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的风格剖析

孙犁的作品以小说、散文集《白洋淀纪事》为其秀雅、隽永的创作风格的代表作，其中《荷花淀》、《嘱咐》等短篇作为现代文学史上负有盛名的篇章。

被文艺界视之为“荷花淀派”的主要代表作。

孙犁的小说以抗日战争时期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冀中平原和冀西山区农村为背景，生动地再现了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战斗情景。

茅盾说过：“孙犁的创作有一贯的风格，他的散文富于抒情味，他的小说好像不讲究篇章结构，然而决不枝蔓；他是用谈笑从容的态度来描摹风云变幻的，好处在于虽多风趣而不落轻佻。

”（《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
他早年所写的文章清新而隽永，对生活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向往，而晚年的文章则老辣纷披，对社会和世事有较多的鞭挞和批评。

他既写出了象《荷花淀》那样优美、抒情的小说，又写出了象“不自修饰不自哀，不信人间有蓬莱。

阴晴冷暖随日过，此生只待化尘埃。

”这样消沉、悲观的诗句。

孙犁的作品反差如此之大，以至于读他前后不同时期的文章对他产生判若两人的感觉。

这究竟是为什么？一个真实的孙犁到底又是什么样子呢？
孙犁曾经说过：“文艺虽小道，一旦出版发行，就也是接受天视民视，天听民听的对象，应该严肃地从事这一工作，绝不能掉以轻心”。

象所有现代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命运一样，作家的命运也和时代紧紧相联。

当革命一步步走向胜利并逐渐收缩知识分子言说的空间时，有的作家积极投身其间，有的作家在参与和退避之间犹豫徘徊，有的则保持沉默。

沈从文、孙犁当属后者。

如果说沈从文的沉默中饱含了太多的辛酸和无奈，那么孙犁的沉默则是以一种主动退缩的方式来守护自己的道德操守，尽管此中也有较多的无奈和被迫。

和沈从文的后半生一直沉默到死截然不同，孙犁“文革”以后，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不仅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而且一反过去唯美的创作倾向，对社会的不公与人性的险恶有较多的揭露批评。

比如他在《后富的人》一文中，对社会不公和由此造成的贫富悬殊曾有辛辣的讽刺和批评。

他通过一高级住宅处川流不息的拣破烂的外地人日常生活的描绘，特别是在一天清晨散步时遇见一个刚从一幢楼房的垃圾间出来，满身满脸是黑灰的外地来的小姑娘所带给他的心灵震撼，提出了这样的质疑：“国家已经有不少人，先富了起来。

这些从农村来城市觅生活的，可以说是后富起来的人吧。

”在《芸斋书简——致韩映山》的信中，他列举了一次因简单的答话，使人家认为受了挖苦，以至怀恨在心，结果当这个人后来成为文革中造反派的小头头时，并极尽报复之能事，“其用心之毒，手段之辣，几乎使我丧生”。

揭示了现实生活中人性的险恶。

2002年辞世。

孙犁的文学创作，开始于1930年代前期在北平求学时。

抗战时期，孙犁才真正进入一种经常性的创作状态，并以一系列别具风味的“抗战小说”而著名。

从抗战爆发到1956年，是孙犁创作的第一阶段。

1956年，孙犁因患严重的神经衰弱而长时间住院、疗养，基本上停止了文学创作。

这一停就是二十
多年，直到70年代末才又开始一个多产期。

晚年的二十多年，是孙犁创作的第二阶段。

2004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孙犁全集》，共11卷。

孙犁小说最擅长情景交融的诗意描写。

景物描写在孙犁小说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它不但在创造环境、创造气氛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且与人物的心境、情节的发展相契合，互映互衬，互交互融，相得益彰，相映成趣。

赵树理小说的可贵之处就在于：通过自己的审美加工，把混沌稚朴的民俗变成活生生的文学创作题材，具体深刻地反映了30年代到60年代太行地区的农村生活，为我们展出了一轴生动的农村风俗画卷。

赵树理小说几乎涉及了晋东南民俗的各个方面，举凡生产劳动、饮食居住、婚丧嫁娶、宗教信仰、民间文艺都有描写，最突出的有以下三个方面。

孙犁赵树理创作风格之比较
摘要：孙犁，赵树理是两位当代文学的代表人物，本文结合作品从取材，创作方法和语言特色对二者进行了比较，希望能够更深入的了解他们的创作特色也风格。

关键词：孙犁赵树理取材创作方法语言
在研究中，我们常将1949至今的文学发展成为当代文学。

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建立了人民政权，为这片饱受战争之苦，满目疮痍的土地带来了新的活力。

