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东北民族关系研究的中外史料

【收稿日期】2010－08－06[摘要]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

研究我国明清时期东北地区民族关系史，仅凭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单方资料是不够的，必须广泛深入地发掘中外原始新资料。

其文献大体可分为三类：一为王朝官修典籍、档案；二是私著文集、笔记；三系金石碑刻、考察报告。

只有中外文史料相互印证，论著的结论方可允当。

[关键词]中外文献，中文资料，朝鲜文，日本汉字资料，俄罗斯档案[中图分类号]K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0）18－0010－04总第607期Sum No．6072010年第18期No .18,2010历史教学History Teaching 明清时期东北民族关系研究的中外史料徐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100871）改革开放30年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方针的指引下，如同其他学科一样，明清时期东北民族史研究也取得丰硕的成果。

然而，随着东北民族史研究的深入，一些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也不断出现。

如何解决这些新的问题？就必须将明清时期东北民族关系研究同东北亚区域史结合起来，从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宗教、文化等诸层面综合探析，阐述问题。

同时，要广泛地翻检中外文献，发掘新史料，方能深化我们的认识，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开拓研究新领域。

众所周知，史料是历史科学的基础，也是史学研究的前提。

离开文字的、实物、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资料，就不可能揭示扑朔迷离的历史真相，更谈不上学术的突破与创新。

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梁启超高举“新史学”的大旗，引进西方学术理论与方法，展开了对千百年来传统史学的一场大革命。

随之而来的，是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吐鲁番文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等一大批文献资料的相继发现，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运用王国维提倡的“二重证据法”，解决了许多重大的历史疑难问题，极大地促进了“新史学”发展。

陈寅恪在《敦煌劫余录序》中强调：“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

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

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

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1]这就表明学术研究主要把握两点：一是使用新资料，一是要有问题意识。

在20世纪初叶文化启蒙运动中，傅斯年推崇乾嘉训诂考据学，又吸纳欧洲蓝克学派客观历史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将史料提升到与史学同等的地位，主张“史学便是史料学”[2](p .338)。

这就说明史学先贤们对史料的高度重视。

因此，可以说发现和引用新资料是史学之树常青的首要条件。

西方学术理论和方法的传入拓宽了我国学人的视野。

深入研究我国明清时期周边民族关系史，尤其东北地区尚有不少是跨境民族，诸如蒙古、鄂温克、鄂伦春等，仅凭某一国家的单方资料是不够的，必须广泛地发掘中外文献新资料，这样方能使研究向纵深发展。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孟森先生研究满洲先世史，撰写了《明元清系通纪》《清朝前纪》《满洲开国史》等名著，就是比较充分地利用卷帙浩繁的《明实录》《清实录》《朝鲜王朝实录》，特别是征引朝鲜文献，理清了清朝先世活动的轨迹，订正了日本学者研究的一些舛误，拓宽了清前史研究的视野，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

吴晗研究建州三卫史，为补明代官私文献记载之不足，也利用《朝鲜王朝实录》中的丰富史料，辑录《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12册，由中华书局刊印。

日本学者研究东北满洲等民族问题时，除了依据中国资料外，也是较早地注重整理与征引朝鲜等国文献，出版了影响颇大的研究成果。

例如，稻叶岩吉的《增订满洲发达史》，和田清的《东亚史研究》，以及①池内宏编：《明代满蒙史料李朝实录抄》（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编影印本）15册，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年版。

韩国首尔景仁文化社1989年再版，更名《朝鲜王朝实录抄满蒙史料》。

池内宏的《满鲜史研究》，并记录出版了《明代满蒙史料李朝实录抄》15册①，这是研究东北民族史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

中外史学先哲广泛地利用中外资料撰写鸿篇巨作，为东北民族史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也为学人树立了效法的楷模。

明清时期记载东北地区民族关系的中外文献颇为丰富，中文资料概括起来可分成三大类。

第一类，王朝官修典籍，包括实录、起居注、会典、国史等政书，还有大量的档案、方志等。

如自《明实录》抄录成《明实录邻国朝鲜篇资料》[3]。

从《清实录》辑出《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赫哲史料摘抄》[4]、《清实录邻国朝鲜篇资料》[5]等。

《廿六史中朝关系史料选编》[6]、《中国正史中的朝鲜史料》[7]等已结集出版。

万历《大明会典·主客清吏司》记载女真、蒙古等民族，以及朝鲜、日本、琉球等国朝贡往来。

五朝《大清会典》及则例、事例均记载东北周边民族和国家的交往。

这里要重点强调的是档案新史料的利用。

辽宁省档案馆等编辑《明代辽东档案汇编》[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明清档案丰富，所藏明代档案已同辽宁档案馆藏明档汇聚一起，将千余件官府文书、簿册等，汇编成《中国明朝档案总汇》出版[9]，外交类内容，保存了《朝鲜迎接天使都监督厅仪轨》，比较翔实地记录了出使缘由、使臣头衔、往返途程、礼节仪式等，弥足珍贵。

一史馆以清档为主，其中朱批奏折和军机处录副两大宗档案，基本完成数据库建设，在该馆内网上可以快速检索相关的民族史资料。

该馆还陆续出版了此方面满汉文的资料选编，例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代刊布的《清代中朝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及《续编》，本世纪初印出满文档案翻译的《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全译》《清代鄂伦春族满汉文档案汇编》、《清宫珍藏海兰察满汉文奏折汇编》等。

