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高等教育的发展特点及其启示_袁薇佳

台湾高等教育的发展特点及其启示
●袁薇佳
摘要台湾高等教育多年来坚持改革、推动教育普及，在落实办学自主权、探索去行政化、加强分类评鉴和提升管理绩效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

但是，台湾高校发展中也面临一些问题。

文章总结了台湾教育主管部门的管理理念、举措和部分高校的具体做法。

关键词台湾高等教育高校去行政化大学分类评鉴
作者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助理研究员（广州510420）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的高等教育发展注重传承与改革，注重借鉴与创新，走出了一条既有国际化办学特色、又符合自身文化传统的办学之路。

台湾地区高等教育在办学自主权、去行政化、分类指导和细节管理等方面的经验以及办学中存在的问题给大陆高校带来启发和反思。

一、台湾高等教育重改革、重普及
（一）高等教育改革举措频出
目前台湾教育面貌的形成，与“四一〇”教育改革运动密切相关。

1994年4月10日，台湾200多个民间团体、3万多民众走向街头，表达教育改革的诉求，提出了四项目标：落实小班小校，广设高中大学，推动教育现代化，制定教育基本法。

1994年修订的《大学法》确定了大学自治和学术自主的原则。

1998年起，开始改革大学入学方式，推行由高校主导的“申请入学”方案，改变“一试定终身”的弊端，探索实施推荐甄选和申请入学等多元入学制度。

2000年初，台湾出台了首部“大学教育政策白皮书”草案，拉开了台湾大规模高等教育改革的帷幕，其中一项重大措施即成立大学系统，鼓励高等院校整并，提升整体竞争力。

2003年，对《大学法》进行修正，授予“国立”大学行政法人地位，使大学组织运行更加弹性自主。

2005年，启动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大学校务评鉴计划”，积极推进大学评鉴工作，加强对大学质量的管控。

持续推进的评鉴机制使得高等教育呈现出由数量扩充向追求卓越、品质提升的转型态势，高等教育逐步由学究型转向兼顾社会服务功效，由精英教育走向普及教育，办学主体由单一走向多元，教育经营理念由管制走向开放。

（二）高等教育趋于普及
20世纪90年代以后，台湾高等教育在广设大学和多元入学等方面采取了系列革新举措，由此带来高等教育规模的快速扩增。

台湾高等教育的发展已从传统的精英教育转型为大众化教育，正趋于普及教育。

1994年启动大规模教育改革时，大专院校总数为130所，其中大学23所、独立学院35所、专科72所。

至2009年，大专院校总数已达164所，其中大学105所、独立学院44所、专科学校15所。

［1］根据台湾“教育部”资料，2014年，台湾已有大专院校159所，其中大学124所、学院21所、专科学校14所。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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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至2014年的20年间，大学数量增加速度最快，增加了101所，而专科学校明显减少，由72所降至14所，表明台湾高等教育在层次上有向高位发展的趋势。

台湾高等教育学生人数由1996年的678553人增加至2009年的1336592人，增长一倍多，高等教育的净在学率也从1996年的29.07%增加为2009年的64.98%。

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和大学入学方式的改变，台湾大学的录取率也逐年攀升，从1999年的59.83%到2009年的
75.48%。

［2］
二、台湾高等教育的管理模式和人才培养主要特点
台湾地区十分重视高等教育法制化、大众化、多元化、国际化建设，重视凝练教育理念、创新教育教学方式，优化管理服务模式，他们所倡导的办学理念和实施的管理举措，对大陆推动高等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注重依法办学，探索落实办学自主权
一是20世纪末以来，台湾高等教育不断推出改革举措，修订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形成了较完善的高等教育制度体系。

目前高等教育领域主要有《大学法》《空中大学设置条例》《私立大学法》《学位授予法》《终身学习法》《教育人员任用条例》《教师法》《大学评鉴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依据这些教育法律法规，各公私立高校订立自己的《大学组织规程》，明确办学者的职责义务、学生的权利义务、内部治理结构等，逐步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与治理结构。

二是授予高校更多的办学自主权。

台湾“教育部”通过修订法律和发布行政法规等措施，积极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

台湾《大学法》规定，“大学应建立教师评鉴制度，评鉴方法、程序及具体措施等规定，经校务会议审议通过后实施”，［3］授权各校自订办法，不订立、颁布统一的评鉴规范或评鉴指标与权重。

如，暨南国际大学根据自身实际，制定学校的教师评鉴办法，对教学、研究、服务及辅导三大项目的评鉴采用弹性比例，便于教师根据自身定位进行选择，并要求各学院根据自身实际制定更具体的评鉴指标和相应的工作指引。

