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英报刊阅读教程课文翻译之《three lessons from London》伦敦爆炸案启示录

Three lessons from London

伦敦爆炸案启示录

“基地”，这个名称近年来正在被人淡忘，至少在“9·11”事件后，美国对阿富汗发动战争取缔“基地”训练营后是这样的。但是圣战思想有一种特别强的凝聚力，它的追随者越过边境，让概念上的“基地”组织变得无处不在，却又无影可循，更多地成为了一种力量而不是一个具体的组织。男人和男孩们把他们的生命看得微不足道，却对死后的灵魂和来世抱有极大的憧憬。他们访问圣战组织的网站，在当地的清真寺里聚会，甚至拜访国外激进的伊斯兰教长，然后——好了，就没有人能说得清楚了。有些人回到了家，比如加利福尼亚州的洛代，有的到了卡萨布兰卡，有的去了伦敦——最近有逮捕到圣战组织嫌疑人的每一个城市。而其他人则到伊拉克加入了反政府武装。很多人被捉拿，被击毙，而另一些则决定在发动袭击前先隐蔽起来。因此，“基地”组织仍然是既可怕却又潜在着。

那些追查圣战者的人之所以无法预知下一次袭击什么时候，在哪里发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西方国家的反恐战争已经让“基地”组织的“领袖”们——甚至是本·拉丹（尤其是他）——丧失了有效的转移和通信能力。美国情报官员称，“基地”组织的75%的高层人员已经被击毙或逮捕。今日，法国恐怖主义问题专家罗兰德·雅克卡德就说，“大多数的武装组织是自发形成的，而非在“基地”的号召下才展开的。……他们当然不会等着法学家来批准他们去袭击平民。他们知道，他们原先拥有的就已经足够了。”这是一件“谁都能干”的事。

然而，在伦敦，在马德里，或是更早以前的卡萨布兰卡、利雅得以及巴厘岛爆炸案之后，我们确实掌握了更多关于“基地”组织的行动能力和行动趋势的信息。也许，要描绘出那些袭击发动者的清晰图像需要很多时间，但是伦敦7·7爆炸案所发生的地点、针对的目标和发生的时间却能多多少少为我们了解今天“基地”组织所带来的威胁的本质和它的变化趋势提供一些经验教训。下面是主要的三点：

启示一：恐怖之火燃烧到欧洲

伦敦7·7爆炸案提醒人们，现在的欧洲今非昔比，已是恐怖威胁的中心。部分原因是因为欧洲国家，如英国，有着接纳北非和巴基斯坦移民的传统。这些移民的子女们很多都没有工作，聚居在封闭的郊区或是市中心。在伦敦或巴黎自由放纵的氛围中，他们却经常感到孤独。一名隶属为“神圣战争”公司的作家皮特·卑尔根，在上周《纽约时报》刊登的《疏远与厌烦》一文中写到，英国16至24岁的穆斯林男性的失业率为22%。他援引了一份去年《星期日泰晤士报》得到的英国政府报告称，估计大约有1万到1万5千名英国穆斯林人支持“基地”组织或类似的组织。

他们是无业游民中的圣战者。“今天欧洲面对的是欧洲版的圣战”，巴黎法国情报研究中心主任爱立克·丹尼斯说，“这些年轻人生在欧洲，长在欧洲。他们看起来就像普通的欧洲人，说起话来也像普通的欧洲人，他们心中充满的愤恨和对种种暴行的正义感从某种意义上正符合他们所认为的欧洲的圣战。”虽然有证据表明3·11（2004年3月11日）马德里四列火车上的爆炸事件是由曾在“9·11”事件前参加过阿富汗“基地”训练营的资深极端分子策划的，但那些直接参与袭击的人却大多是已在西班牙居住了数年的摩洛哥人。

甚至在马德里爆炸案后，欧洲的反应依然迟钝。在3·11爆炸案后建立起来的欧洲恐怖主义事务所也只有区区3名雇员。直到去年，意大利的最高反恐官员斯蒂凡诺·丹布罗索还说，“我们只有在经常被袭击的情况下才会对反恐重视起来”。就在最近，英国人对那些在清真寺里散布仇恨思想的教长和狂热的教徒们仍然过分地纵容。“让英国当局相信他们正面临着严峻的本土化伊斯兰分子的威胁还需要数年时间”，一位最近退休的FBI反恐官员这样说道，“我记得1999年我到过那里，我们一个同事开玩笑说：‘如果你们不开始关注你们国家的极端分子，你们的皇后就得到爱尔兰去生活了。’但他们却并不觉得这好笑。”就在三月份，英国释放了一名叫阿布·卡塔达的被拘留者，他据信是“基地”组织在欧洲的精神领袖。英国人一直在严密的监视他，有半打的其他国家政府想要提审他，2003年他还被西班牙的反恐法官起诉。

对于美国来说，第二代的欧洲穆斯林才是安全隐患，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

是欧盟公民——。“作为欧盟的公民，他们符合美国免签证的条件，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对美国构成直接威胁”，尼克松中心，尼克松在华盛顿创建的外交政策智能团成员罗伯特·雷肯说，“那些已经成形的，在西欧发展的，并可为同时组织多次爆炸而进行调查，却不会引起怀疑的本土组织，可说是一个重大问题。”现在FBI没有任何关于“基地”组织核心分子留在美国的证据。可是一位美国高级情报官员称，美国的执法者们已对所谓的恐怖分子“潜在协助者”们采取了监视。这位官员说这样的“值得关注的个人”的数目少于100人。尽管这样，当FBI 负责人罗伯特·穆勒在今年早些时候，向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做报告时仍然说道，他在担心“潜在的美国激进穆斯林的招募行动正在转变……这种招募的过程不引人注意，并且，很多时候是自发的。而且激进行为往往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后才发生。”

启示二：恐怖敌人适应了新形势

时间，当然是对恐怖分子有利的。伦敦爆炸事件给我们的另一重要启示就是，虽然已经失去了决策和控制机制，恐怖分子却已适应了这一新形势。自从2001年12月在美联航的班机上，里查德·雷德引爆藏在其鞋子里的炸弹的企图被挫败后，圣战组织成员就开始回避一些硬性目标，比如飞机和政府大楼。相反，他们袭击夜总会，宾馆——还有交通轨道。新的恐怖组织发现即使在阿富汗这样的战争地区，花些钱在摩托车和卫星电话上，就会使他们袭击异教徒的目的更容易达到。

与外界隔绝的本·拉丹并不需要亲自授权去发动这些相对较小的袭击，他所要做的只是激励一下。“以前的对手都已经不在了”，一位德国安全官员说，“我们不再是对付（在阿富汗接受训练的）那一代人，一个互相认识彼此的紧密团体。我们现在对付的是一直很低调的新一代人。”一位法国官员补充说，这一代人正在“本土化地学习”，他们呆在家中，通过录影带和互联网，就能变成圣战组织的成员。有些激进组织传播的录影带现在甚至用英语拍摄或加上了英文字幕，如此一来，那些不懂阿拉伯语的西方穆斯林们就能看懂它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