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实物研究对历史研究的意义和作用

浅谈实物研究对历史研究的意义和作用

——以文物为例

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实物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实物研究包括对古代遗物、遗迹进行描述与分类，对遗物、遗迹的年代作鉴定，并判明其用途与制造方法等，这些都是考古学者的基础工作。

实物研究对历史研究具有重要作用。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学者们所发现的古代石器都是经过磨制的“新石器”，尚未发现更为原始的打制的“旧石器”。1942年，法国学者彼尔特在索姆河畔首次发现原始的打制石器。1859年，英国学者伊文斯在英国西南部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打制的石斧，从而证实了彼尔特有关旧石器的说法。1865年，英国学者卢伯克根据希腊语中“旧石器”、“新石器”这两个词，创造了两个新的考古学术名词：Palaeolithic，即“旧石器时代的”，Neolithic，即“新石器时代的”，并以此来标志人类社会文化所经历的先后两个阶段。其后，又有学者将旧石器时代细分为早、中、晚三期。旧石器的发现和证实，使人们对人类的起源及其早期文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因而在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作为实物的一个重要代表，文物是历史学研究必不可少的重要资料。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古代石刻、壁画等，以及近现代重要史迹、实物和代表性建筑等都属于文物范畴。对文物的研究因此也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现以文物研究为例，浅谈实物研究对历史研究的作用与意义。

文物被利用于历史学的研究，发端于中国。而中国利用文物资料研究历史的历史已有2500多年，最早年代可以追溯到春秋末期。如史学家孔子即很重视历史文物的考查、研究和利用。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就更重视文物的考查、研究和利用。他在撰《史记·夏本纪》时就“上会稽、探禹穴”，写《史记·孔子世家》时曾“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峰”。记《史记·秦始皇本纪》时即多处引用秦始皇出巡时所立碑文石刻资料。在《汉书·艺事志》

和《汉书·鲁恭王传》中曾记载了汉武帝时鲁恭王拆除孔子旧宅，在墙壁中曾发现大批竹简。宋金石家已注意到古代青铜器、玉器和石刻的研究和撰书。而这一时期对文物学、考古学研究方面贡献最大的首推学者沈括(1031—1095年)。不过，过去研究历史，主要是依靠文献资料，这与当时缺乏文物资料有密切.关系。现代，特别是当代，要研究、撰写一部世界史、国家史（如中国史、美国史、英国史…）、专门史（如美术史、雕塑史、音乐史、艺术史、纺织史、宗教史……）都必须运用文物资料。此乃因文物具有证史、正史、补史的作用。因此我们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前撰写的《原始社会史》、《世界通史》、《中国通史》及各断代史和专门史都有必要重新撰写或修订。如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第一卷）就较范文澜所著《中国史简编》第一册的内容丰富的多，杜撰西等著的《中国原始社会史》基本用文物资料撰写而成的，又如王伯敏主编的《中国美术通史》（第一编）也几乎全系运用文物资料编写而成；再如杜继文主编的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佛教史》未能运用佛教文物资料，是该书的逊色之处。由此，可窥视文物学对历史研究至关重要之一斑。

文物作用是由文物价值所决定的。文物价值内涵丰富，决定了文物有多种作用。其主要作用可归纳为文物的史料作用、教育作用和借鉴作用。文物的作用首推史料作用，是无任何东西可以替代的，再加上文物本身具有不能再生的特点，因而文物的史料作用更有其独特性。

其主要表现在文物具有证实史籍记载，纠正史籍之谬误，补充文献记载的缺佚和为史前史研究提供实物史料等各种功能。文物的证史作用，主要表现在对史籍的证实。

文物的正史作用，主要是校正史籍中的语误，以订正史传。自人类社会步入文明社会门槛，就开始有文字记载历史。但在阶级社会里，由于文化为统治阶级和御用文人所垄断，所以当时所产生的史籍带有阶级偏见，往往出现记载与史实不符的现象。此外，有些史籍因被后人篡改或者有些残缺不全音经后人整理而失实等等。因此要究其正误就得依靠“记载”着历史本来面目的文物。文物的正史作用就是纠正史籍记载之谬误，订正史传，防止以讹传讹。

文物的补史作用，主要表现为研究无文字可考的史前史提供实物资科及填补史籍失载的历史。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入们是生活在漫长的无文字的社会里。

我们要研究天文字可考的史前史，只有仰仗于“记载“史前史的文物，即通过研究史前人类创造的文化遗存，来恢复无文字的社会，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原始社会。从埃塞俄比亚的阿瓦什河岸发现一具距今400万年的狼人造骸，表明人狼相揖别至晚是起始于400多万年前(有的专家认为起始于500万年前，甚至有人认为更早，这有持考古新发现予以验证)。以中国为例，其史籍之丰富堪称世界第一。不过尽管正史二十五史及野史和其他古文献，是研究中国史、断代史的珍贵史料，但由于正史及其他史籍，受阶级局限和当时条件、水平的限制，有大量支实(尤其是反映广大人民创造性的史实)未被载入史册而失传，还右不少史籍因种种原因而散失或被酒没。凡此，都必须依靠文物予以修正和补充。

文物作为证史、正史、补史的实物史料，其最终目的在于运用这些最能反映历史本来面目又可倍度强的资料，对历史进行翔实的研究，恢复历史真面目。研究通史、断代史和专门史，运用文物具有重要意义。就中国史而言，对西周以前的历史(尤其原始社会史)的研究，可以说基本土要依靠文物考古资料。如对通史研究，解放韧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第一册，由于当时缺乏文物考古资料，故战国以前部分就写得很少。随着文物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发现的文物资料日渐丰富，为郭抹君主编的(中国史稿)第一卷提供了大量新的文物考古资料，使该卷战国以前的篇幅大增，且大都是运用文物考古资料探就。而杜腥西等著的4中国原始社会史)更是运用大量文物考古资料。又如断代史研究方面。孙森著(夏商史稿》，也是充分利用了大量的文物考古资料，从而使著作的内容更加丰富、充实，也更具有可靠性。

文物作为有形的实体，为在一些专门史中的专门史的研究提供更形象、生动的实物资料。如艺术史中的建筑史、雕塑史、绘画史、服饰史等的研究，文物所发挥的史料作用是文献资料所发挥的作用无法相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