在此同时文学的创作也如雨后春笋纷纷萌芽，百家争鸣，各派斗艳，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在各种学派并驾齐驱时，荷花淀派和山药蛋派是更加引人注目的，他们的创作都带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呈现了一幅幅美丽的乡村风景，让我们更加清楚地了解在时代变化的影响下农民生活的变迁。

因此我们就两派创始人孙犁，赵树理在创作上的风格做一下比较。

两位是中国解放区文学中巍然并峙的两座高峰，在现、当代文学中也是各自独具风格、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的两位作家，他们在艺术上又是色彩非常不同的两面旗帜。

两位大师都在农村生活很长时间，对农民的生活更能了解，正是有了这些亲身经历，才能将笔下的人物描绘得栩栩如生。

但是两人的性格颇为不同，孙犁先生含蓄内敛，而老赵先生则幽默风趣。

所以在相同的大环境下两人的作品也会呈现出很大的诧异。

从取材上看，两者作品大都取于农村，是对农民的生活的真实反应。

但不同的是孙先生孙犁小说多以抗日战争中的根据地生活为中心，笔墨用于展现根据地农民( 尤其是青年女性) 勤劳勇敢的性格、深明大义的精神、细致婉转的心理，使小说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和优美的抒情格调。

作品《荷花淀》，以水生嫂在月光下编草席拉开了序幕，她在抗战初期毅然抗住家里的重担，让在外的水生全心战斗，之后自己又组织一群妇女投身战斗，与男人们里应外合取得一场场的胜利。

他所描写的战时环境下的人物
美是真是的，实在的，感人的。

而老赵先生的则以农村的中老年农民的生活为原型，创作出各种各样的故事情节。

《小二黑结婚》展现了一种乡野间的清新活泼的喜剧气象，其新鲜明朗的文风包含着前述文学观念的新调整，它融合了赵树理对乡村变动时期父子两代新旧精神风貌和命运的真切省察。

赵树理笔下的农村冲突已不再是明显的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政治、经济的压迫，而是表现为新的意识与各种封建意识残留的冲突。

在创作方法上的比较。

言为心声，语言是人物内心世界的直接透露。

利用对话，正是孙犁刻画人物的重要艺术手段。

他是一位写人物对话的能手，他善于通过对各种人物的深刻观察和细心剖析，运用简洁、明快、朴素、含蓄的对话，展示人物的灵魂，使人物呼之欲出，神情毕肖，给人以“神似”之感。

真正做到了“使读者看了对话，便好像目睹了说话的那些人。

”孙犁小说人物对话个性化的程度很高，他喜欢围绕一个中心事件，让大家议论、表态，通过语言的个性对比，刻画人物的性格特征。

孙犁小说在人物刻画上，重“神”而不太重“形”。

这不是说他不描写人物的肖像，而是说在人物肖像上他花费的笔墨较少。

他喜欢粗线条地勾勒人物肖像，不写则已，一写就让人物带着鲜明的性格登场，一“亮相”就闪射出性格的火花。

民族内容在老赵先生的作品中是通过很多方面反映出来的，而民俗的描写，在他的小说中是极为突出的，这也正是民族的精神面貌和生活面貌的真实深刻地反映。

在他的小说民族风格的创造中起到重要和显著的作用。

就《下乡集》来说，《登记》里的罗汉钱，说媒、走娘家，给我们以很深刻的印象；但赵树理并不是为写民俗而写民俗，民间习俗是通过他所反映的生活和他所创造的形象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

那些民俗和细节描写，还是所反映的时代精神以及所表现的民族性格，都使我们觉得非常亲切真实。

从语言上来说，孙先生总能以质朴的文字带来清新，隽永之感，他能够将诗一样的语言融入小说，绝少让人产生生硬之感。

茅盾说过：“孙犁的创作有一贯的风格，他的散文富于抒情味，他的小说好像不讲究篇章结构，然而决不枝蔓；他是用谈笑从容的态度来描摹风云变幻的，好处在于虽多风趣而不落轻佻。

赵老先生的全部作品中没有华丽词藻，更没有故意玩弄笔墨的成分。

他的语言都是一般人所能说得出的，附和说话人身份的。

它所起的作用之大，非一般语言所能类比。

例如《福贵》中的一段话：“‘伤养好了’银花说，‘以后不要到外边跑吧! 你看怕不怕?’他说，‘不跑吃什么?’夕银花也想不出办法，没说的只能流两眼泪。

”这几句话没加任何渲染，便写出了在那吃人的社会里穷苦人走投无路的真实情况，以及人物的心理状态。

其次赵老的语言是幽默的，并且发展了它便增添了一种健康而隽永的趣味，特别在那些喜剧性的情节中表现的更为突出，起的作用也就更大。

两位大师是当代文学史上的里程碑，他们带来的脍炙人口的创作深入人心，在做过这些对比之后，其实更应该看到他们身上所共有的东西，那就是对于文学的热爱与忠诚。