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中国经济增长

理解中国经济增长

中国金融40人论坛顾问钱颖一“中国模式”涉及到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比较狭义，就是指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发展问题；另一个层面比较宽泛，不仅关乎经济问题，还包括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意识形态问题，甚至还有文化问题。这两个层面紧密相关，因为如果没有中国30年来举世瞩目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的其他方面也不会有人注意。

我主要谈谈狭义的层面——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解。从国际比较角度看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增长。如何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这个问题很重要。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的增长非常显著，确实值得我们的自豪。但我认为，如果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中国令人振奋的经济增长并非独一无二，它与其他东亚国家、地区发生的情况没有太大差别。

第一，就经济增长态势和性质而言，中国没有特别之处。过去30年，中国GDP平均每年增长9%是追赶性质的。增长快是因为起点非常低。从时间上讲，当一国还处于人均GDP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情况下，如果能够利用国际上已有的技术和生产方式，是可以实现持续高增长的。当然，并不是说所有落后国家都可以实现高增长，还要靠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推动，在中国就是改革开放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尽管我们追赶了30年，目前人均GDP水平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经济增速与人均收入水平呈反比，这是基本的经济规律。一个人7岁的时候，长个的速度和15岁的时候是不一样的，15岁和30岁的时候又不一样。所以，拿中国经济增速与发达国家比，就好比拿一个在青春期的人的长个儿速度与一个成年人比，完全没有可比性。我们应该跟同类比，与我们最接近的就是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我们总是说现在我们的经济增速是9%，但实际上韩国在1960年代、1970年代、1980年代也是9%。而且在环境资源方面，有些国家比我们要恶劣得多。所以看过去30年的数据，中国除了规模超大之外，就经济增长态势而言，没有什么特别的。

第二，就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而言，中国也没有什么太特殊的。我们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高投入、高储蓄，这些跟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情况都差不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除此之外还有开放、出口等等，粗看也是类似的，与其他国家相比并没有开先例。关于中国经济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有一个很粗的参照就是承办奥运会的时间，中国是2008年，韩国是1988年，日本是1964年，大致与各自经济发展水平相吻合。中国现在的平均发展水平也就相当于日本的1960年代、韩国的1980年代的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人均GDP的情况都很类似，甚至于现在中国人的感觉都可能和1960年代日本人、1980年代韩国人的感觉类似。

我之所以不局限于谈中国，是因为我很认同美国著名政治学家Seymour Martin Lipset 说过的一句话“Those who only know one country know no country”。意思是只懂得一个国家的人，他实际上什么国家都不懂。只有越过自己的国家，才能知道什么是规律，什么不是规律。

虽然中国经济增长的表面情况和东亚其他国家并无太大不同，但在深层次上还是有区别的。

首先，发展的起始点不同，特别是制度环境不一样。中国经济发展的起始点应该是1978年，当时还是计划经济，不允许私有制，意识形态很强，封闭程度非常高。在这样的环境下，发展经济要克服很多包括意识形态、体制上的障碍，而东亚其他国家并没有这样的障碍。直到今天，中国国有制经济的比例，也远远超过韩国1980年代、日本1970年代时的水平。因此历史是不一样的，它对后来的发展路径有很大影响。

其次，中国人口是其他东亚国家人口总数的3倍，经济体的规模远远大于其他国家，

导致经济增长的含义和影响也不一样。

再次，中国的政治、军事独立自主。直到上个季度，日本一直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其政治、军事并不完全独立，一直附庸于在美国之下。清醒地认识我们与别人的共同点和异同点是很重要的。在分析经济增长情况的时候，要分析出什么是真正的共同规律，什么是真正的特殊情况。

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与经济增长模式调整

如果用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来代表发展阶段，当一国人均GDP超过中等收入、世界平均水平之后，其经济增长速度必然要下降，这是基本的经济规律。未来10年内，中国人均GDP肯定会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真正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现在是低中等收入）。这对于人民生活而言是好消息，但同时，中国经济增速一定会下来，不可能再保持此前的速度。

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后会放缓，自然就引发了一个问题——经济增长模式的调整和改变。这个问题我们从1990年代就开始讨论，但在当时还没有那么紧迫，因为中国的发展阶段还没有到非要调要改的时候。但现在或很快这个问题就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了。我并不认同中国经济增长马上就要不行了，马上就要下来了的观点。经济增速下降会有一个渐进过程。所以我们也不能算出哪一天就要转变增长方式，而在这之前就不用转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和发展前景问题，需要从以下几个维度考虑。

一是时间维度。15年前，甚至10年前、5年前，平均来讲，调整经济增长模式的时机还没有成熟。未来10年，随着经济增长速度将放缓，我们将面临调整的挑战。

二是空间维度。中国太大了。有人说，中国既有像纽约那样发达的地方，也有像非洲那样落后的地方。不用走远了，从北京城里往外开车30分钟就可以看到很穷的地方。因为这种空间上的巨大差异，我们无法用单一的经济增长转型规律来衡量。有些地方还处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需要大量投入，把路修好，把水弄干净；而另外一些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地方，情况却完全不同。从空间维度看，中国不同于除了少数大国之外的多数国家。

三是市场维度。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总在强调全球平衡、再平衡的问题，对此我很怀疑。实际上，全球“不平衡”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必然。中国、印度、俄罗斯都在1990年代和21世纪加入到全球的经济活动中，全球可流动的资本和参与全球经济活动的劳动力陡增，一定会产生所谓的“不平衡”现象。即使金融危机过去以后，这种现象照样会存在，这是无法改变的一个基本事实。

四是政策和体制的维度。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有两大影响。一个影响是让中国的相对地位有所提高。例如我们的银行排到了全球前列，中国经济在全球的比重上升。这些显象指标都很好。另一个影响表现为那些潜伏在“水面”以下的事情，比如金融危机之后呈现出的政府干预增加、国进民退、社会矛盾加剧等。这些倒退外国人看不清楚，可我们国内的人可以看得更清楚。长远来讲，这对于中国不是好事。

如今是信息时代，信息很多。但是信息多反而难判断了。比如有好多新闻报道说自然灾害、上访、不安定因素等增多了。但我没法判断到底是真的多了还是少了，因为与过去不具可比性。过去没有互联网，出现灾害我们也不知道，过去的GDP也没有现在高。但是有一个指标还是说明一些问题。有调查数据说现在大学毕业生找工作，第一选择为公务员的超过60%。过去显然没有这么高。而且这是用脚投票，可信度很高。这个指标说明了一些问题。首先人是理性的，做公务员一定好处很多，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都想做呢？而且政府公务员的现金收入并不高，这就意味着政府部门的其他收入和权力的东西太多了。根据经济学家的观点，政府是从事再分配的，并不直接创造价值，甚至有可能是寻租的。通过年轻人的职业选择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未来走向。这个指标说明了一些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深层次的影响。

我的结论主要有两点：第一，中国经济增长并没有超出一般经济规律之处，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