（二）注重民主决策，探索高校去行政化
一是通过遴选方式产生高校校长人选。

台湾《大学法》规定，台湾各大学校长由各校组成的遴选委员会产生。

校长遴选委员会包括教师代表、行政人员代表、校友代表及社会公正人士。

经过多年发展，台湾高校的校长遴选机制已趋于成熟稳定（但是“公立大学校长遴选委员会之组织、运作及其他应遵行事项的办法”仍由“教育部”或地方政府确定）。

同时，高校可设副校长，由校长聘任，其人数、聘期及资格，由各大学组织规程自行确定。

例如暨南国际大学，就根据本校实际未设副校长。

二是扩大校务会议参与人员范围。

对比大陆高校的校长办公会议，台湾大学的校务会议虽然也是议决校务重大事项，但参加人员范围更广，并不限于校领导及机关部门负责人。

校务会议成员由校长、副校长、教师代表、学术与行政主管、研究人员代表、职员代表、学生代表及其他有关人员代表组成。

其中教师代表经选举产生，其人数不少于全体会议人员的二分之一，教师代表中具备教授或副教授资格者，以不少于教师代表人数的三分之二为原则，其余出席、列席人员的产生方式及比例，由各大学组织规程规定。

（三）注重定位和分类指导，打造办学特色
一是明确发展定位，彰显办学特色。

台湾高校林立，招生竞争激烈，因此，明确学校定位与发展愿景，塑造学校院系所特色，显得尤为重要。

台北市立大学教育行政与评鉴研究所教授兼台湾教育大学系统执行长王保进博士提出，校务的治理与经营要运用SWOT分析方法，明确学校的自我定位、校务发展方向、发展使命和愿景。

如，台中教育大学提出以“精致、创意、新视野”为理念，培养具有教师专业素养的师范生和具有职场专业知能的技术人才。

暨南国际大学提出以“诚朴弘毅，务本致用”为教育理念。

义守大学以“务实创新”为校训，“卓越永续”为办学目标，“全人教育”为理念培育人才，主要特色是注重实用，倡导知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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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高雄餐旅大学专注于餐旅相关专业发展，将学校定位为餐旅精英的摇篮、餐旅企业的关键伙伴、餐旅教育的新典范，倡导人文化、专业化、企业化、国际化的办学理念。

二是分类评鉴与奖励，引导大学分类发展。

台湾《大学法》规定：“‘教育部’为促进各大学之发展，应组成评鉴委员会或委托学术团体或专业评鉴机构，定期办理大学评鉴，并公告其结果，作为政府教育经费补助及学校调整发展规模之参考；其评鉴办法，由‘教育部’定之。

”［4］台湾从2011年开始把具体、实质的评鉴工作交给经合格认可的单位，包括台湾评鉴协会、中华管理科学会、中华工程学会等，使评鉴工作更加专业化。

目前台湾的大学评鉴分为两个体系：技职体系，其中包含行政类与院系所评鉴；普通大学体系，其中包含综合校务评鉴、通识教育与系所评鉴。

两个评鉴体系均为5年一轮，采取认可制。

同时，还通过分类奖励机制，引导大学选准侧重发展方向。

2005年始，台湾“教育部”以竞争性经费引导高教发展，有“迈向顶尖大学计划”“教学卓越计划”。

［5］前者旨在发展国际一流大学和建设顶尖研究中心，后者旨在鼓励提升教学品质，发展教学特色，推动改变高校重研究轻教学的风气。

（四）注重教育培训和国际化特色，科学推进师资队伍建设
一是注重将教师队伍评鉴与培训相结合。

台湾高校重视对教师的评鉴，因应形势变化鼓励教师进修。

义守大学的教师评鉴将教师分为三类：教学深耕类、临床教学类和教研并重类；同时，重视教学技能提升，对于未达到教学标准的教师，通过教学知能薪传委员会进行辅导、组织研习，并采取微型教学模式，让专家对教师授课录像（由学生录制）进行研究，提出改进建议。

台中教育大学鼓励教师进修、具备多专业特长，为今后的转型做好准备。

暨南国际大学对不同职称的教师有相应的研习时数的要求，学校的教师发展中心全盘掌握研习进展，定期发通知给教师，提醒研习时数完成情况。

二是注重提升教师队伍国际化程度。

台湾高校重视教育国际化的发展，在教育理念、信息交流、师生培养等方面都体现出鲜明的国际化特色，尤其是师资队伍的国际化程度普遍较高。

如暨南国际大学将“国际化”作为学校发展的四大支柱之一。

义守大学专任教师中有博士学位者近90%，这些教师取得的博士学位有相当比例是在海外高校获得。

暨南国际大学的教育学院共有教师43人，其中25人的最高学历是在海外高校获得。

（五）注重细节，不断提升管理绩效
一是加强规划实施中的过程监管。

高校都重视制定学校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对于规划实施过程中的监控和执行过程中的调整，台湾高校的做法值得借鉴。

