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死而生--也论鲁迅、余华小说中的死亡意蕴

向死而生--也论鲁迅、余华小说中的"死亡"意蕴
死亡是文学的三原色之一，也是文学的永恒话题，对死亡的探寻尤其体现出作家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

鲁迅是“五四”时期开创先锋的大师，余华则是带有世纪末意识的先锋作家。

不同的人生经历及其对创作的影响、人物死亡的独特方式及对死亡意义的不同开掘、人物死亡场面的独特观察与叙述等方面的不同，使鲁迅、余华小说中的“死亡”呈现出不同的意蕴。

标签：死亡；鲁迅；余华；意蕴
生存与死亡是一对永恒的矛盾，也是人生的两极。

生因死的必然而显得更加珍贵，死也因生的可贵而具有更加深刻、更加神秘的意义。

因此，对死亡的思索，实际上也是对人生存意义、生命价值的探求。

而作为对一切都十分敏感和怀着崇高的人文理想的作家来说，生存与死亡这一人类普遍意义上的客观存在，也必然引起他们深深的思索，他们也力图在创作中表达对人类命运的独特认识和终极关怀。

在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鲁迅和余华作为他们各自时代的先锋，用他们独特的笔触建立起了各自不同的小说艺术世界，用人物的悲惨结局，对人生做着不同的探寻，启发着人们对人生、社会以及人类命运作进一步的思考。

本文试图对两位作家在小说创作中对“死亡”意蕴的不同开掘进行对比，进一步探讨他们创作的独特性。

鲁迅作为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出生并生活在灾难沉重的充满着“血的腥味”的旧中国，当时死亡威胁着每一位国人。

这使鲁迅看到许许多多人的死亡：他父亲因中医之误而病死，同乡前辈秋瑾、徐锡麟的被杀，刘和珍、杨德群等学生的惨死，殷夫、柔石等左联五作家的“暗暗的死”，还有自杀的阮玲玉、秦理斋夫人……在半个世纪里鲁迅都时时刻刻感受到了这些“尸体”的沉重，“这是20世纪我们民族的灾难压在她的最忠实的儿子心上的永远移不去的梦魇”[1]。

这些血的事实也促使着鲁迅从试图学医来解脱人们肉体上的痛苦，到坚决地弃医从文，来改变国人的精神。

因此，他的创作“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目的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2]。

也正如鲁迅所说：“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几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2]与此同时，鲁迅在现实中也始终受着疾病和死亡的威胁，这对他的思想、心理、情绪、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正如钱理群在《心灵的探寻》中分析的那样：“鲁迅不断地思考着生，议论着死，正是在与疾病和死亡的威胁搏斗中，他要从生理的痛苦，心理的重负中解脱出来，转化为对民族、国家、个体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地位的理性思索。

”[3]从客观上来讲，鲁迅在日本仙台学医的经历无疑也增加了他对死亡的生理上的认识和理性的把握。

因此鲁迅独特的人生经历，使他对死亡不仅有主观的心理感受，也有客观的生理上的把握，从而化作他心中激荡的感情，化作他笔下人物悲惨而又痛心的死亡故事：这里既有封建制度“吃人”的残酷，又有反抗而无所终的悲哀；既有对专制者杀人的血淋淋的事实的控诉，也有对国民麻木不仁灵魂的批判。

可以说鲁迅笔下人物的死亡，构成了中国人民在黑暗统治下多层面的凄惨的死亡历史，浸蘸着人民的血与泪，也包含着作者的血与泪。

而同样做过医生被称为先锋作家的余华，是在浙江海盐的一个卫生院待了五年之后弃医从文，走上了写作道路的他也再现了大量的人物死亡情景，这和作者独特的童年记忆有很大的关系。

余华曾在《现实一种》(意大利版)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对于死亡和血，我却是心情平静，这和我童年生活的环境有关。

我是在医院里长大的，我经常坐在医院手术室的门口，等待着那位做外科医生的父亲从里边走出来。

我的父亲每次出来时，身上总是血迹斑斑，就是口罩和手术帽上也都沾满了鲜血。

有时还会有一位护士跟在父亲的身后，她手提一桶血肉模糊的东西。

”另外作者还写到他家的对面就是医院太平间。

小时候在无数个夜晚，他都会被失去亲人的悲痛之声惊醒，还经常在炎热的夏季去那太平间里，来一个“美好的午睡”[4]。

在这种环境下生活的余华一直有种自己被束缚、被禁锢的感觉，他说他常常梦到自己滑到一个周围长满青苔的黑黝黝的井里，然后就是杀人，惊险追捕，于是梦想头脑怎样开花。

这种梦境常常缠绕着他，使他常常会莫名其妙地感到惊恐：走在狭窄的路上，他常常怕正常行驶的汽车会突然冲来撞着他；经过路口，他常常害怕遇到意外的阻挡。

这样的记忆、这种对生活的恐惧，慢慢造就了余华对人生冷酷的敏感，使他笔下的语言失去了情感色彩，也使他小说中的精神向度随之消失。

他用“个人精神上的真实”，用冷酷的笔调，把作品中人物的死亡描绘得那么细腻、逼真，让人读起来不寒而栗。

不同的人生经历成就了不同时代的两位“先锋作家”，然而余华写作了大量的死亡和暴力，扩张了人的欲望，最终也失去了深厚的生活基础，这也使得余华的创作只能是先锋，而不能成为像鲁迅的《阿Q正传》那样的经典。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鲁迅的人生经历成就了鲁迅的小说，成就了他的伟大；而对余华来说，他的人生经历成就了他的创作，也限制了他的创作，这似乎是余华的一个悖论。

