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诅咒文献综述

“资源诅咒”文献综述

摘要：丰富的自然资源没有让人们变得富裕，反而使得人们越来越贫困，这就是所谓的资源诅咒。国外学者对于这一命题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资源诅咒在中国的情况。本文从资源诅咒的存在性，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以及如何规避资源诅咒三个方面对国内外的文献进行总结。

关键词：资源诅咒；资源型城市；资源型经济

丰富的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到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自然资源会为经济增长带来积极的正效应，自然资源是自然给予人类的“神赐天粮”。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却越来越多的发现自然资源为经济增长带来负效应。资源丰富的国家反而越来越贫穷，例如石油大国沙特阿拉伯，其人均GDP在1965至1997年间平均每年下降3%。同期间，伊朗人均产值每年下降2%，委内瑞拉每年下降1%，而尼日利亚则自从1960年独立以来人均收入基本没变。Auty将这一现象总结为资源诅咒假说。

国内外关于资源诅咒的文献颇多，本文拟从资源诅咒的存在性，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以及如何规避资源诅咒三个方面进行总结和评述。

一、资源诅咒的存在性

关于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负相关性，国外的学者在早期就做了很多研究。Neary和W ijnbergen (1986)、Gelb (1988)以及Auty(1990)。他们在政治或经济方面提出了一些可能导致这种现象的假说，并为以后使用跨国数据验证这些假说打下了基础。Berge(1994)使用土地和人口密度来衡量自然资源投入，并验证了其对经济增长及制造业产品出口的负面影响。此后，Sachs和Warner(1995，1997，2001)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对“资源诅咒”这一假说进行了开创性的实证检验。在Sachs和Warner(1995)这篇经典文献中，Sachs和Warner使用了跨国样本数据，研究了世界上71个国家1970~1989年的自然资源状况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自然资源丰裕度(矿产品出口占总产出的比重为代表性指标)，市场开放度、投资、经济制度等为主要变量，检验一国经济增长与其所拥有的自然资源之间的相关性，再次验证了“资源诅咒”的存在。

徐康宁（2005）通过构建一个以能源资源为代表的资源丰裕度指数，重点考察我国不同省份之间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结论表明，1978—2003年我国资源丰裕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普遍要慢于资源贫瘠的地区。并且用“资源诅咒”的四种传导机制对此现象作出了解释。

李昊邈（2008）以“资源诅咒”这一用来解释自然资源丰裕反而拖累自身经济绩效地区的理论为框架，分析研究了云南省在与国内发达省份在经济增长过程的比较中是否出现了“资源诅咒”这一现象。经初步统计研究文中指出:资源诅咒现象在云南省是可能存在的，当引入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其他采矿业之后，“资源诅咒”现象似乎更为明显。文章从资源经济学的视角突出了人均矿产资源对GDP的贡献，将其贡献从资源经济学的视角突出了人均矿产资源对GDP的贡献，将其贡献度作为新的资源丰裕度测算方式，突破了现有国内、外众多文献关于资源丰裕度的测量模式。并且提出了针对云南省的“矿物原料资源诅咒”的新观点。

王必达，王春晖（2009）通过一个两区域模型的三阶段分析,来证明“资源诅咒”的发生源自一个区域在增长初期所倚重的生产要素的选择,且这个选择以交易费用最低为标准。虽然自然资源丰裕区域最初的增长路径是完全理性和经济的,但因其在增长过程中不合理的制度及其变迁过程中恶性的路径依赖,从而被资源所“诅咒”。

邵帅，齐中英（2009）利用模型证明了我国能源输出型城市“资源诅咒”现象的存在。

他们在Romer的R&D增长模型基础上，将一个纯资本密集型的能源开发部门引入其中，并在最终产品生产函数中加入了能源生产要素,建立了能源输出型城市的四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对能源开发与R&D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市场竞争动态均衡分析及平衡增长路径的比较静态分析，为我国能源输出型城市遭受的“资源诅咒”现象提出了一种理论解释，即能源开发对R&D行为的挤出效应。

二、资源诅咒的原因探析

1.国外关于资源诅咒原因的探析

(1)“荷兰病”模型(Dutch Disease)

由于采掘业部门的急剧膨胀，传统的制造业部门发生了萎缩，人们将之称为非工业化或是“荷兰病”。Matsuyama(1992)用“联接方法”(Linkages Approach)构建模型分析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其基本结论是经济结构中促使制造业向采掘业转变的力量降低了经济增长率，其原因就在于这种力量削弱了具有学习效应的制造业的成长。Sachs&Warner(1995)正式使用“荷兰病”模型来概括Matsuyama模型，认为如果一国突然发现了某种自然资源或者自然资源的价格意外上涨将导致两方面的后果：一是劳动和资本转向资源出口部门，则制造业部门现在不得不花费更大的代价来吸引劳动力，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首先打击制造业的竞争力。同时，由于出口自然资源带来外汇收入的增加使得本币升值，再次打击了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这被称为“资源转移效应”；二是自然资源出口带来的收入增加又会增加对制造业部门产品的需求。但这时对制造业产品需求的增加却是通过进口国外同类价格相对更便宜的制成品来满足的，这对本国的制造业来说又是一个灾难，称为“支出效应”。

(2)寻租(Rent-seeking)与腐败

Torvik(2002)建立了寻租模型，认为自然资源的丰裕导致生产性资源分配的无效率，而增加了非生产性的寻租行为，从而催生了腐败，使经济增长缺乏充分的制度保障。在寻租模型中，一个基本假设是自然资源极易被统治者或社会上层精英们获得。而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名义上归国家所有，私人要想获得自然资源的开采就必须拥有政府颁发的进入许可证，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存在着相关法律不健全和产权安排不合理等原因，无疑会导致大量的寻租行为出现。同时，腐败严重扭曲了经济活动，因为贿赂行为是不能见光的，这些巨额的贿赂款常常难以被用于有效的途径。受贿者由于害怕事情的败露不敢将资金用在投资或资本市场中，而是常常将黑钱收入大量转移到国外，这种资本外流对一国的经济增长危害极大。

Bardhen(1997)指出“腐败不仅损害了资源配置效率，更重要的是抑制了投资和经济增长”，他认为与政府税收短期挤出投资不同，一旦私人行贿是为了获得进入许可证，那么这种行为将会长期抑制投资和阻碍经济的发展。Bardhen同时还认为，即使投资的数量不变，腐败也会使得资源租使用无效率。例如，本应该用于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被投资到政府官员私人的住宅，在GDP核算中这虽然也算作投资，但对于经济发展是无益的。

(3)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忽视

许多资源丰富的国家在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严重不足，Gylfason(2001)的研究已证实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倾向低估教育和人力资本投资的长期价值，因此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也相对少得多。原因在于:首先，资源丰富的国家资源开采部门本身对熟练或者是高素质的劳动力的需求严重不足。另外，资源开采部门本身就属一个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技术扩散效应受到严重制约。因此大多数人不愿意提高他们自己和他们孩子的受教育水平；其次，资源丰裕国家的政府和居民会过于自信，因而常常低估或忽视好的经济政策、好的制度、好的教育和好的投资等的重要性。换而言之，坚持自然资本是最重要资产的国家会产生错误的安全感，完全疏于对外国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积累。

(4)缺乏制度创新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