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历史上的四次大移民

[转] 贵州历史上的四次大移民2011-6-26 11:10阅读(6)转载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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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80万事移民分屯置堡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采纳刘基的建议，以卫所为单位，将军队布防在全国各地，三分戍守，七分屯种。

从洪武四年开始，相继在贵州设立24卫和两个直隶各户所。

按照当时的军事编制，每卫额定5600人，下置前、后、左、右、中五个千户所，每所1120人，每个千户所又分成十个百户所，以百户所为基本单位分屯置堡。

由于贵州是川滇咽喉、西南锁钥，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在五个千户所之外又增设餐守御千户所，因此兵员往往超过额定编制。

据(嘉靖)《贵州通志》载，贵州都指挥使司所辖的贵州卫、贵州前卫，及其以西的“上六卫”(威清卫、平坝卫、普定卫、安庄卫、安南卫、普安卫)，以东的“下六卫”(龙里卫、新添卫、平越卫、清平卫、兴隆卫、都匀卫)，西北的“西四卫”(乌撒卫、毕节卫、赤水卫、永宁卫)和黄平千户所、普市千户所共有屯兵161588名。

另外，湖广都
司所辖的“边六卫”(偏桥卫、平溪卫、镇远卫、清浪卫、铜鼓卫、五开卫)和天柱千户所的官兵员额未见记录，如果按常制计算，也该有34720名。

神宗万历年间，又在黔北遵义设立威远卫，崇祯时又设立敷勇卫、镇西卫，共有官兵16800名。

三项合计，先后进入贵州的卫所官兵总数在20万人以上。

除黔东南苗疆腹地很少驻军外，其他边关要害都设立卫所，仅黎平一地就有屯军3万人，息烽至关岭一线即有37所，定卫“管五十军屯”。

这20多万卫所军人实际上就是20多万个家庭。

因为明朝卫所官兵一律注入军籍，世代袭替。

称为军户。

每一军户有一名“正军”充役，户下一人辅助正军佐理生活，称为“军余”或“ 余军”。

为了保证军队兵源不绝、稳定官兵安心服役，规定正军和军余都随军携带家室，一人在军全家随往。

《大明会典》明文记载：“有妻在籍者，就于结领内备开妻室氏姓年龄，著令原籍新属迸去完聚。

”没有妻室的则由政府予以婚配，每户家庭即以4口人计算，则明朝到贵州的军事移民就有80万人。

因他们大多居住在屯堡之中，世称“屯堡人”。

清：经济动因招来“客民”
移民大潮在清代再次涌现，但已不是如同明代那种通过政府行为组织前来“实边”的“屯民”，而是在经济利益驱使下招来的自由移民。

因为前代移入的人已成“土著”，便把新来的人称为“客民”。

乾隆年间贵州巡抚爱必达在《黔南识略》中写道：“当经委员逐细编查，各属买当苗人田土客民共三万一千四百三十七户，佃种苗人田土客民共一万三千一百九十户，贸易、手艺、佣工客民共二万四千零四十四户。

住居城市乡场及隔属买当苗人田土客民一千九百七十三户，并住居城市乡场买当苗民全庄田土客民及佃户共四千四百五十五户。

”《黔南识黔》成书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上距“改土归流”不过20余年，显然只是“客民”移入的一个片段。

在此之后，客民大量进入原先为土司所管的边远地区，例如道光年间的《黔南职方纪略》记载：兴义府有客民二万五千六百三十二户，大定府有客民一万零四十八户，都匀府有客民一万一千零三十二户。

统计尽管不周全，但数十万客民在清代进入贵州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有关资料显示，客民大体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买当苗人田土”的客民，包括在乡间买当田土的客民和住在城市乡场而买当田土的客民，其中有些巨富竟可“买当苗民全庄田土”；第二类是“佃种苗人田土”的客民，即在
农村充当佃户；第三类是“贸易、手艺、佣工”的客民，这里有做生意的商人，有做手艺的手工业者，还有城市和乡场的“打工仔”。

显然，他们都是因经济利益驱使而来，有钱的来贵州购田置产，无钱的来贵州租种土地或打工，商人感到贵州有生意可做，手艺人也前来开设作坊。

这里有资金移民，有技术移民，也有劳务移民，他们亲戚相招，有来无去，与日俱增，给贵州经济注入一股新的活力。

土司地区，原先的土地是不准买卖的，未经土司允许，也不得擅自开垦。

封闭打破以后，土地可以买卖当典，土司、土目的也采取地主式的经营方法把土地租给无地的农民，逐渐由领主经济转化为地主经济，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

在移民较多的修文县，“汉民多于苗户十之八九；苗民不及汉庄十之二三，零星杂居依汉民为佃户”。

黔西县苗、汉各半，汉庄二百四十六，苗寨二百零九，有一千多户客民“附居苗寨”。

定番州虽属“苗多汉少”，但十八土司所管各寨，也有九百二十七户客民在农村买当田土。

兴义县原先也是“苗多汉少”，但自南笼起义之后，“土著之苗民日耗，流寓之客民日增”，以致“客民十居七八，苗民不过十之二三”。

土地自由买卖典当，采取招佃收租的方式，实际上是农村经济逐渐走向商品化的客观反映，是客民带来的
一种生机。

进入城市和乡场的客民，成为活跃城镇工商业的新生力量。

远道而来的客商自然有许多“生意经”，他们或开号设店，或进行长途贩运，或收购土特产外销，或在乡场上买进卖出，促进了贵州的商品经济。

来自发达地区的手艺人，他们不但设手工作坊，就地生产市场需要的产品，而且还招收雇工和徒弟，传授外地先进技术，这是清代贵州手工业比明代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