鲁迅与余华的小说中都描写了大量的死亡，但是这些死亡都不是正常的生理上的自然死亡，而是非正常的非生理的死亡。

因此，这些人物的死亡就不仅仅是一种现象，而且是具有多重意蕴的艺术表达，但即使是写人物的非正常的死亡，鲁迅和余华也有很大的差异。

在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和《彷徨》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物的死亡有被封建礼教扼杀的，如祥林嫂(《祝福》)；有被封建科举制度毒害致死的，如孔乙己(《孔乙己》)、陈士诚(《白光》)；有被残暴的专制者杀害的，如阿Q(《阿Q正传》)、夏瑜(《药》)；还有被封建迷信思想和人们的冷漠害死的，如单四嫂子的儿子(《明天》)、华小栓(《药》)；还有被黑暗的社会环境和严酷的现实所扼杀的，如子君(《伤逝》)、魏连殳(《孤独者》)等。

这些死亡构成了我国黑暗社会专制统治下人民死亡的多层次的历史。

而鲁迅对人物死亡的这些叙述，“既反映了他对无数中国人的无端之死的痛惜，也表达了他对制造死亡的吃人社会的控诉与抗议，用他的话说即是‘正视淋漓的鲜血’，如此‘深味这非人间的悲凉’，这也惊醒人所住的并非人间，从眼前的种种人，种种的血腥和悲苦中，领悟到生存的艰辛和社会的残暴，从而‘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奋起为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利，为改善自己的生存境况而斗争”[5]。

可以说鲁迅借助作品中人物的死亡向封建制度发出了最尖锐的批判，给专制者以最激烈的抨击与诅咒，也对国民性的改造发出了最
深切的呐喊。

鲁迅的作品显示了那一代知识分子对社会批评的最高水平和对民族与人民命运的最深沉的关怀。

余华的作品更多地表现出来的是末日感阴影下人所感动的恐惧与残忍，充满了先知式的预言和对人生不祥征兆的感悟[6]。

余华曾在《现实一种》(意大利文版)“前言”中说：“为什么生活中会有这么多的死亡和暴力?我相信生活的回答将是缄口不言，像树叶一样早已飘落却始终没有枯萎的记忆。

”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很少看到人物死亡的深层社会原因，人物的死亡更多的是一种偶然甚至是宿命。

《河边的错误》中疯子用柴刀杀死了么四婆婆和另外两个人，是因为他“疯”，而马哲枪杀了疯子，许亮因为被怀疑而自杀，这里边更多的只是“杀／被杀”，人物死亡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只是具有文本内的逻辑。

《世事如烟》中更是弥漫着宿命的色彩：算命先生克死了自己的五个儿子，司机无法摆脱自己的命运而自杀，接生婆因为撞上鬼而死，灰衣女人似乎冥冥之中已经被汽车轧死，6的女儿死于非命，4和瞎子投江而亡。

符号式的人物及宿命的死亡几乎使人不忍卒读，因此在余华的作品中死亡的阴影和恐怖时刻笼罩在人物身上，可以说对死亡的叙述是余华和其他先锋作家的重要区别，也是显示其独特的感受力、想像力、创造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且余华试图站在人类生存苦难的高度，通过人物的大量死亡对人类的生存做形而上的思考，揭示出入在环境和命运面前的无能为力和难逃劫数的宿命的人生悲剧。

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他希望踏踏实实地表达他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感受。

这是一个没有温情、冰冷的世界，这个世界里没有血肉，只有单调的骨骼的组合；这是一个荒谬、夸张、疯狂的世界，这个世界里没有真正的理智，到处是分裂与异化，一切都阴差阳错地呈现一种荒诞的错乱；这又是一个不可知、不真实和无所依靠的世界，这个世界里处处是危机，无法有真正的自由与真正的生存目的，这个世界极其冷酷、冷漠、毫无生气，无法超越。

”[7]是尽管余华想从人物的死亡来表达对人性恶的认识，可“从人学的角度看，余华对人的‘恶’的本质的揭示，常常是以对‘人’的抽象化和符号化为代价的，这就使文学背离了‘人学’的传统，使文学作品流失了‘人’的血肉和生气”[8]。

他轻易地抹杀了作品中温柔的面纱，拒绝用虚假的现实形态为精神提供自娱的道路，他道出的只是如同绝望哲学家克尔凯戈尔所说的“永恒的沉沦”的一面，却未曾看到人性欲求中“永恒救赎”的一面。