第二类，私人撰述，包含诗文集、笔记、日记等。

明清时期关于东北地区的重要史料多辑入《辽海丛书》《续辽海丛书》《长白丛书》等①丛书中。

边官、使臣等留下的奏疏、塘报、文集、笔记、日记等都颇有参考价值。

如明万历年间边官、寓居辽海三十余年的郑文彬汇聚相关讨伐“虏寇”之事，参以己意，编纂《筹边纂议》8卷，续集1卷[10]，记述东夷、西戎、北狄、北虏情况。

此类边官文集资料颇丰。

清康熙时期4次奉钦差出使朝鲜的使臣阿克敦，将从北京抵达汉城的经过，彩绘制成《奉使图》②，每幅彩图上，配以诗歌，图文并茂，是一部优美的朝鲜社会生活的历史图卷，非常珍贵。

晚清时期，私人日记数量颇多，涉及民族资料不少。

例如，李豫等辑校的《韩客诗存》[11]是从晚清人诸人的日记、文存中辑录的史料。

如董文涣著《韩客诗存》、《韩客文存》《砚樵山房日记》等刊载的与朝鲜使者交往唱和的资料。

还要注意从诗词等文学作品中收罗资料，以诗文证史。

明人吴明济选编《朝鲜诗选》[12]，其中收入111位作者，340首诗，记述了朝鲜的社会风情。

邝健行等选编的《韩国诗话中论中国诗资料选粹》[13]，所选由高丽毅宗到韩国光复时期的56种诗话，绝大多数是朝鲜时代的。

这些资料凸现了中朝两国士大夫文化交流的密切。

第三类，考古资料、实地考察报告等。

如宗室盛昱踏雪勘查古迹碑文，汇集《雪屐寻碑录》[14]，其中收录朝鲜附清金氏家族主要成员的事迹碑文。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20世纪50年代，学界在全国展开了大规模的民族普查工作，搜集了大量的民族原始的影像、图片资料，撰写了多种调查报告，以及编纂了各类民族简史，其中包括东北地区各个民族。

我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蕴藏着许多尚未发现的有关民族关系的宝藏，仍然需要进一步广泛而深入的搜索。

研究东北民族史外国所存中外文资料，尤其要重视邻国朝鲜王朝的文献记载。

因为汉字很早就传入朝鲜，朝鲜自三国时期到朝鲜王朝，官私著述皆用汉字记录，汉字文献特别丰富。

加之朝鲜与明清两朝关系密切，官私文献多载中国诸多史事，可补中国文献记载之阙，而多涉东北地区民族问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朝鲜时代的文献也分成三类：一为官书。

《朝鲜王朝实录》《承政院日记》《日省录》《经国大典》《龙飞御天歌》《同文汇考》《万机要览》《备边司誊录》《通文馆志》《新增东国舆地胜览》等，这些卷帙繁多的编年体官书，较细致地记载朝鲜与周边诸多民族交往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宗教、人物等丰富的史事，提供许多新①三部丛书分别由辽海书社、沈阳古籍书店、吉林文史出版社印发。

②（清）阿克敦著、黄永福等校注：《奉使图》，辽宁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参阅拙文《清使阿克敦与〈奉使图〉》，《明清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

③王钟翰辑录：《朝鲜〈李朝实录〉中的女真史料选编》，见辽宁大学历史学系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七册，1979年印本。

鲜的史料。

例如，王钟翰从《朝鲜王朝实录》中辑出《女真史料选编》③。

朝鲜世宗时代的《龙飞御天歌》中记录了元末明初，居住朝鲜东北境一些女真部落首领的名称，与朝鲜关系等。

这对考证东北古民族迁徙、部族名号、及古地名等，此资料尤显重要。

郑麟趾受世宗之命，主持编修《高丽史》，这部纪传体的高丽史，以独特的视角，记载高丽与宋、辽、金、元、明北方民族交往，资料为多部正史所未载。

明朝出使朝鲜使臣与朝鲜接待官员之间唱和之诗，朝鲜王朝汇编成多卷本《皇华集》[15]，反映两国高层次官僚文人的文化交流。

已经出版多卷本的《朝天录》《燕行录》为朝鲜来华使者的记闻，内容涉及明清时期许多领域。

二是私著。

“丁卯虏乱”“丙子胡乱”等重大事变，朝鲜官员都留下较为丰富的笔记，不少是手抄本分藏于高校图书馆。

朝鲜士人文集数量可观，已刊《韩国历代文集丛书》三千册、《韩国文集丛刊》200册（另200册，2010年出齐）。

我国学人林宏刚等从中集录中国资料，主编出版了《韩国文集中的明代史料》（13册）、《韩国文集中清代史料》（17册）①。

檀国大学东洋学研究所从中国二十五史中辑出《韩中日关系资料集·二十五史抄》（上、中、下三册）②。

此外，还有大量的朝鲜族谱、姓氏大同谱等，反映东北民族的迁徙。

由明“九义士”冯三仕之后裔冯荣燮编辑的《朝宗岩文献录》三集（续集、后集）[16]，记载在朝鲜明朝遗民“尊攘之义”的活动，以及该国尊周的情况等，内容十分丰富。

三系碑刻文物。

仅壬辰倭乱纪念明朝将领功劳的《杨经理（镐）去思碑》等就有多块，《清太宗功德碑》（满蒙汉文、现立首尔市汉江南岸三田渡）等碑也为数不少，许多碑文收入《朝鲜金石总览》（上、下册）[17]等，均记载东北民族关系史事。

明末清初，中国商船前往日本长崎贸易，该国要求商人报告中国发生的事情，或交材料，或口述情况，方准通商。

后将此资料汇聚就形成了日本的汉文文献《华夷变态》③，其内容广杂，可作研究明清之际历史的参考素材。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学者在东北亚地区开展民族历史、古迹文物、地理山川等调查，发表大量的勘查报告，对研究东北亚民族史颇有参考价值。

例如，鸟居龙藏考察报告《东北亚搜访记》《满蒙古迹考》，间宫林藏《东鞑纪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