暨南国际大学的中长程的校务发展计划由系所提供、学院汇总，秘书室（即办公室）统筹，形成的规划初稿由校外专家评审。

规划执行中，学校逐年检视达成情况。

义守大学建立了中程校务发展计划的管考电子平台，把一学年分为四期，管考平台的具体指标分为质化、量化两类，由学校研发处作进度统计，结果向校务会汇报；同时对进度进行分析，尤其是针对正负超过20%的，分析是否目标制定过松或是部门推动不力或其他因素，从而进行滚动性调整。

二是全方面加强应急管理。

对于校园安全事件，台湾高校较为注重对安全事件的预防和事件发生初期的及时报告。

义守大学在较高的楼房设置缓降梯，利于发生火警等事故的逃生；住宿生24小时随时随地都可联系驻校教官。

驻校教官在全台有统一网络，如学生在外地发生事故，可由当地的教官及时到达处理。

对于需要定时服药的学生，有勤工助学的学生定时提醒。

三是管理服务以生为本，注重科学。

义守大学的行政大楼一楼大厅，均是需面向学生的服务部门在此办公。

学生除在网络上申请服务外，不熟悉网络申请的学生特别是外籍学生，均可在大厅办理相关业务，快捷方便。

义守大学的资源管理注重科学化和信息化，晚上12点后，学生宿舍网络流量设置变更为只可上学术网站，不适宜玩游戏，比完全断网更以人为本。

教室的电源统一管理，已预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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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的教室才有电，课程结束前5分钟冷气关闭，课后10分钟电灯、电源等关闭，实现了真正的远程控制和信息化管理。

三、台湾高等教育目前存在问题及反思
台湾民众高度关注教育，教育紧跟社会脉动。

但是，台湾高等教育也存在不少问题，如评鉴制度的功利化和学校趋同化，私立大学以市场为主导、对地区关注和服务力度不足等问题。

（一）台湾的大学评鉴和教师评鉴制度仍需继续完善
台湾大学评鉴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经历了从学科评鉴到整个大学评鉴、从台湾教育当局组织评鉴到中介机构专责的发展历程。

1994年，台湾修订《大学法》，赋予台湾“教育部”从外部对大学进行评鉴的法律责任。

1997年，台湾试办大学校务综合评鉴，在协助大学确立发展方向和重点、保证高校教学素质和研究水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统筹的大学评鉴，在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学校不结合自身实际和发展特点，刻意迎合评鉴指标的现象，使得同类学校趋同化；面对校外评鉴，各校为评出好成绩，总会拿出好的学科给评委评鉴，而掩盖了真正有问题的学科。

此外，台湾地区为体现办学自主权，将教师评鉴交由高校自决，使得一些私立大学、职技学校为了扩大招生规模和提升就业率，将招生、学生就业等非学术性的行政事务内容也作为教学评鉴加减分的项目，使得教师出于功利目的去参与此类工作，一定程度上导致教师教学精力分散。

当前，大陆高校也一直在探索改进教学质量评价机制，笔者认为台湾和大陆均可参考美国的做法，对大学的评鉴不区分学校类型，由学校自行制定评鉴标准，评鉴结果由评鉴中心交校外专家审定，在实施2年－3年后，由专家小组评估执行效果。

（二）私立大学以市场主导为主，对地区的关注和服务力度不足
大学的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职能的发挥，无论是对于一个国家还是对于一个地区，都非常重要。

台湾的大学，特别是私立大学，其经费主要依靠生源数量，为了推进招生工作，呈现出强烈市场导向。

同时，为了对其所依托的财阀或集团的产业有助推提升作用，会出现过于注重自身的存在与发展，而对所在地区的关注和服务力度不足等问题。

对大陆高校而言，国家在2015年出台《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等法律法规，赋予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同等法律地位，从而推动公办和民办大学更加注重服务于国家地区需求，积极发挥大学的创新驱动和人才保障作用。

（三）大学录取率过高，导致生源质量下降和教育质量下降
笔者在台考察时，几乎所有高校都提到了台湾少子化的问题。

一方面是台湾少子化的趋势，另一方面是台湾大学教改后私立大学猛增，升学率迅速提升。

由于学校数量增加太快，用于支持高等教育的总经费不增反减，每所学校得到的经费自然减少。

许多大学惟恐招生不足影响收入，不断降低录取分数线，在几乎人人有大学上的情况下，大学筛选人才的功能不复存在，生源质量下降。

一些私立和职技类院校为解决生源不足的困境，许多教师还要肩负招生的工作，这对学校教学和科研的质量产生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台湾高等教育存在的这个问题也向大陆高校敲响了警钟，在高校发展的数量和质量上如何科学规划和监控，如何促进高校的分类发展，提升高校的整体竞争力，都将是我国在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背景下必须研究和解决的课题。

参考文献：
［1］［2］崔萍.近年台湾地区高等教育发展述要［J］．现代大学教育，2010（5）：99、99.
［3］［4］台湾“教育部”.大学法（华总一义字第10400153631号令）［Z］．2015－12－30.
［5］潘慧斌.台湾地区教育体系与大学概览［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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