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新时期市井小说及其文化视角

浅论新时期市井小说及其文化视角

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主题”是个十分关键的名词，主题选择与时代关系联系紧密。如五四“文学革命”强调的是“启蒙”与“救亡”的时代主题，17年

强调的是“光明”、“歌颂”的主题，新时期初的“伤痕”、“反思”和“改革”强调的是重大的政治反思或经济主题。新时期市井小说则突破了这类宏大主题的限制，开始从市民的日常生活出发，写风俗民情，写人情人性，文学关注的中心从权力政治话语转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并开始探求其中包含的文化和人生的意义，本文旨在探讨新时期市井小说的文化主题和文化视角。

一、新时期市井小说的主题转换

什么是新时期市井小说，这是个很难严格定义的概念。陈思和、洪子诚等在提到这一概念时，亦只是简要概述了相关作家对象和相应作品，并没有对其具体的精神内涵进行确切的界定。我们在这里大致上接受如下这样一种界定，即认为新时期市井风俗小说主要是指“以都市或城镇下层人物为描写对象的小说……注重独特风俗民情的描绘，在意趣盎然的‘风俗画’里，表现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

和人生底蕴”。具体说，其思想内涵和审美特点可以大致归结如下:一是描写对象都是生活在都市或城镇的普通市井小民;二是描写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状态和其所蕴涵的人生底蕴和文化内涵;三是努力挖掘风俗文化特征及其所蕴涵的历史文化内涵和审美情趣。

首先，在主题选择上的突出的特点是不再选择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时代题材，而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在市井社会里默默生存的普通市民的生活状态。

写作倾向上，关注世俗人生，以生活在都市和城镇中的普通市民为描写对象，叙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状态。从描写对象上来看，描写最普通的生活在社会中下层城市平民、小贩等。新时期市井小说写性格各异的普通市民，真正实现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再者，从描写内容上来说，市井小说描写的都是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写普通人的衣、食、住、行，关注他们的家庭关系、业余生活等。“日常生活是通过对诸如家庭、婚姻、两性关系、劳动场所、文化娱乐活动、消费方式、社会交往等问题来具体化为人的存在内容的”。市井小说真实地展现了普通市民的生活方式，还原了普通人的生活原貌，不搀杂过多的政治色彩，真正关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其次，在主题选择上的另一特点是市井小说超越政治主题，进入文化主题。

市井小说的作者精细的手笔书写所熟悉的一方风土，穿插市井风俗文化，传达民俗韵味。新时期市井小说把文化视角引入当代小说之中，有评论者把新时期市井小说和乡土小说、寻根小说都归类到文化小说的行列，认为“正是市井乡土小说的出现，开拓了新时期文化小说的先河”。

新时期初文学创作的政治倾向化，引起了作家的高度警惕，他们开始认识到必须以新的审美视角来实现新的价值突破，一部分作家遂开始把“文化”特别是其中的“民俗风味”引入文学创作，这在市井小说家中尤为自觉。邓友梅的一系列市井风俗小说，如《话说陶然亭》、《寻访“画儿韩”》、《“四海居”轶话》、《索七的后人》、《烟壶》、《那五》等小说，描写老北京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状态，书写民风民情，向读者展示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某种程度上，他的《烟壶》“为以后的文学脱离政治的意识的干扰，自由地表现民俗世界提供了先例”。陆文夫的《小贩世家》、《美食家》、《门铃》、《井》、《圈套》等市井小说亦以苏州文化为创作背景，描绘苏州的风俗习惯、人情世态。苏州小巷文化，美食文化都尽显在陆文夫的笔下。冯骥才于80年代中期创作的的《神鞭》、《三寸金莲》等小说则

也开始关注传统文化和民间习俗。《神鞭》通过对傻二的神奇辫子揭示了其蕴涵的传统文化，并展示了天津特色的地方风俗文化。

的确，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特色，其特定的地理位置、风味美食、特色建筑、风土人情等无不透露着地域风情。新时期市井小说中的文化因素为文学开拓了新的领域，以文化视角取代以往单一的社会视角，力图在文化的介入下还原生活的多样性和人生的丰富性。

二、新时期市井小说主题转换的缘由

市井小说家们进行这样的精神“论域”的转换，除了时代的机缘以外，最主要的还与作家的生活经历有关。综观市井小说家们的生活经历和创作经历，有“五七”族作家:邓友梅、陆文夫等，他们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遭到错误批判，被驱逐出文坛搁笔数十年，政治风云将他们推入社会底层;有新时期崛起的中年作家:刘心武、冯骥才等，他们虽没有在反右斗争中受到直接冲击，但整个社会的动荡和“文革”的经历，也使他们受到磨难和教训，使他们比一般人更加看清了政治干预文学的危害。

另外，他们之所以选择超越政治，在一定程度上还与深藏在民间的超政治的

道家文化价值观有关。一旦时代精神提供一定的触媒和契机，这一观念就可能借机要求表达自身。纵观中国文学，儒家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学的主体精神形态，影响文学的格局，特别是当官方的意识形态观念十分强烈的时候尤其如此。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生存方式。他们过多地关注社会政治，同政治之间缺乏必要距离，使文学创作失去独立性和审美性。而道家一开始便是以儒家思想对抗者的立场出现的，反对将人的价值唯一统一在政治等社会价值中。这遂使它们特别多地存在于民间社会，或成为一种“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式的“退隐”智慧。一句话，市井小说家的确是想在极富生命力的市井社会里寻求自己的另类精神家园，特别是寻找一种远离政治的另类文化欣趣和文化观照，以在拓宽自己的精神视野的同时，传达出别样的也许是更丰富多彩的存在关怀。

再者，在政治风暴的冲击下，也让他们对个体生命有了新的感悟，比一般人更注重个体生命的生存，转向对普通市民生存状态以及朴素情怀的关注。在经历了建国后特别是“文革”中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后，遂使知识分子从儒家那里学到的经世致用的入世哲学在现实面前被一再击毁，所以，一旦“新时期”来临，一

些作家选择关注在民间生存的非政治化的个体，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特别是他们作为市井小民所自由承载着的往往是远离了官方政治意识形态的独特价值取向，就可以看作是一种自然的精神转向。

汪曾祺说“‘市井小说’没有史诗，所写的都是小人小事。‘市井小说’里没有‘英雄’，写的都是极其平凡的人”。新时期市井小说展现20世纪以来不同时期人物的生存状态，也展现了形形色色为生存奔波的普通人生。例如，没落八旗子弟那五的庸庸碌碌、无所用心、悲喜交杂的人生命运(《那五》);一生忙忙碌碌，辛苦奔劳，在寒冷的深夜给人带来温暖的小贩朱源达(《小贩世家》);为吃而生，为吃而活，以吃为乐，讲究吃出美味、吃出学问，无论时世如何变迁，始终坚持着自己的人生情趣和人生追求的美食家朱自冶(《美食家》)等等。

陆文夫认为“文学的主要特征是写人”，他写的多是“小巷人物”，这与他的生活经历有关，他说“我只熟悉一般的工人、农民。干部不超过科长，知识分子最多到讲师一级，再加上一些做小买卖的”。他的作品从小人物的现状出发，从“吃”、“住”等方面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冯骥才也表示“作家最关键的是他的视野，视野的关键是视角的独特性，而文学的关键是视野的果实——人物”，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