍认同的情感，诗歌意象也要类同于他人，这就给文学情感的表达戴上了镣铐。

陆机的这种审美观点，反映在创作上就表现出情感肤浅、无力的弊病。由此可见，“情”非陆机所强调的重点，甚至他的诗文创作表现出情感肤浅不真的缺点。在雅正与符合世俗的双重规约下，缺少了充沛情感的自由宣泄，自然会导致作品思想情感贫乏，缺少感染力的弊端。

陈祚明认为陆机无诗，就是指他的作品缺乏自我情感的真实表现。而自我情感的真实表现只能在自我充分自由的时候才能够做到，当自我不得伸展而委曲求全、辗转依违于各种力量之间的时候，情感的自由表达，作品的独创性这些文学最基本的素质就无从谈起。这正是陆机的经验告诉我们的。

陆机还在《文赋》中探讨了文章的各种毛病，可以大致概括为文辞与文艺组合的矛盾；文章主题不明；文章忌与前人雷同；文章中的佳句颖脱，众辞不能与之相称；文章题材偏狭，单调贫乏；文章内容萎靡纤弱，浮艳无光；文章背离正道，寻虚逐微；文章内容放荡，形式妖冶；文章过于清淡，缺少文采。

同时陆机还在《文赋》最后一段专门论述了文章的社会作用，陆机继承了前人的论点，对文章的艺术效果做了较具体的阐述，但是他所提出的文章社会作用仅限于教化方面，而对文章的认识、讽喻作用未能较好地论述，这是不足之处。

陆机的《文赋》对一些文学创作理论做了大致的概括阐述，在《文赋》中用他的文学实践的亲身体会，生动地描述和分析了创作的心理特征和过程，表达了他的美学美育思想，提出了自己独特的文学创作观点，对后世影响深远。

陆机的《文赋》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探讨了文学的内部规律，将“物、意、文”矛盾关系引入创作过程，并对文学构思过程及艺术表现过程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还提出了“缘情”等主张。对为文的利弊，他提出了“达变识次”的见解和“唱、应、和、悲、雅、艳”六条文学创作标准，他的概括有的总结的较好之处，对后世文学批评影响深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但也有不够全面的地方，如果以此作为文论史的标志性论断是不太确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