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死而生--也论鲁迅、余华小说中的死亡意蕴

向死而生--也论鲁迅、余华小说中的"死亡"意蕴

死亡是文学的三原色之一，也是文学的永恒话题，对死亡的探寻尤其体现出作家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鲁迅是“五四”时期开创先锋的大师，余华则是带有世纪末意识的先锋作家。不同的人生经历及其对创作的影响、人物死亡的独特方式及对死亡意义的不同开掘、人物死亡场面的独特观察与叙述等方面的不同，使鲁迅、余华小说中的“死亡”呈现出不同的意蕴。

标签：死亡；鲁迅；余华；意蕴

生存与死亡是一对永恒的矛盾，也是人生的两极。生因死的必然而显得更加珍贵，死也因生的可贵而具有更加深刻、更加神秘的意义。因此，对死亡的思索，实际上也是对人生存意义、生命价值的探求。而作为对一切都十分敏感和怀着崇高的人文理想的作家来说，生存与死亡这一人类普遍意义上的客观存在，也必然引起他们深深的思索，他们也力图在创作中表达对人类命运的独特认识和终极关怀。在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鲁迅和余华作为他们各自时代的先锋，用他们独特的笔触建立起了各自不同的小说艺术世界，用人物的悲惨结局，对人生做着不同的探寻，启发着人们对人生、社会以及人类命运作进一步的思考。本文试图对两位作家在小说创作中对“死亡”意蕴的不同开掘进行对比，进一步探讨他们创作的独特性。

鲁迅作为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出生并生活在灾难沉重的充满着“血的腥味”的旧中国，当时死亡威胁着每一位国人。这使鲁迅看到许许多多人的死亡：他父亲因中医之误而病死，同乡前辈秋瑾、徐锡麟的被杀，刘和珍、杨德群等学生的惨死，殷夫、柔石等左联五作家的“暗暗的死”，还有自杀的阮玲玉、秦理斋夫人……在半个世纪里鲁迅都时时刻刻感受到了这些“尸体”的沉重，“这是20世纪我们民族的灾难压在她的最忠实的儿子心上的永远移不去的梦魇”[1]。这些血的事实也促使着鲁迅从试图学医来解脱人们肉体上的痛苦，到坚决地弃医从文，来改变国人的精神。因此，他的创作“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目的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2]。也正如鲁迅所说：“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几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2]与此同时，鲁迅在现实中也始终受着疾病和死亡的威胁，这对他的思想、心理、情绪、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如钱理群在《心灵的探寻》中分析的那样：“鲁迅不断地思考着生，议论着死，正是在与疾病和死亡的威胁搏斗中，他要从生理的痛苦，心理的重负中解脱出来，转化为对民族、国家、个体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地位的理性思索。”[3]从客观上来讲，鲁迅在日本仙台学医的经历无疑也增加了他对死亡的生理上的认识和理性的把握。因此鲁迅独特的人生经历，使他对死亡不仅有主观的心理感受，也有客观的生理上的把握，从而化作他心中激荡的感情，化作他笔下人物悲惨而又痛心的死亡故事：这里既有封建制度“吃人”的残酷，又有反抗而无所终的悲哀；既有对专制者杀人的血淋淋的事实的控诉，也有对国民麻木不仁灵魂的批判。可以说鲁迅笔下人物的死亡，构成了中国人民在黑暗统治下多层面的凄惨的死亡历史，浸蘸着人民的血与泪，也包含着作者的血与泪。

而同样做过医生被称为先锋作家的余华，是在浙江海盐的一个卫生院待了五年之后弃医从文，走上了写作道路的他也再现了大量的人物死亡情景，这和作者独特的童年记忆有很大的关系。余华曾在《现实一种》(意大利版)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对于死亡和血，我却是心情平静，这和我童年生活的环境有关。我是在医院里长大的，我经常坐在医院手术室的门口，等待着那位做外科医生的父亲从里边走出来。我的父亲每次出来时，身上总是血迹斑斑，就是口罩和手术帽上也都沾满了鲜血。有时还会有一位护士跟在父亲的身后，她手提一桶血肉模糊的东西。”另外作者还写到他家的对面就是医院太平间。小时候在无数个夜晚，他都会被失去亲人的悲痛之声惊醒，还经常在炎热的夏季去那太平间里，来一个“美好的午睡”[4]。在这种环境下生活的余华一直有种自己被束缚、被禁锢的感觉，他说他常常梦到自己滑到一个周围长满青苔的黑黝黝的井里，然后就是杀人，惊险追捕，于是梦想头脑怎样开花。这种梦境常常缠绕着他，使他常常会莫名其妙地感到惊恐：走在狭窄的路上，他常常怕正常行驶的汽车会突然冲来撞着他；经过路口，他常常害怕遇到意外的阻挡。这样的记忆、这种对生活的恐惧，慢慢造就了余华对人生冷酷的敏感，使他笔下的语言失去了情感色彩，也使他小说中的精神向度随之消失。他用“个人精神上的真实”，用冷酷的笔调，把作品中人物的死亡描绘得那么细腻、逼真，让人读起来不寒而栗。

不同的人生经历成就了不同时代的两位“先锋作家”，然而余华写作了大量的死亡和暴力，扩张了人的欲望，最终也失去了深厚的生活基础，这也使得余华的创作只能是先锋，而不能成为像鲁迅的《阿Q正传》那样的经典。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鲁迅的人生经历成就了鲁迅的小说，成就了他的伟大；而对余华来说，他的人生经历成就了他的创作，也限制了他的创作，这似乎是余华的一个悖论。

鲁迅与余华的小说中都描写了大量的死亡，但是这些死亡都不是正常的生理上的自然死亡，而是非正常的非生理的死亡。因此，这些人物的死亡就不仅仅是一种现象，而且是具有多重意蕴的艺术表达，但即使是写人物的非正常的死亡，鲁迅和余华也有很大的差异。

在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和《彷徨》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物的死亡有被封建礼教扼杀的，如祥林嫂(《祝福》)；有被封建科举制度毒害致死的，如孔乙己(《孔乙己》)、陈士诚(《白光》)；有被残暴的专制者杀害的，如阿Q(《阿Q正传》)、夏瑜(《药》)；还有被封建迷信思想和人们的冷漠害死的，如单四嫂子的儿子(《明天》)、华小栓(《药》)；还有被黑暗的社会环境和严酷的现实所扼杀的，如子君(《伤逝》)、魏连殳(《孤独者》)等。这些死亡构成了我国黑暗社会专制统治下人民死亡的多层次的历史。而鲁迅对人物死亡的这些叙述，“既反映了他对无数中国人的无端之死的痛惜，也表达了他对制造死亡的吃人社会的控诉与抗议，用他的话说即是‘正视淋漓的鲜血’，如此‘深味这非人间的悲凉’，这也惊醒人所住的并非人间，从眼前的种种人，种种的血腥和悲苦中，领悟到生存的艰辛和社会的残暴，从而‘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奋起为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利，为改善自己的生存境况而斗争”[5]。可以说鲁迅借助作品中人物的死亡向封建制度发出了最尖锐的批判，给专制者以最激烈的抨击与诅咒，也对国民性的改造发出了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