因此我们在阅读余华作品的过程中，人物的死亡激不起我们的同情和思考，感受更多的是一种血腥和残忍、一种人性的冷漠。

所以余华的先锋创作和探索，也引起了很多人的批评。

由于鲁迅和余华对人物死亡意义的不同开掘，对人物死亡方式的独特把握，他们在对人物死亡场面的观察和叙述上也有各自的特点。

反过来，也正是两位作家对人物死亡场面的独特观察和叙述，才增加了作者对人物死亡意义开掘的深度，使二人建立了各自独特的艺术世界。

就鲁迅来说，他对作品人物的死亡描述往往从宏观上去把握，采用虚实结合的方法，并通过人物的死亡把故事和感情推向高潮。

在《阿Q正传》中，作者没有写阿Q被杀头的经过，而是写了他被杀前的心理感受：“阿Q没有说，他早就两眼发黑，耳朵里嗡的一声，觉得全身仿佛微尘似的进散了。

”这里把阿Q被杀前的心理感受和杀头的过程相结合，把个体的被杀和统治者杀人的事实相结合，一主一客、一实一虚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揭示了统治者的残酷和阿Q灵魂
的麻木，进一步深化了小说的主题。

而《药》中写夏瑜被杀的场面，作者也设计得十分巧妙：“老栓他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

静了会儿，似乎有点声音，便又动摇起来，轰的一声，都向后退；一直散到老栓立着的地方，几乎将他挤倒了。

”这本是写夏瑜被杀的经过，但作者却站在老栓的角度去观察看客们看夏瑜被杀的经过，这样的观察和叙述使夏瑜的死亡经过虚化，看客们和老栓的麻木被突现出来，深刻地揭露出辛亥革命失败的深层原因，达到了震撼人心的效果。

在鲁迅其他的小说如《孔乙己》、《祝福》、《白光》、《孤独者》、《伤逝》等篇目中也可以看到，人物的死亡过程是缺席的，但这种缺席却给我们广阔的想象空间和思考的余地，也把人物的悲剧命运推向了高潮。

这也似乎引起了余华的思考：“这就是我为什么热爱鲁迅的理由，他的叙述在抵达现实时是如此的迅猛，就像子弹穿越了身体，而不是留在了身体里。

”[9]
在余华的作品中，对死亡微观的细腻的描绘给人一种逼真的感觉，显示出了余华的非凡想像力。

表现最明显的是《现实一种》中老太大的死，作者这样叙述：
那天早晨她醒来时感到一种异样的兴奋。

她甚至能够感到那种兴奋如何在她体内流动。

而同时她又感到自己的身体正在局部的死去。

她明显地觉得脚趾头是最先死去的，然后是整双脚，接着又延伸到腿上，她感到脚的死去像冰雪一样无声无息。

死亡在她腹部逗留了片刻，以后就像潮水一样涌过了腰际，涌过腰际后死亡就肆无忌惮地蔓延开来。

这时她感到双手离她遁去了，可死亡已经包围了心脏，像是无数蚂蚁似的从四周爬向心脏。

她觉得心脏有些痒滋滋的，这时她睁开的眼睛看到了无数光芒透过窗帘向她奔涌过来，她不禁微微一笑，于是这笑容像是相片一样固定了下来。

在这里，余华通过老太太的感觉，把人死亡时微妙细腻的感受写了出来，使读者读过之后好像也经历了一次死亡，不寒而粟的感觉油然而生。

在另一篇作品《一九八六年》中，那位曾经做过中学历史教师的疯子把各种酷刑实施在自己身上，血淋淋的自戕场面被作者极度地渲染，看了让人目瞪口呆，而作者叙述起来却津津有味。

在余华的其他作品《世事如烟》、《古典爱情》、《往事与刑罚》中，对人物死亡的描述依然是那样细腻、逼真，叙述语调也如杀人那样冷酷。

同时余华也试图通过自己对人物死亡的独特叙述来表达他对人类内心暴力的深入思考，表达他对人类苦难的关注。

但是“冷漠的叙述语调，令人费解的叙述迷宫和难以猜度的语言迷津，所造成的阅读陷阱，却消解了生存苦难的意义，也使读者更关注于文体形式本身。

……血淋淋的暴虐场面也的确让人心惊肉跳，但是从外在的行为着墨，只给人以生理感官的刺激，而缺乏令人颤栗的精神创痛的展示”[10]。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余华正是从死亡场面的独特观察和叙述上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而同时他自己的创作和发展又被这些叙述所限制。

鲁迅和余华对死亡的描写与思考，蕴涵着他们深刻的人生感受和独特的生命体验，也包含着他们对民族和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怀，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高尚的人文精神和济世传统。

而从总体看，余华的创作是在鲁迅对“死亡”意蕴开掘的基础上进行的，然而从对残酷本性的挖掘到对宿命的探究，他所揭示的死亡意蕴既不同于鲁迅的“忧愤深广”，也不同于西方世纪末文学的狂热与绝望，而是充溢了
东方智慧式的静穆内省。

虽然在他的创作中还存在着不足，但余华却无愧于先锋作家的称号，他是一个对人间的残酷进行理智剖析的人，一如世纪初的鲁迅，而心中同样有着爱与温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中国文人最为可贵的精神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