清代后期贵州各地出现了许多名优产品，例如仁怀的茅台酒、玉屏的箫笛、大定的漆器、贵阳的雄精雕刻、安顺的三刀(菜刀、剪刀、皮刀)等等。

南下西进支黔干部：建立新政权的骨干队伍
1949年，贵州解放，建立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同时迎来了一大批外省籍干部。

从省直机关到地方基层，从工厂到学校，外省籍干部成为各级领导的主体。

直到今天，他们的影响还广泛而且深刻地存在着。

这批干部就是冀鲁豫根据地南下支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西进支队的同志。

在渡江战役取得全面胜利之后，中共中央下达了解放全中国的命令，第三野战军直捣福建，第四野战军开
赴广东，第二野战军(以下简称“二野”)进军西南。

二野命令解放贵州的任务主要由杨勇、苏振华指挥的二野第五兵团担任，务必“于11月20日前攻占贵阳、黔西，尔后以一个军留置贵阳地区，捕剿散匪，维护交通，兵团主力则应于12月20日以前经毕节进击宜宾至纳溪地带之敌，协同三兵团作战”。

基于贵州在解放前党的基础十分薄弱，本地干部严重缺乏的现状，二野五兵团在接到上级命令以后，决定原先从山东菏泽南下的冀鲁豫干部，在完成建立赣东北解放区的任务之后，随兵团继续西进，接管贵州。

1949年9月中旬，由原冀鲁豫南下的全体同志、江西地下党的部分同志、原赣东北区党委所属各级干校(包括区党委革命干部学校、卫生学校和上饶、贵溪、鄱阳、浮梁四个地委干校) 的学员，以及江西解放后参加工作自愿西进的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共9331人(干部5771人、战士和公勤人员3560人)，正式组成西进支队。

支队负责人是：司令员傅家选、政治委员徐运北，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申云浦。

支队下辖5个大队，54个中队。

这支队伍9月25日从江西上饶出发，沿途队伍不断壮大，到达湖南邵阳、芷江时，干部总数为9841人，战士和勤杂人员4400多人，再加上支队在上饶出发前奉命到南京迎接二野南京军大分来贵州工作的
学员875人，战士300人，参加接管贵州的干部总数为10719人，加上勤杂人员，共15000多人。

他们成为接管贵州，建立全省各级人民党政机构的骨干。

18万三线建设者迁黔
三线建设是中共中央在特殊历史背景下采取的一项重大决策。

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初见成效之时，中苏关系破裂，撤走专家，逼还贷款，又经受持续三年的自然灾害。

60年代初，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西、北方边疆强敌压境，东部海峡对岸的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活动愈演愈烈，南方邻国越南正面临着美帝国主义侵略，整个中国已处在反动势力的包围之中。

以毛泽东为首的国家领导人认真分析国际形势，断定战争很难避免。

为了巩固人民民主政权，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本着早打、大打、打一场核战争的准备，中共中央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建设大三线的伟大号召。

贵州由于地处西南边陲的地理区位特征、山高林密洞多的地貌特征、能源、矿藏丰富的资源特征，被确定为全国三线建设的重点省份。

以铁路建设为先导，以国防工业为重点，使能源、钢铁、机械、化工工业相配套的三线建设在贵州很快铺开。

1964年7月下旬至8月中旬，中共中央西南局和国家计委在四川西昌召
开会议，强调了六盘水的基地建设问题，重申了此前已确定了061基地(航天工业)设在遵义地区、011基地(航空工业)设在安顺地区、083基地(电子工业)设在都匀地区等工程建设指挥机构的健全问题，初步勾画出贵州三线建设工业体系的布局蓝图。

1964年10月14日，冶金工业部开始将大连钢厂、本溪钢厂、鞍山钢铁公司的部分设施向贵阳钢铁厂搬迁，贵州三线建设由此开始。

从全国各地会集的铁路建设大军，从东北、华北、华东调集的煤炭勘探队伍，从上海、西安、重庆迁徙的纺织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从上海转移的电子、仪表、化工人员，还有来自四面八方的科技专家和工人陆续向贵州而来。

仅1964年到1965年，随迁职工和家属就达8.26万人，到1978年三线建设停止时，迁黔建设人员已超过18万。

这是解放以来贵州声势最浩大的一次外来移民行动。

潘治富、张正东主编的《中国人口.贵州分册》对此有较详细的统计。

仅贵阳、遵义、安顺、凯里、都匀的国防工业部门迁入人员(含家属)就有3.6万人，1965年六盘水煤炭基地从外省迁来生产建设者28850人。

(资料来源：刘学洙、史继忠，《历史的理性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