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唐长孺、胡如雷与20世纪中国学术史

陈寅恪、唐长孺、胡如雷与20世纪中国学术史

、唐、胡都是20世纪研究史的大家。他们身前后的声名与毁誉很不同，治学格与个人性格也差异很大，但放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去视，仍然可以从他们所从事的术研究中看到某种共同的东西，那是对于中国学术独特格的不懈追求。20世纪中国术史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理传统旧学与现代西学的关系，只不同的时期这个问题会以不同的方被提出来而已。陈寅恪、长孺和胡如雷都以他们各自的方式答了这个问题，从而留下了己在学术史上的地位。

先说陈寅恪。

在20世纪前，陈寅恪所面临的是如何理民族学术传统与来学术思潮的关系题。甲午战争以后，西学涌而入，“新史学”、话运动、文学革命，都在批判传中开辟了自己的道路，五四时期对统文化的否定更达到了一个潮。但是，有人否定传，就有人捍卫传统。20年代后就有一些人从反统到回归传统，梁启的《欧游心影录》、杜泉的论战以及“学衡派”的现都是其表现。此时步人史学殿的陈寅恪，自然也要回答一时代的中心问题。

陈寅恪二十多岁就任清华国研究院导师，与名满天下的梁启超王国维和哈佛博士元任比肩而立。但我们无须为地拔高或神化陈寅恪，似乎陈恪十四岁留学东洋、二十来岁游学美就已经抱着如何宏大理想和志愿，这未必入情入。出国留学当时是读书人向往的时潮流，陈寅恪只是“预流”者之。至于陈寅恪为何选择梵和佛典翻译文学、西北史地为己的主攻方向，因缘际会的能性最大。也许为晚清以来兴起边疆史地

研究风气所励，也许受到海外东方学究的影响，等等。当然，也可能陈恪觉得自己在这个领域能够取中西新旧学术之长而补彼此之短但是，陈寅恪在国外学的这身绝技回国并没有“用武地”，盖资料不足也，清华学研究院内响应者寥寥!寅恪转而治中古史有多方面原因。

陈寅唐史研究的名著当推《隋唐制度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元白诗笺证稿以及《金明馆丛稿初编、《二编》。陈寅如今已经成为学术经或标签。他睿智的片言只语不足以成为后来学者持自己观点的根据：你看，陈寅恪如此说；而且也为做翻案文章的提供靶子，以显示自己文章的“新价值”：你看，寅恪都讲错了。但是，寅恪真正的学术意决不仅仅是对某一具体问题作的研究结论，而在于开创中国中古史研究的新时。更进一步说，陈寅通过他的中古史研究实践，表了自己处理民族学术传统与来学术理论关系的态度和方法。家发现，陈寅恪论著的形式很统，提出的问题却现代，而处理问题手法则中西合璧，是传统与现代的合。陈寅恪试图创造一个扎根于国历史实际的学术范式和方法那就是他总结王国维所说的“二重据法”：“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之材料互相参证”。即在学术研究要做到考古与文献资料的相释证；中文与外资料的互相补证；西方理论、概念本国历史记载的互相证。这样的总结本身就是中合璧的方法论结晶。如说前两点主要表现为史料范围的扩，是对自古以来特别是乾以来传统考据学的总结、升和超越，那么关键的第三点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参证”，就表现为史观念的根本变革和更新，是一种旷未有的

全新的方法。因为，域外文献利用现代考古学方法的引和地下资料的发现，固然与方学术的影响难解难分，是，只有外来观念即理论、范式、念的引进并用之于解释传统史料，导致了近代史学区别于传史学的根本特征。陈寅恪运用文化观解释中国中古历史，试图构中古史学的新框架。所谓关陇团，所谓胡汉分野看文化不看血统都是引进外来观念参证中古史的尝试。陈寅恪说：“真能于思想史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1]这一种处理传统学术与外来论关系的正确态度和方法，使成为时代的翘楚!

再看唐长孺。

唐长孺比寅恪年轻二十多岁。他的究范围也是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与陈寅恪先生类似。唐长孺精力最充沛的20纪40—60年代，中国会的政治面貌和文化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家庭教养还是师承受业，唐长所受的都是旧式教育，但在盛年从事研究工作时却不能面对新社会的意识形态环境。因此对于他这一代知识分子言，如何处理好旧史料与新思想关系是个严峻的挑战。如说，陈寅恪那里“吸收输入外来学说”还是一个广泛的概念的话，么，在唐长孺这里就特定地被教化了的唯物史观，或说被苏联过滤了的“马克思主义所指代。如何处理这个特定的来理论与民族之本位的关系，是长孺那一代学者所须面对的课题。

唐长孺们确实在力学习唯物史观，他在1954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语》里说：“在研究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企图决历史上的根本问

题，必须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在这一方面我特别惭愧，从解到现在经过了五年的习，然而一接触到问题的质，面对着一大堆资料常常会束手无策，能作深入的追寻。”长孺这里流露的思想是很实的。一方面，真诚地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并用之于学术研究；另一方面又深切地觉得“学不到家。因为唯物史观用之于具体学研究，只能得其意而不随便贴标签。唐长孺不也不愿意削足适履，生搬硬套，以，有时会感到茫然知所措。这充分体现了唐孺襟怀坦荡，虽然不甘落后于时的潮流，但仍忠于自己的学术良知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受到陈寅的赞赏，陈寅恪收到赠书后回信对长孺说：“今日奉到来示与大著。恪于时贤论史之文不敢苟同，独颂尊著辄为心折。”[2]唐长虽然是“魏晋封建说”的支者之一，在这方面的理论探并不多。他晚年的作品《魏南北朝隋唐史三论》试图总结他于中古历史的一些理论考，提出了所谓“中国是一个亚洲的国家，奴隶社会带有亚的特征，封建社会也带有亚型特征”[3]，基本上只有结论而缺少论证。倒他对魏晋隋唐史的具探索，仍然娴熟地运用了实证研究法，很少“以论带史”。他的重要代作如《魏晋南北朝史论丛》、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唐书兵志笺正》、《魏南北朝史论拾遗》《山居丛稿》、《魏晋南北隋唐史三论》以及他散见的论文等，都体了微观入手、宏观眼的学术境界。他在这学术论著中显示的问题意识、研思路、论证方法，都是对陈恪同时代学者所提倡的引西学人中的研究理路的进一发展。所以，陈寅恪用“心”来表达对唐长孺学术贡的赞赏。融新旧学于一炉的实证研究，正是唐长获得中外学术界尊敬的一个重要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